父亲三岁丧母，二十六岁丧父，三十四岁失去最爱的小儿子，四十五岁做生意受骗债台高筑，五十岁加入打工队伍，五十八岁退出，耕种至今。廖廖数语，道尽平生。

平凡人没多少故事，倒不缺事故。一次是煤气中毒，母亲发现的时候，他已人事不知。一次是触电，浇地的时候停电了，他爬上高压电线杆查看，忽然电线起火，一团火球从父亲身上滚过，在场的人都以为父亲必死无疑。都说他福大命大造化大。

父亲打工没出事故，也没多少故事。我不写，他可能都忘了。

二零零零年，父亲正式加入民工队伍。那年我刚刚大学毕业，工资只有四百多，而当时家里的外债有一万好几，几乎是个天文数字。蒸馍的生意也停了，原因有三：一是他们实在付不起那样的时间和力气了，二是利润实在微薄，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三是大房给了哥哥，现在住的小房转个身都难，铺排不开。

父亲干活挺麻利，但是善良而迂腐，胆小且轻信，别人几句好话就可换他一片真心，真至上当才后悔。但下次仍然如此。如果日子将就过得去，他是无论如何不去打工的。外面的世界，他有点儿怕。但是，小妹妹超生罚款，哥哥结婚彩礼，我的学费，只有出的没有入的。为了摆脱窘境，父亲曾尝试做了一次生意，却上当受骗，借来的本钱都搭进去了。况且，他这个年龄的，也有很多人已经开始打工了。经不住母亲一再鼓动唠叨，父亲终于出发了。

初次打工，不愿离家太远，农忙时必须回家，就随包工头去了百里之外的邻县修公路。带上一褥一被和单程路费。其它人也基本如此。理由是，带的多花的多，不带就可以省下。“穷家富路”，没这回事儿。

包吃包住。这是民工可以接受的底线。水煮菜，大窝棚。父亲曾描述做菜过程：一大捆豆角或者什么菜，不洗也不切，甚至都不解捆，放在大锅里煮。煮熟捞出，切几刀，洒上几勺盐浇上几滴油，每人一勺。天天如此，月月如此。那菜，只好闭上眼睛吃，不然就会看到大青虫，整条的或者切断的。牙碜不必说了。

父亲终于熬不住了。每天十多个小时的重体力活，毒日头下晒着，本已疲累难支，加之吃不下饭，于是开始上火，满嘴起泡，拉肚子几乎要虚脱。条件好一点儿的，去附近的小卖部买点咸菜、花生米等下饭。父亲和几个工人，一起去向工头预支一点工钱——民工的工钱，一向是年底结算的，不知谁定的规矩。几经讨价还价，每人拿到了五十元钱，总算可以隔三差五小小的改善一下生活。

窝棚名符其实，水泥地上一溜被窝。汗臭脚臭加上被子的馊臭，是所有窝棚统一的味道。没有电视也无娱乐，各自想办法打发睡前的闲暇。年轻的打纸牌喝点酒，他们不象老年人那么节省。有时吵吵架。父亲这一帮则聊聊天抽抽烟，谈谈古今，交流各自今年来年的计划。父亲爱看小说，一本破旧不堪的小说能让他开心好几天。但他开始眼花了，昏暗的灯光下看书总是很累。

父亲有个电动剔须刀，我买给他的。那可算奢侈品，每天早上大家轮流用，父亲因此而得到极大的满足。

他从不打电话。村里只有一部电话，离得还很远。只要没有噩耗传来，那就证明一切都好。秋收他们回来，放倒庄稼种上小麦，又走了。年关将近，他们又回来了，这回背着行李卷。

这之后是焦急的等待，等工钱。工头早就说了，到年就给，一分也少不了。但他们仍惴惴不安。互相串门，第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工钱，交流各自所得到的小道消息。有的说腊月二十八，有的说腊月二十六就能拿到。每一个消息，都令人兴奋又不安。该拿多少钱，每个人都清清楚楚。有多少天该拿十五块，有多少天是加班该拿二十块，一笔一笔都刻在脑子里呢。

好在工头所在的村子不远，每天总有人熬不住，上门催讨。回答千篇一律又千变万化：快了；马上到了；正在算帐……直到年三十也没拿到钱。这个年就有些灰暗。甚至有几个说：“敢坑我们，过了年去揍他一顿！”

正月初三，传来消息：可以领工钱了。消息比长了翅膀还快，父亲饭都不吃了，和几个邻居蹬上车子就走。母亲则停止做饭，翘首以待。一顿饭的功夫，父亲回来了，拿着犹带体温的七百多元钱。母亲笑得那么舒心，而父亲兴奋的说：“今年再去干一年！”

“今年”去哪里呢？有两个地方可以选择：一是去年的工地，另一个BJ的。母亲希望父亲还去老地方，去年的钱一分钱都没欠，比较保险。但父亲打定主意要去BJ。他说：“这十多年了我常常做梦，一梦就梦见天安门。我得去了，不然这个梦让我一辈子不安生。”父亲骨子里有点浪漫，虽然最乏浪漫的资本。打工挣钱，顺便逛天安门，一举两得。他又出发了，一被一褥，单程路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