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一年春天，我从郑州打电话告诉父亲，我已经离开单位，回到母校，准备用将近一年的时间，复习考研。父亲愣了，显然没料到我来这一手。这么大的事，连个招呼都没打。但是他对我这种独断专行并不陌生：中考填志愿，高考填志愿，找工作，找老公，人生大事一向都由我自己搞定。决定考研，我也从来没想过征求父母大人的意见。

我告诉父亲，暂时不能给家里寄钱了，但是研究生毕业后，我能更好的帮助家里。空头支票开的有点远，差不多相当于期货了。但是，父母亲一向尊重我的决定，扯后腿的话一句都没有，只是叮嘱我吃好喝好，注意身体。

考研的念头，其实去单位不久就有了。单位地方偏僻，几近文化沙漠。单位状况也不好，找不着活儿，有两个月工资都没能按时发。这些我没跟家里说过，他们不知道深存我心的危机感。单位每况愈下，我要跟着它苟延残喘吗？本地人似乎还能找到退路，在镇上开个店或者找个活，而我和男友（考研时已升格为老公）两个外乡人，甚至连当地方言都听不懂。如果生了小孩，那就被钉死了，彻底不能动弹了。趁着年轻没有拖累，得抓紧时间再走一步。

可是，这一步怎么走？两个人，两眼一抹黑。想过的出路有：攒点钱，到镇上开一家打印店；回山东老家，开个浴池；倒腾地方特产，把广西特产弄到甘肃去；考个证书，重新找工作；考律师；考研。后来慢慢理清了思路：两个人不能同时离开，至少得有一个人继续挣饭票。我先走，他无后顾之忧再走。大学不能白读，开店、开浴池、倒腾土特产，暂不考虑。考证书和考律师，不知该如何下手，而且我从未学过法律。最终只剩下一个选择——考研。

其实我早就开始背英语单词了。但是，上班不方便，下班又想玩，有一搭无一搭的，三五年也未必能考上，而时间在悄悄流逝，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就这样，春节过后，我向总队长递交了请假条，大言不惭——要继续读书深造，特请假十个月。单位对我不赖，顺利放行，包括后来给我开同意报考的证明，离开时转户口档案各种关系，未设置任何障碍。老公千叮万嘱：“一定要认真学习，周六不要浪费时间看电影（学校每周六晚有免费露天电影）。今年考不上，明年再继续！”风萧萧兮易水寒，这一去，回头难。

那一年，是我这辈子最拼的一年！住在学生宿舍（先后搬家近十次，说起来又是一把辛酸泪，后文详述），早晨七点起床，八点之前进教室；十二点吃饭，下午两点半进教室；晚上六点吃饭，七点半进教室，晚十点回宿舍睡觉。平均每天自习时间约十小时。天天如此，月月如此。

持续了半年左右，累了。战线拉得太长，神经绷得太紧。学习效率开始下降。到临考时，状态已经相当糟糕，看不进一页书。考试的前一天晚上，看了一晚的小说，才算没有崩溃。如果再让我考研，六至八个月足矣。但是当时，我是孤注一掷，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虽然老公说“大不了明年再来一次”，可如果真的再来一次，时间成本、精力成本、经济成本，不敢想象。

还好，人努力天帮忙，虽然后期状态不佳，仍然过线了。老同学从BJ打电话告诉我分数，真是欣喜若狂！和我一起散步的朋友夫妇分享了我的狂喜——他们是真的为我开心，也是离开陇西后我最怀念的两位朋友。打电话给远在XJ的老公，他在电话那头高兴的说不出话来。

经过那一年的学习，我就再也没害怕过学习。我开给父亲的支票，后来终于去掉“空头”二字了。

再说说搬家。那一年搬家次数之多，成为难以磨灭的回忆。

向单位办理了请假手续，我就只身回母校了。带了被褥和衣服，带了四千多元钱——那是夫妻共同财产的一半，就出发了。还好，母校还不陌生：班主任还在，愿意帮我找宿舍；大学同学有留在郑州的，为我提供帮助；我亲自接待过的低两级三级的老乡还在，对我很热情，有的也在准备考研。这也是我选择回母校复习的原因。在单位那个小镇，报名、买参考书，都得去兰州，而且通讯不发达，手机还是奢侈品，甚至错过报名也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