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真别嫌贵，明天就二百了。”

罢了，认了，总不能在大连过年吧。

王含章道：“什么时候发车，我走。”

“马上就发，已经三个人了，再凑一个就走。”男子乐了，拉着他走了三、四百米。在一条小道里，静静地停了一辆雅阁。

王含章上了车，车里已经有了两个人，靠在座位上打盹。

既来之则安之，王含章拉开后车门，坐了进去，也不言语了。大概过来半个多小时，一个小伙子坐了进了，王含章出了一口气，可以走了。

可司机还没回来，又过了半个多小时，又来了一个拿着行李的大叔，前面座位的人开车门走了，大叔坐在了前面。

王含章明白了，这是用来忽悠自己的，让自己感觉快要发车了，可是车上永远都是缺一个人。那自己上车时的另一个人是不是骗子？王含章怀疑的目光看了过去，那个人对着王含章笑了笑，拉开车门也走了。

MD，我竟然是他的第一个客人，人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啊，套路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一直到了下午四点，司机带着最后一个顾客回来了，王含章在车上已经睡了两觉了。

车开了，王含章忍不住了，说道：“师傅，我是你第一个客人啊，早知道我就坐前面了。”

司机道：“坐前面，你们一百五，坐前面二百。”停了一下，又说道：“一会走高速，一人加二十。”

从上车到现在已经坐了三四个小时的王含章快出离愤怒了，但看着其余三个乘客，一脸的麻木，似乎对此习以为常。王含章也沉默了，这不是一个高明的骗术，却让他无话可说。

他又能怎么办？理论一番？又能有什么用？

二战后马丁尼莫勒牧师曾经撰写了这样一段碑文：“当初他们杀共产党，我没有作声，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后来他们杀犹太人，我没有作声，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再接下来他们杀天主教徒，我仍然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最后，当他们开始对付我时，已经没有人为我讲话了……”这是二战时期欧洲知识分子心态的反映。这也是面对很对不公平社会现状时，老百姓的正常反映。

王含章想自己什么时候也成为其中之一了。

也许这代表着他成长的一部分。他会判断得失、他会计算成败，他会趋利避害，他突然有些不喜欢这样的自己了。

车一直以一百五十迈的时速在高速上跑着，也就二个多少小时到了安东，王含章付了钱，没有和司机多说一句话。

好了，回家了，忘记这个不高兴的旅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