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拆办主任也不着急，安排人天天上门讲政策，进不了门不要紧，每次都做好记录、拍好照。累积了一段时间，他把这些谈话记录装订成册，有厚厚的一摞。

在一次全市征拆工作评点大会上，征拆办主任拿出这本谈话记录册放在桌上，“我这个主任无能啊，连市里某个科长的工作都做不通，协商上百次都不能达成一致，我辞职算了。”

市长当然发火了，当场发话：“公职人员不能带头支持征拆工作的，都回家休息去。”

于是第二天，这个科长就腾房了。征拆办在第一时间张榜公示了这户的拆迁情况：面积、人口和补偿款数，都写得清清楚楚。

人们都不愿做第一个，也不愿做最后一个。签下了这一户，接下来就可以签一大批，剩下的钉子户非常少。

让崔国波意外的是，启明市开发区征拆办居然只是自收自支性质的事业单位，也就是说，征拆办完全没有财政拨款。

完成相应的征拆任务才有征拆经费和奖励。不过，随着拆迁规模的扩大，征拆奖金也越来越多。

在一个人均工资不到两千无的城市，征拆队员的平均月收入都在上万元。

崔国波发现，他来到征拆办不到半年，同事从40个就急速增涨到120个。

三天两头进新人，通讯录还没印出来就又有增加，于是征拆办进入了一个鱼龙混杂的时代。

经过了解，有的同事初中毕业就开始学拳击，过去在广州地下拳庄打黑拳，一身肌肉喷薄欲出；有的同事通过卖保险结识了领导夫人，走“手帕交”（闺蜜）路线转行而来；有的同事当过群演；还有的同事过去是调酒师、二手车中介、流水线工人……

刚开始，还算正直的征拆办主任对这种情况还怒气冲冲：“就眼红征拆办的这点奖金，钻山挖洞地过来！”

后来他实在顶不住各方面的人情关系和压力，索性眼不见为净，安慰自己：“反正是临时工，搞完这个项目就让他们走人。”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征拆办主任还有他手下几个副班主任的小姨子、小舅子、外甥等各路亲戚，也都纷纷进来了。

既然大家都这样做了，索性照顾一下自家人。张峰明白，这就是规则被玩坏造成的恶果。

既然各个领导的亲戚都来到了征拆办，，征拆办主任便在一次会上说道：“征拆办的每一个人都是家人。不论有编制也好，临时工也罢，待遇发放上，都要一视同仁。大家做的工作都是一样的，我们不能让临时工寒心。”

有一段时间，传说要对各类事业单位的超编、超使用人员进行清退，征拆办主任还在会上安慰大家都不着急。

只是，征拆办主任在一次醉酒后说：“请神容易送神难啊。”后来，崔国波才知道，征拆办主任兄弟姐妹五人，当年是举全家之力供他读了书。现在，他要对这一大家子的生活负责。

不过没多久，市长决定要对市里的几条交通干道进行拓宽一倍，于是新一轮征拆又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人员清退一事也就不了了之。

征拆办主任一喝酒，话就多，有时一顿饭可以吃两个小时。

“征拆对老百姓有时候是不公平，但我们都没有办法，哪怕政策有不合理的地方，我们也不能和拆迁户讲……既然做了这个事，只能尽我们所能去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