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其位，谋其政，从其他朝代的高官来看，他们很注重维护“规则”，因为规则是他们制定的，纵然有一定可能被对方利用，但这份规则也保护着他们自己。

这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明朝的官僚，明世宗嘉靖皇帝是外藩入继，为了稳固自己的皇位，也为了摆脱孝、武二宗的阴影，而发动了大礼议，不愿以明孝宗为皇考，而是希望将自己的父王追认为皇帝。

这种行为无疑是不符合儒家伦理的，就算是汉世祖光武皇帝自己马上打下的江山，最终还是得追认汉元帝为皇考，而不是追认自己的父亲。因为他皇权的合法性来自先代皇帝。

嘉靖帝这种行为已经是更立皇统了，而他本人则是被大臣迎奉的外藩，这般作为自然掀起了巨大的风波，自内阁首辅往下，纷纷抵制这道“乱命”，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嘉靖皇帝大获全胜，自内阁首辅杨廷和往下数以百计的官员被罢黜、定罪，其父兴献王追认为恭穆献皇帝，嘉靖帝彻底收归了皇权。

若是纵向来看历史，这一幕无疑很像汉灵帝继统之时，拥立派中发生了争执，窦皇后等外戚与士人希望彻底清除宦官，而宦官则挟天子而重。区别则在于从史书来看，灵帝由于年岁尚幼，此时并非掌棋之人。

再对比两边大臣的行为，大汉王朝的大臣们无疑是“武德充沛”，大名鼎鼎的太尉陈蕃，七十多岁的老头子，在事败后拉上学生和门客，直接就抄刀子冲击皇宫，试图夺回灵帝，诛杀宦官。

而大明王朝的士人们则显得有些“费拉不堪”，一群人在大门前哭哭啼啼，高喊着“国家养士百五十载，仗节死义，就在今日。”结果就是翘着屁股让人廷杖，完事后一叶扁舟放逐云南，再来一曲《临江仙》，结果还成了《三国》的代言词。

可若是从官员的本身素养来说，大明王朝的士人无疑是有充分自觉地，他们也会为自己谋利，会与皇权争执，会谋划诛宦诛逆，但徐阶不会点齐府上家丁去砍了严嵩全家，杨廷和也不会亲自抄家伙弄死张璁。

因为他们的身份不允许，试想一下国家重臣说不过别人，就直接亲自带兵光明正大的进行物理消灭，这会有多么可怕的影响？

暗杀虽丑，终究还有层遮羞布。

更何况重臣也是两个肩膀顶一个脑袋，人被杀就会死，他们也不例外，没有规则保护的情况下，三尺青锋，一介匹夫，便能取了他们性命。

汉王朝的高官重臣们则大多没有这种自觉，或许是春秋任侠之风尚存，又或许是文武分界太模糊，这些官员一个比一个豪放不羁，尤其是李膺是边塞战功打出来的司隶校尉，是能吓得羌人丧胆的名将。在他看来，杀个人和杀只鸡也没什么区别，更别说被杀的人从道德上来讲确实是个该死之人，李元礼自然认为这是践行道义的义举。

而这般行为，在士人看来自然是拍手叫好的壮举。一则是为亡魂昭雪，二则是打击了宦官的党羽，告诉那些人，别以为勾搭上宦官就可以为所欲为。

然而桓帝的反应出乎他们的意料，如飓风般袭来的党锢之祸一扫而过，把李膺这些出头鸟全部打翻在地，也由此拉开了近二十年乱政的帷幕。

李膺或许是一时义愤，却是将屠龙宝刀递给了阉竖，正是杀机一发，遗祸无穷，

恰如刘备所言，若李膺是一介游侠，这种行为虽然不容于法理，却是足以被称为义士的壮举。但李膺是朝廷高官，他所考虑的应该是大局，这很冷酷，很无情，但却是政治的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