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呈现出流寇式的运动式作战特点，其根本原因和粮食、兵员有关，农民军要想活下去就必须获得用来吃的粮食和用于对抗明廷围剿的兵员。

缺一不可，而要想实现这个目的，建立根据地就是自寻死路，反而必须通过不断的流动作战才能活下去开端：打粮与起义

陕西起义:从天启七年至崇祯二年。

众所周知，明末农民大起义爆发于天启七年。

这就是这一年，陕西西安府、延安府、山西平阳府出现了严重旱灾。次年崇祯元年，旱灾区进一步扩大到到陕西凤翔府、巩昌府、延安府、榆林卫，山西太原府。

大同府，北直隶真定府、河间府、保定府与宣府镇。

这对明朝而言是非常致命的，因为这些地区也是明代开国以来所重兵部署地区，再加上晚明腐败。

缺饷等各种负面因素作祟，所以当地逃兵、以及有从军背景的响马、山贼众多。

就是在这一背景下，除了民变之外，延安府府谷县王嘉胤(定边逃兵)、安塞县高迎祥(响马)。

清涧县王左挂(延绥逃兵)等相继揭竿，固原、阶州及榆林卫也相继发生兵变。我们从中能够看到这一时期的起义和灾区基本重合，而叛兵也是领导起义的核心力量。

崇祯二年，旱灾区包括了除汉中府、西安府及延安府南部以外的陕西全境，以及北直隶之顺天府，而农民军则活动于陕西境内的旱灾区。

崇祯三年，旱灾区基本退出陕西与山西。

农民军主力则从陕西延安府进入山西平阳府境。

直到崇祯五年，农民军的活动基本限定在灾区范围内，只有崇祯二年农民军的活动进入了非灾区的汉中府境。

这些起义军在四处流动的时候，还裹挟了数以万计的家小。

从这方面来看，初期的农民军与其说是为了作战，倒不如说是拖家带口、携带武器的觅食者，主要目的是为了吃，而不是为了推翻明朝统治。

所以这一时期，明廷也在积极安排赈灾救济，而农民军也有不少接受了朝廷的招安。根据顾诚说法，除了进入山西的以外，留在陕西的各部几乎都接受过明廷的招安。

此时农民军携家带口总数大概在26万左右。

对财政困难、粮食欠收的明廷而言，救济仍然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所以很快，明廷的救济便难以维系下去，而接受招安的农民军也再度掀起了反旗。崇祯三年到六年，也是洪承畴任延绥巡抚、陕西三边总督时期。

洪承畴主政陕西后，一改杨鹤的招抚政策，开始对农民军进行了强力围剿。到崇祯六年，原本留在陕西的农民军基本覆灭。

山西打粮:从崇祯三年至崇祯五年

日本学者吉尾宽认为，陕西延绥镇地区的粮食一直依赖山西平阳供应。

从山西运粮食至延绥，至少有兴县、临县和保德等几个重要的渡口。而定边逃卒王嘉胤，在崇祯三年以前，多次渡过黄河，进入山西。

王嘉胤的叛乱“实际是展开在这个延绥镇和山西省间的米粟贩运路或者米粟交易的舞台上”。

崇祯二年到崇祯五年，山西基本没什么灾情，和陕西形成了鲜明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