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法庭上别开生命的玩了一回电话连线，表明大体上的意思之后，由曾家辉亲自向对方提问题。

曾家辉倒是胸有成竹，先来了一句题外话，表达了青基会对他支持内地希望工程感谢之意，然后道：“您在这个报道出现以前，连接三年按四千万、五千万、七千万的数额向希望工程捐款，这事还记得吗？”

电话传来那位捐款人的肯定声音，“当然记得。”

“如果这有这个失实的报道，您还会接着捐款吗？”

“会的。”

“原来的目标是希望工程么？”

“当然，之后，我一直乐意为内地教育事件做慈善事业。”

“每年准备捐款多少？”

“当然是逐年增加，每年不会少于那七千万。”

“好的，谢谢您。”

通完电话，曾家辉向法官道：“相信您明白了，他原计划每年向希望工程捐款，而且每年的数额会增加。如果仅按他最后一次捐款七千万计算，这六年他就会至少向希望工程捐4.2亿……”

法官不好决断，只能表示，“如果青基会这次官司胜诉，港媒无疑将做出赔偿。可这一事体重大，我们必须慎重考虑是另一方的反对理由。”

如果胜诉，还需要考虑对方的反对理由？

曾家辉对这个表示不理解，“如果我们败诉，那是无话可说。但只要我们胜诉，对方就存在让希望工程蒙受巨大的损失，这个损失必须赔偿。”

法官无奈，只能说：“赔偿是肯定的，但数额方面恐怕无法按你们提的方式计算………”

“法治过程中不存在‘无法’一说，不然这个官司将永远打下去，只要继续一天，对方的赔偿就会增加一点，这就是我们的计算方式。”

“您这位内陆的官员真有意思。”

“不因为我是内地官员，而是事实上就是如此。”

曾家辉是据理力陈。

法官倒是没再多说，看了一下时间，“今天时间到了，明天接着审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