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还是不甘心，我想知道A对我的态度。

于是，在那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我步行了四十多里路，从农村来到市里。

我的身体已被冻得麻木，腿脚没有知觉，十根手指头像被注射了毒液似的又肿又紫。

那时，我租的那间房还没到期，可是长时间不起火，屋里像冰窖。

我就拿着火剪，到A的屋里夹火种。

于是我对他说了第二句话，也是：“有火种吗？”

我想用这句话唤起他关于春天的记忆，然而他只是呆呆地指了指炭炉。

我夹了火种，却迟迟没走，我望着他，望着他的房间，望着那把天蓝色的吉他。

我多想说，给我弹首歌曲吧，然而我没说。

我多想听到他说，我给你弹首歌曲吧，然而他也没说。

我流下了眼泪，他一直无动于衷，我就走了。

回到自己的出租屋，我已心如死灰，他和那些人一样，对我的遭遇不是同情，而是排斥，从此以后，我就是个不干净的女人了。

他宁愿花那么多的心思博我一笑，也不愿意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拉我一把。

我烧了满满一炉子炭，揭开炉盖，任由炭烟在房间里弥漫。

我的意识开始模糊，我仿佛嗅到了死亡的味道。

就在那一刻，我清醒了，我不能死！

我没有错，干嘛要死？

我挣扎下床，打开屋门，用最后一点力气发出了求救声。

我身体康复了以后，就离开了那个地方，正好绒衫厂招工，我很幸运，成了那里的一名挡车工。

（作者注：关于这段经历，有兴趣的朋友可去看我的传统短篇小说《一九九九年的爱情》）

“就是这样的。”胡凤娇说完，满身疲惫，脸上已布满了泪水。

白斌叹了口气，想出言安慰她几句，一时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很好！”他最后找到一句话，“能在绝境中生存下来，很了不起。”

拍拍胡凤娇的肩膀，“别想那些过去的事了，噩梦终究会醒，以后会越来越好的，姐，我看好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