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臣或罪犯的产生，既取决于其内因，但防范的疏漏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是故人主有五壅[1]：臣闭其主曰壅[2]，臣制财利曰壅[3]，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义曰壅[4]，臣得树人曰壅[5]。臣闭其主，则主失位[6]；臣制财利，则主失德[7]；臣擅行令，则主失制[8]；臣得行义，则主失明[9]；臣得树人，则主失党。此人主之所以独擅也[10]，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11]。
注释：
[1]壅：堵塞，隔绝，蒙蔽。[2]闭：封闭。[3]制：控制。财：财物。利：利益。[4]行义：施行仁义，指擅自给人好处，如施舍财物、赦免罪犯等。[5]树人：指扶植私人党羽。树，扶持，培养。[6]臣下把君主封闭在外而不让君主处理政事，君主的地位就如同虚设，所以说“主失位”。[7]德：奖赏的大权。参见《二柄》。臣下控制了奖赏用的财物，所以说“主失德”。[8]制：诏，君主的命令。[9]明：通“萌”“氓”，老百姓，民众。[10]擅：拥有，据有。[11]操：把持，掌握。
原边注：
一言以蔽之，行政权、财政权、制令权、福利权、用人权，都是至关重要的权力，当权者必须牢牢掌握在手中。当权者“失位”就成了平民，“失德”就没了资本，“失制”就不能指使人，“失明”“失党”就成了孤家寡人。所以，当权者一定要掌握这些大权。
人主之道，静退以为宝[1]。不自操事而知拙与巧[2]，不自计虑而知福与咎[3]。是以不言而善应[4]，不约而善增[5]。言已应，则执其契[6]；事已增，则操其符[7]。符契之所合，赏罚之所生也[8]。故群臣陈其言[9]，君以其言授其事，事以责其功[10]。功当其事[11]，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诛。明君之道，臣不得陈言而不当。
注释：
[1]静退以为宝：即“以静退为宝”，把安静退让作为宝贵的方法。退，退让，指不为人先、不抛头露面。[2]“不自操事”句是说：不亲自操劳事务，并不是不管事，而是静退在后，让臣下去操劳，君主自己只是用形名参同的方法加以检验，由此君主就能知道臣下办事是笨拙还是灵巧了。[3]不自计虑而知福与咎：君主不亲自谋划，而让臣下去考虑，自己只用形名参同的方法去考察，所以能知道臣下的计谋会得福，还是会得祸。咎，失误，祸患。[4]不言而善应：指君主不说话，但臣下却能用很好的意见来报答君主的不说话。[5]不约而善增：指君主对臣下的事情虽然不作硬性规定，但臣下却能用很好的技能来增加做事的功效。约，约束。增，增益，增加。[6]“言已应”二句是说：臣下的言论已经汇报上来，君主就把它当作契握在手中（准备以后验证时使用）。契，券，是古代的一种凭证。古人在竹简或木简上刻字，刻好后剖为两半，双方各留一半，验证时将两半相合，看是否契合。[7]“事已增”二句是说：臣下做的事已经增加了功效，君主就把它当作符拿在手里（准备以后验证时使用）。符，信符，古代国君命官封爵或调兵遣将时用的凭证，用竹、木、铜、玉等材料制成，上面刻有文字，刻好后剖成两半，君臣双方各执一半，验证时将两半相合，看是否符合，以辨真假。[8]“符契之所合”二句是说：符契相合的地方，就是赏罚产生的地方。也就是说，符契是否相互吻合，是赏罚的依据。[9]陈：陈述，说出。[10]“君以其言授其事”二句是说：君主根据他们的意见分别给他们职事，然后根据他们的职事来责求他们的成绩。“事以责其功”即“以事责其功”，“事”是“以”的前置宾语。责，责求，要求。功，成绩，功效。[11]当（dànɡ）：符合，相当。
原边注：
根据实绩与言论是否相合来进行赏罚，臣下就会讲真话，办实事，忠于职守，而不会弄虚作假了。
是故明君之行赏也，暧乎如时雨[1]，百姓利其泽[2]；其行罚也，畏乎如雷霆[3]，神圣不能解也[4]。故明君无偷赏[5]，无赦罚[6]。赏偷，则功臣墯其业[7]；赦罚，则奸臣易为非。是故诚有功[8]，则虽疏贱必赏[9]；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10]。疏贱必赏，近爱必诛，则疏贱者不怠，而近爱者不骄也[11]。
注释：
[1]暧（ài）乎如时雨：形容君主施行奖赏，充沛得就像及时雨。暧，浓云遮盖的样子，形容雨水充沛，比喻奖赏优厚。时雨，及时的雨。[2]利：贪图。泽：恩泽，恩惠。[3]畏乎如雷霆：威严啊，像雷霆一样。畏，通“威”，威严。[4]神圣：神明。解：免除。神圣不能解，即下文的“明君……无赦罚”。[5]偷赏：胡乱地赏赐，指不合法的赏赐。偷，苟且，随便。[6]赦：赦免。[7]墯：通“惰”，懈怠。业：事业。随便施行赏赐，可使人不劳而获，人们也就不会再努力去建功立业了。[8]诚：确实，的确。[9]疏：疏远，不亲近。贱：卑贱，指地位低。[10]近：亲近。爱：宠爱。[11]骄：骄横，放纵。
原边注：
赏罚时一律以功过为依据，而不因亲疏贵贱来区别对待的做法，反映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它对于打破贵族特权具有重要意义。惟其如此，才能使所有人都追求立功而不敢犯罪。
点评：
本文论述君主的道术，所以题为“主道”。它主要论述了君主统治臣民的基本原则。
韩非认为，君主应该掌握反映社会规律的“道”，利用“道”来“知万物之源”，“知善败之端”。这种具有哲学意味的论述所包含的政治含义是：君主掌握了这种统治之“道”，就能“不自操事而知拙与巧，不自计虑而知福与咎”，就可以使“群臣守职，百官有常”，各尽其能。
文章较为详细地论述了这种治臣之“道”的主要内容——虚静无为。韩非认为，君主应该“有智而不以虑”“有行而不以贤”“有勇而不以怒”，应该一切依靠臣子，即用智者之虑来断事，用贤者之材来办事，用勇者之力来致强。这样，“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是“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由此可见，韩非的无为思想首先是一种君主充分利用臣子的政治原则。此外，他的无为思想还包含着一个重要内容，即君主不暴露自己的欲望和见解，“见而不见，闻而不闻，知而不知”，这样，臣下就无法算计君主。这显然是一种驾驭臣下的权术，是对道家神秘莫测的道术思想的一种发挥和利用。
其次，韩非认为君主应该对臣下进行严格的考核，实行严格的赏罚。韩非宣扬虚静无为，并不是要君主什么事都不做，而只是要君主“虚静以待”，使“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然后“君以其言授其事，事以责其功”，这就是所谓的“刑名术”，是韩非极力提倡的一种考核方法。韩非认为，通过这样的考核，臣子的功过就明确了，赏罚也就容易进行了，即“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诛。”在这里，韩非特别强调了严格的赏罚制度，他要求君主“无偷赏，无赦罚”“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只有这样，才能使“疏贱者不怠，而近爱者不骄”。这种严格执法的思想无疑是可贵的。
此外，韩非还强调了君主专制的重要性。他认为，君主应该牢牢掌握各种大权，不能让臣下“闭其主”“制财利”“擅行令”“行义”“树人”。否则，君主就危险了。
由此可见，本文不但充分体现了韩非的术治思想，还涉及到其法治思想与势治思想。更为重要的是，韩非在文章中还突出地阐明了君主统治术的理论来源和哲学基础。从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扬弃了老子的哲学思想，把老子哲学思想中最为核心的“道”“虚静”等改造成了法家的政治思想原则。老子所说的道，是一种先于天地而存在的假想实体，它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总根源。韩非从这一点加以引发，认为道既然产生万物，那么道也就是判定万物是非的准则，这一准则在政治生活中的反映，就是顺自然之道而立的反映社会现实要求的常规法纪。韩非主张法治，其哲学基础就在于此。老子宣扬道，是主张一切听凭自然，让社会自然地发展，反对人们对社会的强行干涉，所以宣扬虚静无为的处世哲学。韩非则把道家放任而无法度的虚静无为，发挥成为一切以法度为准则而不去扰乱法治的统治手段。
总之，此文较为全面地体现了韩非的政治思想与哲学思想，是一篇短小精悍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