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宗教和民族问题上,由不得君士坦丁不小心。
就连王室联姻,都要考虑到民众的情绪,例如君士坦丁迎娶苏菲王储妃后,王储妃已经改信东正教。
宗教与王权之间也有着紧密的联系,按照欧洲的传统惯例,各国国王的加冕仪式,一般是由各国的大主教来主持实行的。
现在的希腊,其实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而宗教与民族紧密相关-有相似的宗教,更有利于通化。
在普通希腊民众的感情认知中,希腊民族的认同标志,就是东正教。
在被奥斯曼灭国数百年后,现在的希腊人,是被信仰重塑的民族,例如,希腊王国独立时,东正教士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信仰东正教,就是希腊人,这是希腊民众的普遍共识。
至于希腊境内生活着的msl,在希腊国内其实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尽管希腊国内生活着几十万msl,但是,在希腊社会中,似乎这些人根本不存在。
希腊国民心有默契地选择了整体无视他们。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其顿地区大量的斯拉夫基督徒,希腊人对他们的认同感很强,而这些斯拉夫人,对于希腊王国的统治,在感情上也并不排斥。
不得不说,宗教这种特殊的关系纽带,真的很奇妙。
稍作思考后,维泽尼洛斯反问道:“希腊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对待犹太人,取决于希腊未来要走的道路,殿下认为希腊应该怎么样发展呢?”
二十世纪初的欧洲,正是欧洲历史上极为动荡的时期,又恰逢奥斯曼帝国陷入困境,逐渐走向解体的绝佳时机。
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后,留下的政治和军事真空地带,应该由谁来填补呢?
毫无疑问,希腊想要发展壮大,成为强国,必然会采取扩张的政策,继续扩大领土。
像萨洛尼卡犹太人这样,截然不同于希腊人,信仰也不同的民族,随着希腊的扩张,数量会越来越多。
如果希腊想要顺利地扩张,减少扩张的成本,希腊人就要接受一个不那么纯粹的,仅仅只有东正教单一风格的希腊。
希腊民众需要有更宽阔的包容心,来容纳那些不同的人。
难以想象一个民族单一的国家,想要成功地扩张,将要掀起怎样的腥风血雨,总不能学**清理犹太人,直接搞种族屠杀这种成本高昂的政策。
这样极端的政策,将会让希腊付出极大的代价,降低希腊成功的可能性。
奥斯曼帝国起家之初的经历,对于希腊的扩张很有借鉴意义。
前期的奥斯曼帝国,比罗马还要有罗马的范儿,民族不同那都不叫事儿,宗教不同都没关系。
正是奥斯曼帝国在前中期采取的这样宽容开明的政策,赢得了希腊人的认可,让对东罗马帝国末期腐朽统治感到绝望的希腊人,竟然转而投入了异族建立的奥斯曼帝国的怀抱。
(就像各个王朝的末代统治一样,东罗马后期已经完全丧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就连希腊人自己都放弃了东罗马)
奥斯曼帝国能够快速消化东罗马帝国的遗产,并且快速地发展壮大,成为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开明的民族和宗教政策,绝对功不可没。
当然,同样也是吸取奥斯曼帝国的教训,开明的政策,要建立在希腊人口占主体的基础上。
维尼泽洛斯毫无疑问是一个帝国派,主张恢复东罗马帝国的荣光,对于依靠狭隘民族主义来建立新罗马帝国的想法,完全不可能。
对于这个问题,他显然早已经有所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