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解释群众和统治者的关系就有这样三种方式。

有些史学家，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些传记作家和专题史家，不懂得权力的意义，天真地认为，群众意志的总和是无条件地交给历史人物的，因此在叙述某种权力时，他们就把这种权力看作绝对的真正的权力，任何反对这种权力的力量都不是权力，而是对权力的侵犯，是一种暴行。

他们的理论只适用于原始的和平的历史时期，而在各民族复杂动荡的时期，各种权力同时出现，互相斗争，他们的理论就不适用了，因为保皇派史学家将会证明，国民议会、执政府和波拿巴都是权力的侵犯者，而共和派史学家将会证明国民议会是真正的权力，波拿巴派史学家将会证明帝国是真正的权力，其他一切都是权力的侵犯者。显而易见，这些史学家相互驳斥，各执一词，他们的解释只能哄哄小孩子罢了。

另一类史学家认为这种历史观是错误的。他们说，权力的基础是群众意志的总和有条件地交给统治者，历史人物只有在执行人民意志向他们默许的政纲时才有权力，至于究竟是些什么条件，史学家没有告诉我们，即使告诉我们，他们的话也总是自相矛盾的。

每个史学家按照他对民族运动目的的看法，认为这些条件就是法国或其他国家的强盛、财富、自由和公民的教育。但是，且不说史学家对这些条件看法的矛盾，就算有一个包括这些条件的共同纲领，我们也可以看到，历史事实和这种理论总是背道而驰的。如果交权的条件在于财富、自由和人民的教育，那么，为什么路易十四和伊凡四世都能享尽天年，而路易十六和査理一世却被人民送上断头台？对这个问题史学家回答说，路易十四违反政纲的行为在路易十六身上得到了报应。那么，为什么这种行为不报应在路易十四或路易十五身上？为什么偏偏报应在路易十六身上呢？报应的期限有多长呢？这些问题得不到答案，也是无法回答的。按照这种观点就很难解释，为什么群众意志的总和几世纪里一直掌握在某些统治者及其继承人手里，然后突然开始在五十年间移交给国民议会，移交给执政府，移交给拿破仑，移交给亚历山大，移交给路易十八，再次移交给拿破仑，移交给査理十世，移交给路易·菲力浦，移交给共和政府，移交给拿破仑三世。在解释人民意志迅速从一个人手里移交到另一个人手里，特别是涉及国际关系、征服和联盟等事时，这些史学家不得不承认，有些人民意志的转移不是正常转移，而是由于狡诈、错误、阴谋或外交家、帝王和政党领袖的软弱而发生的偶然事件。因此，这些史学家认为，大部分历史现象——内战、革命、征服——不是自由意志转移的结果，而是一个或几个人错误意志转移的结果，或者说，又是对权力的侵犯。因此，史学家认为这类历史事件是背离理论的。

植物学家看见一些植物从双子叶种子里长出来，就坚持认为一切植物都要长成两片叶子，而对于那些长大的棕榈、蘑菇，甚至栎树，他就认为这些植物背离了理论。这些史学家有点儿像这个植物学家。

第三类史学家认为，群众意志交给历史人物是有条件的，至于有哪些条件，我们不知道。他们说，历史人物之所以有权力，是因为他们执行了交给他们的群众意志。

这样说来，如果推动各民族前进的力量不在历史人物手里，而在各民族人民手里，那么历史人物还有什么意义呢？

这些史学家说，历史人物表达群众的意志，而历史人物的活动就代表群众的活动。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历史人物的全部活动都表达群众的意志，还是只表达一部分？如果像某些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历史人物的全部活动都表达群众的意志，那么，拿破仑、叶卡德琳娜等人传记中所有的宫廷丑闻就都成了民族生活的表现。这样说显然是荒唐的。但如果像一些所谓哲学史家所认为的那样，历史人物的活动只有一个方面表现人民的生活，那么，要确定历史人物活动的哪一方面表现人民的生活，首先就应知道人民生活的内容是什么。

遇到这种困难时，这类史学家就想出一些适用于绝大多数事件的最模糊、最笼统、最难捉摸的抽象概念，然后说，这一抽象概念就是人类活动的目的。几乎为所有史学家普遍采用的抽象概念是：自由、平等、教育、进步、文明、文化。史学家把某个抽象概念作为人类活动的目的，同时研究留下最多纪念碑的人物——皇帝、大臣、将军、作家、改革家、教皇、新闻记者，按照他们的意见，就是研究这些人物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或阻碍某个抽象概念。但是，由于无法证明人类的目的是自由、平等、教育或文明，又由于群众与统治者和人类启蒙者的关系只是建立在任意的假定之上，群众意志的总和总是交给头面人物，因此，千百万人迁徙、烧房子、抛弃农业、互相残杀的行为，永远不会反映在几十个不烧房子、不务农业、不互相残杀的人物的叙述中。

历史处处证明这一点。18世纪末西方各民族的动荡和他们的东进，难道能用路易十四、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他们的情妇和大臣们的行为来说明吗？难道能用拿破仑、卢梭、狄德罗、博马舍等人的生活来说明吗？

俄国人民东进到喀山和西伯利亚，难道能用伊凡四世的病态性格和他同库尔布斯基[67]的通信来说明吗？

十字军时代各民族的运动，难道能用对哥弗雷[68]、路易之流和他们的情妇的研究来说明吗？那场没有任何目的，没有领袖，只是一群游民和一个隐士彼得[69]自西向东的民族运动，在我们看来至今难以理解。当历史人物已给十字军定下一个合理的神圣目标——解救耶路撒冷时，这个运动忽然停止了，这一点尤其令人难以理解。教皇、国王和骑士鼓动人们去解放圣地，但是人们不去，因为原来鼓动他们去的那个未知的原因不再存在。哥弗雷和骑士抒情诗歌手[70]的历史显然不能包容各民族的生活。哥弗雷和骑士抒情诗歌手们的历史仍是哥弗雷和骑士抒情诗歌手们的历史，而各民族的生活和他们行为动机的历史仍不可知。

作家和改革家的历史更少向我们说明各民族的生活。

文化史向我们说明作家和改革家的行为动机、生活条件和思想条件。我们知道，路德脾气暴躁，说过这样那样的话。我们知道，卢梭生性多疑，写过这样那样的书。但我们不知道，宗教改革后各民族为什么互相屠杀，为什么法国革命时期人们互相把对方送上断头台。

如果我们把这两种历史结合起来，就像现代史家们所做的那样，那么，所得到的将是君王们和作家们的历史，而不是各民族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