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清正的巡抚着名学者——谢启昆（1737—1802），南康人。官居巡抚，清代着名学者、方志学家。其对《广西通志》的修撰，影响深远，被梁启超称为“省志楷模”。

11.治水有术的宰相——戴均元（1746—1840），大余人，清时为相。一门四进士，时人誉为“西江四戴”。

12.声名远播的相国状元——戴衢亨（1755—1811），大余人。累官至体仁阁大学士，成为清王朝最高行政官员，位同宰相，极受嘉庆皇帝重用。

13.戊戌变法的重要理论家——陈炽（1855—1900），瑞金人。积极参与维新派各项活动，成为维新派骨干人物。

14.着名工运领袖——陈赞贤（1895—1927），南康人，曾任江西省总工会执行委员。1927年3月6日被枪杀，这是蒋介石叛变革命、向中国共产党人开的第一枪。

15.《资本论》中文全译本第一个译者——郭大力（1905—1976），南康人。1938年秋，把《资本论》最早的中文全译本奉献给了中国人民。

此外，二十世纪以来，赣州还出了诸多将军。

赣州籍名士PK着名过客及几个结论

应该说，赣州本土也出过不少人物，但从名人的数量和知名度来看，赣州籍名士的确无法与外来过客相抗衡。分析起来，有这么几个原因：

其一，赣南开化的时间相对比较晚。在古代中国，赣南长期以来属荒蛮之地。唐朝开元四年（716），名相张九龄主持开建被后人誉为“古代的京广线”的大余梅关驿道后，赣南逐渐成为沟通南北的交通要道，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一时间“商贾如云，货物如雨，万足践履，冬无寒土”，盛极一时，赣州当江广之冲，遂成一大都会，民俗人文才有较大的改观。尤其是王阳明到任后，注入理学思想，给赣南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巨大影响。正如英国谚语所说，“一夜之间可以造就一个百万富翁，但是要培养一个贵族却要三代人的努力”，文明的开化不像财富可以一夜之间暴发，需要土壤的长期滋养。与一些地方相比，赣州人文底蕴没有那么厚重，或许是赣州本土名人数量较少的一个原因。

其二，赣州本土人物分量相对不足。应该说，赣州本土也出了不少名人，但真正在历史上光彩照人的人物不是很多。大概有主客观两方面原因：主观上，赣州似乎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文化现象，这就是赣州人耿直、有气节，不愿苟且偷生。比如：阳孝本，少即勤奋好学，就读于汴京（今开封），但一直隐居通天岩达20年；池梦鲤，宋亡后，和当时许多崇尚民族气节的士人一样，隐逸山林，不愿仕元；曾几为官清廉刚正，因主张抗金，与秦桧不和，曾隐居上饶茶山；魏禧，明亡后，清政府为笼络汉士子，他坚决辞官不做。客观上，赣州名人“三不朽”的成就不够突出。历史要靠价值来说话，真正能够在历史上书写厚重一笔的人，一定要拿出自己独特的东西。小打小闹，入不了法眼，名声是走不远的。赣州名人，史料记载其业绩似乎不多。比如：池梦鲤作为状元，在浙江做过官，但未见其作为；阳孝本因与苏东坡秉烛夜话而为赣州人熟知，但史料上未见记载其成就，充其量只是一位有学问的隐士。

其三，因缘际会才有可能龙腾虎跃。一个人的成长，有其特定的路径和条件。一个地方，即使藏龙卧虎，时机不成熟，也未必能够龙腾虎跃。时势造英雄就是一个重要条件。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赣南成为中央苏区的主体和核心区域，由此，“赣南出将军”，从这里走出了一大批将军。据统计，1955年新中国首次授衔时，仅兴国籍将军就有54人。其中有三位上将，即兴国县的萧华（1916—1985）和陈奇涵（1897—1981），赣县的赖传珠（1910—1965）。由于蒋经国长期署理赣南等原因，赣南籍国民党将军同样也不少，比如：兴国籍胡谦、石城籍赖世璜和赖名汤、南康籍卢师谛和卢同佑、崇义籍陈大庆、龙南籍王升等都是上将，还有一大批中将和少将。军事人才如此，特定氛围对文化人的成长同样重要。一个需要注意的史实是，实际上，玉虹塔修建时，非但赣州，江西其他地方名家也大大减少。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科举制背景下的“学而优则仕”。玉虹塔建于明代万历年间，有专家指出，此前，诸多江西籍人受解缙、严嵩（1480—1567）案牵连，已经被边缘化，失去了更大的舞台。

其四，赣州本土名人因过客而稀释。客观地说，赣州还是出过一些人物。之所以让人觉得本土名人少，重要原因是被过客冲泡而稀释。其实，任何一座过客较多的地方，难免不让人产生同样的看法。由于赣州区位特殊，来来去去的过客尤为密集。一方面，赣州“据五岭之要会，扼赣闽粤湘之要冲”，自古就是“承南启北、呼东应西、南抚百越、北望中州”的战略要地，素来为江南政治、经济、军事重镇。古代“学而优则仕”，孔宗瀚、文天祥、周敦颐、海瑞、王阳明、辛弃疾等名流都在赣南担任要职。慕其名来的人同样也不少，比如苏东坡在密州太守任满时，接任的原赣州知府孔宗瀚向他介绍了赣州风华，并请他为《八境图》题诗。另一方面，古代交通主要依靠水路，赣江到珠江，为南岭所阻，梅关驿道长期以来成为南北必经之地。苏东坡被贬岭南，必须途经赣州。明代大戏曲家汤显祖途经大余（古称南安），目睹南安府衙后花园牡丹亭的美好景色，听到大余梅树寄情、丽娘还魂的故事传说，遂以此为素材，创作了闻名于世的巨作《牡丹亭》。

倾心打造赣州名家地方团队

面对前贤，不仅想起几句诗词：“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如何把握今天，寄望赣州走出更多、更有分量的才俊，才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纵观人才的成长规律，我以为，以下几点至关重要：

第一，文化气场成就文化气象。所谓“学问出于师门，学问出于集社”，环境和氛围很重要，有气场才会有气象。诸多文化现象告诉我们，一个地方的文艺要风生水起，需要一个文化气场和文化成长的生态环境，需要一个和谐共生的氛围、一个抱团取暖的团队。独木不成林，这不仅关乎一个地方，也关乎到其中的每个个体。过去有一种积习，叫作文人相轻，这种不好的心态，是文化不普及、文化垄断时代的产物。当今时代，如果仍然有这样的心态，那就很落伍了。宁都县一位文友，网名“文人相爱”，我觉得文艺界朋友之间相亲相爱至关重要，只有这样，文艺界才会充满活力、才能活跃起来。这就要多一些互动交流，多搞一些文化活动，多开一些作品研讨会。作为团队中的个体，彼此间要相互鼓励、相互砥砺，共同搭建起我们的精神家园。没有大的器量，不可能有大的格局。如果是螃蟹文化，互相拉扯，最终出不了大家，都在小地方小打小闹。“走出去是龙，留下来是虫”这种现象的产生，与土壤是很有关系的。

第二，领军人物引领一时风气。“登高一呼，众山响应”，有富有号召力的人物牵头引领，往往能够带动一方事业。从古到今，一些地方的文化界出现这个流派、那个流派，大抵都有领军人物发挥着重要作用。唐代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发起古文运动，重振文风，为散文的发展开辟了康庄大道，聚合成声震史册、彪炳千秋的“唐宋八大家”。江西诗派作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正式名称的诗文派别，也与以杜甫为祖，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宗的“一祖三宗”分不开。现代文坛的荷花淀派、山药蛋派等等，一些地方文艺的繁荣，都有领军人物在其中起着支撑和带动作用。赣州应该有自己的领军人物，当然，这个人物不仅要有服众的作品，更要有容众的人品，要能够把大家聚合起来。

第三，沉心静气才能蓄势高飞。并非外来的和尚才会念真经，赣州人要有文化自信、创作自信、能力自信。以城市规划建设为例，宁都洛口人卢光稠入主赣州城后所进行的扩城，可以说是赣州历史上最重大的一次系统规划和扩张，确定了赣州城市发展的方向。其前其后，虽然有诸多“过客”主政赣州，但都是沿着这个方向走的。文学艺术有其独特性，尤其需要沉心静气，浮躁是出不了丰硕成果的。要看到，艺术到了一定境界，创作层面往往曲高和寡，但受众层面未必知音难觅。“不畏浮云遮望眼”，成功前的探索，看得深、看得真的人不一定多，不要怕孤掌难鸣，坚持就是胜利，坚持就会获得认同。多年前面对人们关于“大师已经很难产生”的感叹，我曾撰文认为，“大师在路上”，在那些潜心耕耘、默默前行的文艺家中间。时间会证明，经受住了浮躁的冲击，大浪淘沙之后，他们将振翅高翔。

第四，用好资源助力自身发展。文化因子需要用心孵化，这种孵化，如果剥离开过客，那是不智慧的。过客不是负累，而是荣光，是宝贵的资源。要有海纳百川的胸怀，把过客作为“自己人”。实际上，过客就是自己人，他们能够在赣州留下辉煌，本身也是赣州的荣耀。王勃是山西河津人，并非南昌人，但《滕王阁序》照样成了南昌的文化名片；范仲淹是河北正定人，不是湖南人，但《岳阳楼记》照样丰润了诸多潇湘学子。那么多的先贤人杰在赣州书写了不朽的华章，我们要从他们身上汲取营养和力量，坚定自信，努力作为，唯其如此，人文赣州才能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