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法推行后，遇到了社会各阶层的普遍阻力，当然，最大的阻力来自朝中各级官员，他们可以称为“保守派”，主要代表是司马光等。

在变法前，司马光和王安石进行过一场辩论，神宗皇帝赵顼，以实际行动支持了王安石，继而又重用王安石，主持变法。而同样名重天下的文学家、史学家司马光，却只能以翰林学士的身份领衔修撰《资治通鉴》，他心中可能有酸楚的感觉，当然，这种分析难免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是从后来司马光当政，全部废除新法的实际行动来看，这点嫌疑还是有的。

平心而论， 司马光也不是一开始就反对变法了，而是直到朝廷颁发“青苗法”，司马光才明确表示不同意见。

“青苗法”出台不久，赵顼在迩英殿听讲，司马光讲到西汉初年，曹参代替萧何时，赵顼问道：“汉朝如果对萧何制订的旧法一成不变，可行吗？”

司马光立即来了精神，借题发挥道：“何止是汉朝，即使夏商周三代君主，遵守禹、汤、文（王）、武（王）时期的制度，到现在仍然是可行的！汉武帝更改汉高祖的制度，导致盗贼风起。汉元帝更改汉宣帝的政治，汉代于是衰落。因此说来，祖宗之法不可变！”

司马光的观点，可以说是迂腐之极！他纵然不懂得与时俱进的道理。退一步说，他所推崇汉高祖时期的制度，可能和禹、汤、文、武时期的制度一样吗？汉宣帝时期的制度又和汉高祖时期的一样吗？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汉高祖和汉宣帝的制度是怎么来的？不是慢慢变更的吗？他们怎么就可以更改？这不自相矛盾？

吕惠卿听不下去了，站起来驳斥道：“先王（一般指尧舜禹汤文武）法律，有一年一变的情况，即每年正月初，在城阙上公布法律；有五年一变的情况，即巡狩考制度；有三十年一变的情况，即《尚书.吕刑》所说的刑罚世轻世重。怎么说制度不能变？”

司马光辩驳道：“每年公布法律，公布的都是旧法！先王巡狩发现诸侯改变礼乐制度，则诛杀，这是不变的证据。刑罚，国平用轻典，国乱用重典，这就是世轻世重，也不是变。国家犹如屋宅，破损才修，不到完全倒了，就不重新建造。再请陛下问一问在坐的各位，三司使主管财政，不称职就可以撤换，怎么能像现在，让执政大臣参与财政？再者，现在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为什么？宰相用道德辅佐人君，用什么条例？用条例的人，不是官员，应该是胥吏！”

司马光说了那么多，其实是东来西扯，不值得一驳。比如：治世用轻典，乱世用重典，这不是变通？一定要等房子快倒了才建新房？宰相不干涉财政，这是五代和宋初才有的制度，先前是这样吗？等等！

司马光在治学方面，少有人能及，治国方面，王安石甩了他几条街！

司马光接着指责“青苗法”放贷的弊端，他道：“平民借高利贷，尚且被逼得饥寒流离，何况是官府催逼利息？”

吕惠卿解释道：“青苗贷款，全在自愿！”

司马光回击道：“愚民只知道借债的方便，哪里知晓还债的艰难？并不只是官府不强迫人借贷，放高利贷者也没有强迫别人借债啊？”

任何制度，没有十全十美，都有瑕疵，但要看全局，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如果存心找茬，和无赖有什么区别？

听到这里，赵顼也忍不住了，对司马光道：“青苗法陕西推行了很久，百姓很认可啊！”

司马光对答道：“臣是陕西人，只看到弊端，没看到利益！”用自己的看法代替大众观点，这不是强词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