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大宋文学牛人苏轼，王安石当政变法时，他先对赵顼进献“三言（即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接着又上书议论新法不便，还在主持进士考试时，出了一个讥讽新法的题目，搞得王安石相当不爽快，御史谢景温很“得转”，立即找苏轼的茬，苏轼便请求外调。

公元1071年，苏轼任杭州通判，自1074年后，他陆续担任知密州（山东诸城）、徐州、湖州。在地方任上，苏轼看到了新法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像“青苗法”、“专卖法”、“手实法”等，苏轼都很不赞成，但又不敢再明确提出反对意见，于是采取另一种形式，即通过和朋友诗词唱和，对新法实施过程中的弊端进行批评和讽谏。

可能大家想不到的是，最先把苏轼作诗讽刺新法举报给朝廷的是大科学家沈括。公元1073年， 沈括以“检正中书刑房公事”的身份到两浙察访农田水利，看到苏轼的诗稿，认为涉嫌诽谤朝政，上呈赵顼，赵顼并不重视沈括的进言。

而王安石和苏轼的私人关系很铁，王安石尽管执拗，但其人品、道德都属于“大拇哥”，更不会理会这种无中生有的指控。

公元1076年王安石二次罢相，变法事业的主导者已经从王安石变为赵顼本人。变法实际成为皇帝亲自部署的既定国策，反对变法无疑就是反对神宗赵顼本尊了。

公元1079年四月，苏试由知徐州调任知湖州。到任后，按照惯例，苏轼向赵顼进呈《湖州谢上表》，其中有句：“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意思是：我知道自己迂腐不识时务，难以与新进之人共同进步。皇上察我年老不会生事端，或许能保全一方百姓，故让我到湖州任职。

这句话，虽然说得谦虚婉转，字里含间却透露出对新法的不满。

御史中丞李定很快从中嗅出了不一样的味道。李定是王安石的学生，更是坚定的新法派，他曾因为不给母亲守丧而遭世人唾骂，恰好苏轼当时写了一篇赞颂北宋孝子朱寿昌的诗作，这让李定觉得苏轼在指桑骂槐，写诗讽刺自己，两人从此结下了梁子。常言道：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李定死盯着苏轼，苏轼难逃一劫。

七月，李定纠集御史何正臣、舒亶等人接连上疏弹劾苏轼。证据就是上表中的这两句话。认为苏轼是攻击朝政，反对新法。赵顼及新法派都大为恼火。经赵顼批示，同意抓捕苏轼进京审讯，御史台官吏皇甫僎接了这差使，七月底，他带着儿子和两位吏卒急驰湖州。

当时“驸马都尉王诜”与苏轼交情深厚，秘密遣人通知在南京任职的苏辙，苏辙立马派人往湖州报告苏轼。尽管皇甫僎快马如飞，但是由于儿子生病，在润州停留了半日。因而苏辙的人马先到，苏轼提前知道消息后立即告假，由通判祖无颇代管州事。

皇甫僎一行进入州衙，一幅来者不善的样子。苏轼吓懵了，不敢出来。祖无颇说，事已至此，躲不是办法，出去见见吧。苏轼完全乱了分寸，甚至不知穿什么衣服出来，祖无颇安慰道：“还没定罪呢，至多算嫌犯，还是穿官服吧！”

苏轼稳定心神穿好官服出来站在廊下，见皇甫僎身后两个兵卒腰间鼓鼓囊囊的，以为是刀剑，皇甫僎又故作神秘不说话，我们的苏大才子吓尿了，战战兢兢道：“我得罪朝廷，今天必定是来赐死，死就死吧，只希望跟家人告个别”。

皇甫僎这才吭声道：“不至如此。”等拿出公文一看，不过是普通的抓拿。很快，苏轼被押送京城，投送御史台监狱。交由御史台审讯。

审讯中，李定等人搜肠刮肚、翻箱倒柜、将苏轼的诗文审查了一个通遍，但凡有点嫌疑的，都摘录出来作为讽刺朝廷、嘲弄新法的证据，舒亶甚至指使御史摘录苏轼的诗句“世间唯有蛰龙知”，认为“龙”字是皇帝专用，苏轼用“蛰龙”是讽刺神宗。这样的举动连新法派的重臣章惇都看不下去了。

他愤怒地道：“自古以来称号中带龙很多，诸葛亮还绰号“卧龙”呢？难道他也是讽刺皇帝，真是舒亶吐了口唾沫，你们还将它当饭吃啊！”

在汉朝时，御史台办公的场所有许多柏树，栖息着数千乌鸦，人们便将御史台称为“乌台”。苏轼的案件主要由御史台操办，事后人们称这件冤案为“乌台诗案”。

最后李定他们将苏轼定罪判决，处以极刑，并列举了四项理由。

好在苏轼声望极大，朝中多人为苏轼求情，宰相吴充直言道：“陛下效法尧舜，以前曹操如此猜忌，犹容祢衡，陛下何不能容一苏轼？”

太皇太后曹氏也出面干预，对赵顼道：“前昔仁宗皇帝试策贤良回来，非常喜悦地说，朕今日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就是指苏轼、苏辙兄弟！现在皇帝能杀他么？”

王安礼从容对赵祯道：“自古大度之主，不以言语治罪他人，如果杀了苏轼，恐怕后世议论陛下不能容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