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渊瞥了薛旺一眼，心里有些不爽快。

薛旺这人很难让人喜欢的起来。

薛旺跟杨府绝大多数“奴仆”一样，原本都是世代耕作的良民，后来投献而来。

朝廷的赋税，自唐代以来可分为三样。所谓“租、庸、调。”租便是地租，一亩地要交多少粮食，庸便是力役，每年要为公家干多少活，调则是户税，每户要向官府缴纳绢帛。

租，为朝廷提供了粮食等基础物资。

庸，为朝廷提供了人力资源。

调，为朝廷提供了货币性收入。

三者统一，朝廷就有了全部运转的资源。

但是这个制度有个问题，那就是建立在户的基础上。

只要有户，贫民富户承担的负担相同，这种不公平便导致了贫民的破产。

于是到了中唐，改行两税法，将财政收入的来源从“户”转向“田地”，从以人头计税改为以财产计税。

这个思路决定了后来的税费演进。

到了后来朱元璋立国之时，采用的财政方法便是两税法，不管是夏税还是秋粮，农税订的很低，三十税一。

然而明初有个特点，农税虽低，徭役很重。

毕竟政府的花销摆在那里，堤内损失堤外补，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开销总要有个出处。

农业税收低的同时就意味着农民的人身劳役很重。朱元璋晚年大搞水利设施，洪武二十七年八月派遣国子监生配合各地官员大搞水利建设，到次年十二月，共修筑塘堰四万余处，开河四千余条，堤岸四千余处。

这里面要消耗多少民力可想而知。

在古代，你要提高稳定农业产量，搞水利工程是最基本的事情。秦修都江堰、郑国渠，有兼并六国之力，宋三易回河，搞不好就掏空了河北腹心有亡国之忧。再烂一点，元朝九十多年没修过黄河，终于要修了，修出来莫道石人一只眼，把自己给折了进去。

面对这些层出不穷的力役，老百姓有两种选择。

一、老实服役，然后等着破家耽误生计。

二、躲开这些劳役，然后舒舒服服的搭顺风车。

在生产力严重不足的时代，这就是摆在平头百姓之间的一个选择。

朝廷要修渠，你去不去？

修渠只不过是官府的一件小事，他要北征蒙古，中间需要有人运粮，你去不去？皇帝要修三大殿，要有人运木头，你帮不帮？阁老要修长城，要有人去砌墙，你去不去？

这里面一桩桩一件件，有的是为了皇帝朝臣的享受，有些事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这个关头你是当个吃了亏的老实人，还是当个溜号的聪明人？

明代的劳役同样折算到土地里面，你占的土地多，你劳役就高，但是有个例外。

那就是功名，上到一品大员，下到举人秀才，你的田地是有免役名额的。

为了这个免役名额，大家都纷纷投献土地于这些举人秀才，就是为了躲过劳役，好搭别人的顺风车。而官员和有功名的人，自然也可以借此牟利。

这种优待，当然不在朱元璋的计算里面。

要饭出身的朱重八对于奴役这件事情有着本能的反感，他自己发布的大明律里面，一品官员也只能有二十名仆役。

但是规矩如果没人执行，那也就是废纸一张。

薛旺就是这样主动将土地投献给杨家的一员，只要杨世禄的五品尚宝司司丞的官身还在，薛旺就能躲过朝廷的赋税。

自从张居正将一条鞭法推广之后，劳役就折算成正经的税钱了。

而且薛旺也能借着杨家的虎皮横行乡里，杨家旗下还有很多这样的人渣。

这也是杨渊看他不爽的原因。

“薛大今天倒是来的早啊。”

杨渊看见了他，将手里的弓放下，打了一声招呼。

“少爷您客气，这不是老爷要拜访县尊大人，昨天唤小的到头前听令。”

薛旺脸上贴着笑：“咱们少爷允文允武，将来一定能弄个阁老干干。”

杨渊听到这里嘴角露出笑容。

在而今，允文允武可不是什么好事。

“老爷要拜访县尊么？”杨渊从胡䩮中摸出一支箭，想着自己如果真的一箭射死薛旺会发生什么。

应该可以成功脱罪吧。

弯弓放弦，又是一箭射到靶上，旁边的薛旺又叫了一声好。

“我说薛旺，你没事嚎什么呀？”

一个穿着罩锦棉袍的矮胖子一步三摇地走了过来，他头上插着一根玉簪，下巴上略蓄着胡须，左手五指上留着长长的指甲，他皱紧眉头，唇下得黑痣跟着嘴巴一起歪着。

“大清早听不见鸟叫，就听见你在这里叽叽歪歪。”

杨世禄生下八个儿子，所谓“岳峙渊渟，钟灵毓秀”，这一位便是杨世禄的次子，杨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