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建立的戴顿司法中心医院令人生畏，虽然没有警戒塔，而且外观看起来更像一个住宅区而不是戒备森严的司法精神病医院。两排20英尺高的围墙上架着带刺的铁丝网，说明了这个中心的真正作用。

警卫事先接到了来自利玛医院的警告，第一批转来的5个人包括比利在内都是非常危险的精神病人，会毫无理由地攻击和杀害他人。

然而年轻的新院长阿兰·沃格尔（AlanVogel）明确地告诉哥伦布市心理健康局主管，他要让戴顿中心成为一所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医院。

沃格尔告诉那些规划未来发展方向的工作人员，他希望戴顿中心的气氛能与利玛医院有所不同。他们应该准许患者接近看守的办公桌或警卫，并且有礼貌地回答患者的问题。

第一个四人医疗小组由一名教师领导，组员包括心理专家、社工和护士长各1名。他们明确表示，希望听取新患者的意见，并就活动计划征求患者的看法。

沃格尔明确指出，医院的职责和发展方向是治疗，因而需要限制安全措施，在必要之时才使用。

但他的同事们都在背后取笑他的言论。

比利和其他4个人是这所新精神病医院的首批患者。比利是第二个走进大门的人。

玛丽曾告诫过比利，到了戴顿必须先查看环境，并确认传言是否属实。她的话使比利决定暂且不采取激烈的行动。如果戴顿中心和利玛医院一样糟糕，他还有充分的时间走进“死亡之地”。

汤姆眨眨眼睛醒了过来，很惊讶自己还活着。他猜想自杀行动暂停了，之所以叫自己出来，是让他查看这个新地方的警卫系统。这里的工作人员身着崭新的制服，像哥伦布市的警察一样穿着白色上衣、黑裤子，戴着徽章。他刚走进去就被解开了锁链。他们让他留下自己的衣服，把其他的个人用品拿去检查，以决定哪些东西可以留下。

他在B病房的房间有8×10英尺大，里面有1个洗手池、1个马桶和1个衣柜。床单和盥洗用品都已为第一批入住者准备好。他走进去铺床，发现所谓的床其实就是在铁板上铺了一层像番茄片一样薄的床垫。他开始焦虑起来。

汤姆审视着墙上那扇L形的窗户。全新的强化防弹玻璃很厚，根本用不着装铁条。他端详着窗户，看看有没有逃脱的可能。这扇窗户很坚固，踢不破、撞不烂，也射不穿。他又查看了窗户的封条，用手一拉，窗户就掉了下来。他感觉疲倦了，便笑着把窗户迅速地装回去，以防哪个疯子想从这里逃出去伤着自己。

他走出房间，发现看守们正坐在看守室里透过玻璃望着自己。偶尔会有看守走过来自我介绍，并告诉他，戴顿司法中心医院的情况与利玛医院完全不同。

在某种意义上，情况确实如此。这里非常干净、井井有条。但是看守室外装着金属丝网的强化玻璃将它与病房隔离开来，所以汤姆只能通过对讲机与他们说话，不禁感到有些沮丧。他无法接近任何人，也没有人能够靠近他。一个监视摄像头推近又拉远，不断发出噪音，令他更加疑神疑鬼。

第二天，又转来了几名患者。在这些人之中，有一个叫巴特利（DonBartley）的聪明活泼的年轻人。比利觉得这个人能与自己合作并友好相处。

他对这个地方开始有了好感。

转到这里几天后，患者们被允许开了一个小会，讨论诸如咖啡壶应该放在哪儿，糖是否够吃等问题。亚伦讨厌那些琐碎的抱怨。他觉得在这里至少还有咖啡喝，而在利玛医院想都别想。

当看守询问是否有改善环境的建议时，亚伦和其他4名最先报到的患者建议采取宠物疗法，并建立木工房、创作室和陶瓷窑。

治疗小组表示接受他们的全部建议，这让亚伦感到玛丽的看法是对的，而自己大概真的想错了。很明显，这些人想要把这里办成一个像样的医院。

比利的母亲多萝西打电话说要来看他时，亚伦已适应了这个新环境。

“玛丽问她能不能过去看你。”多萝西说。

他耸耸肩说：“我们已经分手了。”

“她说她想搬到戴顿，这样离你比较近。”

“我觉得她不应该这么做。把未来与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对她没有好处。”

“你应该亲自告诉她。我带她一起过去，可以吗？”

他原本就没想拒绝。

《玛丽日记》

1980年11月23日（星期日）：比利转院4天后，我和比利的母亲前往戴顿探视。我们下午1点抵达，一直待到3点半。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那里。新的戴顿司法中心医院就在州立戴顿医院旧楼后面，大楼旁有两层高耸的围墙，而不像利玛医院那样前面有一大片草坪将其与围墙分隔开来。从窗户向外望去，首先进入眼帘的就是围墙。

医院的大门很窄，大家都挤在一个小小的出入口里，感觉自己的到访不受欢迎。比利从另一扇门（会客室）走进来。一开始比利的情绪不好。他母亲问他是否在服药，他回答说没有，因为他虽然过来了，但病历没有转过来。这里的人不了解他的情况，所以没有继续让他服利玛医院用过的盐酸阿米替林(Elavil)。但过了一会儿，他又振作起来。

他穿的衣服还是上周二穿的那件（那天他把其他的衣服都交给了我，今天我给他带回来了）。他说自上周二起他就一直穿着一件衣服，因为医院没有发病号服。而且，转到这儿以后，他就一直“待在房间里”。这里没有暖气，地板冰凉，所以他叫我们给他带条毛毯。

这里的人说他们不认为他是多重人格障碍症患者，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存在什么多重人格。比利的母亲说沃格尔院长告诉她，他们将把比利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来对待，但是会记录下他的行为，因为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对待或治疗多重人格障碍症患者。

“妈妈说你打算搬到戴顿来。”他说。

“你希望我这么做吗？”我问他。

“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他似乎希望我留下。他急于知道我何时再来看他，但不想给我太大的压力，就像9月初时那样。他也不希望强迫我，因为他既不想要求我离开，对发生的事情闭口不言，也不想要求我放弃自己的生活来陪伴他。

只要他提出，我一定会搬到戴顿来的。

他觉得回到利玛医院的那些人一定谈起过自己的事，因为戴顿中心的牧师曾把他带到医院的教堂，指着十字架和讲坛加重语气说：“别动这些东西！”

比利猜想那一定是坎贝尔说出去的，因为他觉得比利已经离开了，说出来也无妨。比利觉得利玛医院的牧师要是知道了十字架和讲坛的失而复得并非奇迹，一定会大失所望。

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亚伦的情绪时好时坏，一方面希望戴顿中心的环境比利玛医院好，一方面又害怕这些都不过是假象。

他刚到的第一天就被告知可以画画，但几个星期之后，他在美术室里却只看到了纸和彩色铅笔。

“他们让我到这儿来干什么？”他问看守。

“坐下来画画啊！”

他大失所望，于是又劝说玛丽回学校去上课、拿学位，忘掉自己。这个地方只是表面上比利玛医院好而已。

至11月底，戴顿司法中心医院的患者增加到了23人，但情况和食物却越来越糟。土豆泥冰凉，香肠又薄又硬，干豌豆在餐盘里滚来滚去，而且没有盐或胡椒粉可加。利玛医院的食物都比这里的好得多。

患者们的失望变成了不满，继而演变成愤怒，甚至认为受到了虐待。

医院对患者们的抗议置之不理，于是亚伦告诉大家，要想达到目的就必须团结起来斗争。“我们写封信通知他们，我们打算进行绝食抗议，并且会告知媒体和公众。你们不知道我是谁，但是我想我能够让我们的行动引起媒体的关注。”

他把信息传递出去，于是《哥伦布市公民报》1980年12月10日做了如下报道：

米利根“披露”恶劣的环境导致戴顿中心患者绝食抗议

道格拉斯·布兰斯特（DouglasBranstetter）报道

戴顿司法中心医院数名患者周二绝食，抗议威廉·米利根所描述的“恶劣”生活环境……

院长沃格尔称周二下午已派一名巡视员到病房听取患者的意见。他说患者们的抱怨“有一定道理”。

消息上了电视午间新闻后，沃格尔院长到病房调查情况。

“沃格尔先生，”亚伦说，“我们可不那么容易被糊弄。我是说，如果你们尊重我们的人格而不是把我们当作犯人，那我们就坐下来好好谈。倘若你和你的员工不承诺改善，‘他们’就会采取自杀行动，陈尸于大庭广众之下。要是下顿饭依然令人无法下咽，我们就把食物全部扔在地上，让你的看守有活可干。我们越饥饿，行动就越激烈。”

第二天早上，看守用保温餐盘送来了温热的食物，亚伦停止了绝食行动。

沃格尔和作为发言人的比利交涉：“我们的首要目标是为你们提供治疗，而不是监禁你们。这里由医疗小组全权负责，由他们来告诉警卫该做什么。我们难道不能以非对抗的方式进行合作吗？”

“你们必须让这些患者有事可做，”亚伦说，“你们的图书馆里有两位助理，但是除了《国家地理》杂志外却没有别的书籍。需要给他们点儿刺激。他们在服药，所以不能指望他们睁大眼睛。要是你们不停地想唤醒一只沉睡的熊，那它会咬你们的。”

凯文说得更干脆：“去你妈的！离我远一点。你们定下规矩想耍我们？那好，不过你们得小心点儿，我们不会任你们摆布的。”

汤姆要求他们回答为什么这里不采用宠物疗法：“医院介绍里列举了‘宠物疗法’，纳税人还为此付了钱呢！你们为什么不实行？”

星期一，一名警卫提来了一只装着金鱼的塑料袋，把它扔在地板上。“你要求的宠物疗法，米利根，现在你可以给我闭嘴了。”

这件事差点引起暴动。

第二天警卫就宣布，今后患者的房间都要上锁，大部分活动时间都必须待在活动室里。

凯文向巴特利的房间走去，刚要推门，却发现门只能打开一点。他透过窗户看见巴特利坐在床-上敲着手指，面前摆着一张桌子。

巴特利终于让他进去后，凯文发现建筑师在设计房间时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除了入院处的门外，这里所有的房门都是向里开的！他们怎么这么愚蠢？要是患者不想让人进房间，只要找个合适的角度用铁床顶住门，就可以把自己关在病房里。

警卫要想进屋必须想办法挪开铁床。现在巴特利正是用这个方法来反抗加里森（Garrison）的新规定。凯文劝他不要这么做：“我们现在还用不着这样，等哪天我们和警卫发生了冲突再用不迟。要是我们举行暴动，可以用这个办法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去他妈的！那些笨蛋想让我们待在屋里，而我们却能把他们关在外面，太棒了。”

“要是他们锁上门，我们怎么办？”

“我有办法。”

凯文让大家互相转告，明天早上离开自己房间的时候都把枕头和床单拿出来，躺在自己门外的走廊上。这样会令沃格尔难堪，但警卫不敢动他们，因为他们如果采取行动，只能证明掌管戴顿中心的事实上是警卫而不是医生。

3天后，沃格尔下令所有病房的门都不再上锁。

《玛丽日记》

1981年1月18日：作家前来探视。比利说莫里茨（时任心理健康局局长）辞职了。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们要让他的继任也被开除”。他觉得新任心理健康局局长大概会是位女性。

根据报纸的报道，林德纳目前受到警方24小时的保护，因为洛根（仍然留在利玛）雇了一个职业杀手想要干掉他。林德纳曾告诉洛根，不管莫里茨怎么说，他都会把他送到民办精神病院去。但是在洛根的听证会上，林德纳却作证说洛根是个非常危险的人物，所以他的余生都应该在安全措施最为严格的医院里度过。

1981年1月27日，戈尔兹伯里要求弗洛尔法官在2月初召开听证会，以决定依据旧法律比利是否拥有“90天之内要求再审的权利”。比利的律师指出，依据第297条新法案（即所谓的“米利根法”或是“哥伦布快报法”）审理比利一案违宪，因为本案具有追溯力。

然而，一直有人在谴责弗洛尔法官“因精神异常而判比利无罪”，迫于压力，他否决了律师的要求，下令依据新法处理比利案。也就是说比利必须等待180天，至1981年4月4日才能召开听证会，听证会将对公众和媒体开放。

在听证会召开前的几个月里，戈尔兹伯里收集了很多人的口供、报告、证词以及法律依据，这些人都认为比利对自己或他人均不构成威胁，因此根据法律应该被转送到管制最为宽松的医院接受治疗。

这些材料包括戴顿司法中心医院的精神病医生塞-米博士1981年3月24日提交的报告。塞-米博士写道：“……他（米利根）似乎并不需要待在安全措施严格的地方，而且他也没有逃跑的意图……我们建议将他转往州立阿森斯心理健康中心接受考尔医生的治疗，或者将他转到肯塔基州雷辛顿市，继续接受科尼利亚博士的治疗。”

汤姆发现玛丽显得非常疲倦。他很享受与她共处的每一个午后时光，但知道频繁探视对她来说太累了。她的脸色似乎一天比一天苍白、憔悴。他发现她又开始服用抗抑郁药，不禁忧心忡忡。

“不反抗，毋宁死，”汤姆对作家说，“决不能再这么下去，我必须采取行动。我要么翻墙逃跑，在途中被杀，要么就把这个地方夷为平地。我准备殊死一搏，所以必须让玛丽离开戴顿，我可不希望让她来认领我的尸体。”

无论她如何抗争、反驳或者恳求，大家还是轮流说服她，不要把自己的未来与比利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玛丽发现自己寡不敌众，只好含泪离开了。1981年3月25日（星期三）是玛丽最后一次探视比利的日子。

也是她最后一次见到他。

第二天早上，考尔医生到哥伦布市接受询问，为两周后即将召开的听证会做准备，因为180天的期限即将到期。

戈尔兹伯里的同事详细询问了考尔医生的心理学背景，以及治疗多重人格障碍症的专业资格，随后助理检察官毕尔进行了交叉询问。

“如果比利拒绝治疗，那么戴顿司法中心医院如何才能恰当地做出诊断并给予治疗……？”毕尔问道。

“他大概不信任他们，”考尔医生说，“因为比利不知道他们会怎样看待自己的病情，又会得出什么结论。恕我直言，那里的围墙有20英尺之高，上面还架着带刺的铁丝网，即使是在比那里好得多的环境下，患者也会拒绝治疗。这种情况我见过许多。”

这个矮小、肚子滚圆的医生望着检察官说：“必须确认他们是在治疗患者还是在对付囚犯，但这不是我的事。我把他看作自己的病人。那家司法医院保卫措施森严，装着监视器，我进去看望病人前还要被摁倒搜身，甚至本医院的临床主任都要搜身并走过安全门（安装了金属探测器）。所有这些都让我觉得那里的环境不适于治疗……我甚至问过塞-米医生：‘要是你一天进去10次，难道他们就检查10次吗？’他回答说：‘那当然。’似乎我的问题非常奇怪。我觉得如此治疗精神疾病十分古怪，而且让人很难搞清楚医生究竟对患者做了什么。”

检察官毕尔问考尔，是否可以认为，由于比利在过去的五六年里患了多重人格障碍症，所以变得非常暴力、好斗。

于是考尔告诉他：“在某个时期，他确实表现得暴力、好斗，但我不认为他是个暴力、好斗的人。我只能根据事实判断。在阿森斯时，他是在遭遇了一系列不幸的社会事件后才采用了暴力，之后他感到非常害怕，病情也开始恶化。我认为这两者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事实上，他走入人群中时没有伤害任何人，他什么也没有做。他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我在治疗过程中曾教他如何面对这些考验。

“然而，这只是治疗的一部分。你得教导他……不能只做个样子，然后告诉他：‘你会康复的。’治疗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

“我从来不限制他说话。他很喜欢讲话，但也是有限度的。他是一个斗士，总是想做点什么，但他不会伤害和威胁任何人，也不会偷东西。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他的状况也确实在逐渐好转。”

代表俄亥俄州总检察长的迈克尔·埃文斯（MichaelEvans）继续询问道：“他为什么被转送到州立利玛医院？”

“……你想知道直接原因，还是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都想知道。”埃文斯答道。

“比利的状况大为改善，能够走进社区之后——不要忘了他是个刑事犯，报纸上登载了一系列文章，很多本地（哥伦布市）以及一些阿森斯市的报纸，都报道了某些议员对本案的严重关切。与日俱增的负面报道和宣传，以及随后对我们进行的限制，对病人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他开始严重焦虑，因此某些症状又再度出现。如果我们没有引起那么多的关注，也许我们现在就多了一个纳税人。”

埃文斯问：“……你知道他对这些压力有什么反应吗？”

“我知道……他变得非常、非常沮丧，郁郁寡欢。他开始拒绝合作，情绪低落。他说：‘做这些有什么用？我永远也无法离开这里，他们就是想把我关一辈子。’

“我认为假释局在这个案子中起了非常坏的作用。他们不断地威胁和干涉我们。他们从来不对我们说明他们的意图，所以我们也就无从制定相应的对策。就如同你的头上每天都悬着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令你无所适从。

“……实际上我们非常配合。他每次出去，我们都会通知有关各方。连他上街去麦当劳那样的地方，我们都会给当地警察、郡治安办公室以及假释局打电话，告知他要去哪儿，什么时候去，以及谁陪他一起去等等细节。

“后来我们让他出去的时间更长，但每次（依然）会打电话。这是我们替公众着想而采取的措施之一，然而在这些压力之下，比利总是认为那些人唯一想做的就是把他送回监狱。例如他说：‘要是回监狱，我会死的。我在那里会被杀死。’可以想象，这样的压力对一个心理不健康的人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在1981年4月4日第一审判庭召开的听证会上，助理检察官毕尔令人惊讶地出示了一封比利写给洛根的信，信打印得整齐清晰，其中提到洛根雇人杀害林德纳医生的事。毕尔念了信的内容以便记录。写信的日期为1981年1月18日（与玛丽在日记中提到“职业杀手”的事是同一天）：

亲爱的（洛根）：

听说你要干掉林德纳，我拿25000美元和你打赌，我知道你雇的是谁。要是我没有猜错，美国警方根本无法阻止那个人杀了林德纳医生。我承认你用人极有眼光，但你的方法是错误的。

有件事你必须考虑……雇人杀人会被当成一种反社会行为，只能让你的案子拖得更久。你是否想过，因为担心说错话而挨揍，有几个医生愿意治疗你？但是，如果林德纳确实对你造成了伤害，耽误了你的治疗，让你的余生不得不在铁窗中度过，而你因此感到绝望的话，我祝你成功。

代我问候“史芬克斯”，因为危险已然降临。

比利

这封信支持了检察官的论点，证明比利仍然具有反社会倾向、对社会构成了威胁，因而应该继续留在安全措施最为严格的医院，而非转往阿森斯心理健康中心。

第二件令人感到意外的事，就是比利要求出庭作证并站到了证人席上。当戈尔兹伯里的同事、瘦削的年轻律师汤普森要求他的当事人报出姓名时，他答道：“汤姆。”

法庭内响起了一片惊叹声。

“你不是威廉·米利根？”汤普森问道。

“不是。从来都不是。”

当汤普森问及那封写给洛根的信时，汤姆回答说那是亚伦写的，因为亚伦听说洛根要被转往戴顿中心，他是想讨好洛根，因为他害怕洛根。

“他想杀了林德纳医生，真是愚蠢。我不想说他傻，因为我害怕他报复我。你根本无法命令洛根，控制不了他，也没有办法阻止他……

“我知道，有人在法庭上提出于你不利的证词就想干掉他是不对的。林德纳医生今天也提出了于我不利的证词，但我不会因此就想干掉他。”

在回答为什么不愿意与戴顿医院的医生合作时，汤姆说他不信任而且怕他们。“如果你不信任这些人，当然会担心他们给你胡乱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