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当时朝中之东林几为魏氏一扫而空，新君崇祯继位后扑杀魏党，东林诸公均寄希望于籍崇祯之力东山再起，在这个关键时刻，阮大铖却指控东林集团和魏忠贤集团均是通内乱国的党争派系，若阮氏此疏得用，则非但大批在野东林人士仕途复起之望就此断绝，就是在朝孑遗者亦处于随时获罪的境地，而东林党孜孜以求重掌大局之心就更别提了，势必全盘覆灭。

是故东林诸君其时对杨维垣、阮大铖之切齿，犹过于阉党，就此种下了东林党对其念念不忘，十数年来一直对其进行狠狠打击的根源。

此后，在朝野之东林同仇敌忾群起而攻之，重新担任光禄卿不久的阮大铖被以“阴行赞导”的罪名被定入“逆案”，论赎徒为民，终崇祯一朝十七年，均废斥在野。

阮大铖被硬拽进“逆案”后获罪在家闲住，郁郁不得志，于是整天以诗文会友。

阮大钺本就极具才气，获罪的理由确实又很牵强，原又是东林一脉，所以游宴倡和的诗友中倒有相当部分是东林名士，如范景文、史可法、文震亨、钱秉镫（澄之）、王思任、茅元仪、张岱等等。

其中明末史学、散文大家张岱在携三位友人去拜访他时，就曾对他的际遇有“圆海被谤山居”之叹，以为其名挂“逆案”实属被“谤”；而陈子龙的弟子夏完淳则说得更为直接，干脆称之为“奇祸”、“枉案”。

但此时的阮大铖运气差到极点了，这不，招惹上的是赫赫有名的“明末四公子”中的陈贞慧、侯方域等一大群混迹秦淮河上的风流公子哥儿，还有东林党创始人顾宪成的孙子顾杲、大儒黄宗羲、礼部员外郎周镳等朝野清流名人。

四公子和吴应箕等人看不惯的，不是其他什么，乃是因阮大胡子区区一个带罪被废了多年的安徽乡下佬，跑到南京不老老实实安分守己地在家呆着，却四处交游，其所作词曲畅行于各种通宵达旦之歌茵舞席上，还竟然非此不欢。

最后还“流传演唱，与东嘉、中朗、汉卿、白、马并行”，又得“识者推重，谓之实得词家正宗嫡派”，阮家戏班更是冠绝当时，号称金陵第一；兼且其门庭若市，“南中当事多与游，呜驺坐舆，偃蹇如故；士大夫繾绻，争寄腹心”，风头之健一时无双；这叫他们这些常年混迹于秦淮河上的大才子们颜面何存，又怎么咽得下这口气？

既然咽不下去，所以就用诬陷的办法，写了一张充满了危言耸听的不实之词的《留都防乱公揭》，对阮大铖鸣鼓而攻之，从而对阮大钺踩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