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文化局从博物馆和图书馆借调的四个人来到了《玮城春秋》编辑部。为了支持编辑部的工作，文化局还送来了四台电脑，供他们使用。

借着这个机会，汪大艰又召开了一次全体人员会议，依然是强调编写民俗文化大观的重要性，至于怎样着手，依旧未做安排。但汪大艰并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自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要搜集资料，要撰写内容，要把好关……

借调来的四个人压根就没听明白汪大艰要表达什么。散会之后，他们私下里问编辑部其他人，汪主编开会时安排了什么事情，他们该做些什么。

他们得到的回答是，主编什么都没说。几个编辑还好心告诉他们，在编辑部里最好不要说话，尤其是不要说与主编有关系的话。当然，这些话都是在确保不会被汪大艰听到的情况下用很小的声音悄悄说的。

汪大艰以为编辑部的人应该就此忙碌了起来，但接下来的两天里，他发现没有一个人在忙民俗文化大观的事情，原来的编辑还在做日常工作，借调来的四个人则终日无所事事。问他们为什么不干工作，他们竟然说不知道该干什么。

这回可把汪大艰给气着了，他心里说:我开会的时候那么强调，话说的那么明白，你们竟然跟我说不知道该干什么！我说的话就这么不管用吗？

连这四个借调来的人也不听我的话！这还怎么得了！我在杨局长面前夸下了海口，一年之内保证完成，就你们这个慢吞吞的劲，三年也完成不了！

汪大艰极为愤怒，又召集全体人员开会，再次强调编写民俗文化大观这项工作有多么多么重要，之后又东一耙子西一扫帚说了一个半小时，局长两个字频繁出现。他要告诉大家，他代表的是杨局长，不服从他就是不服从杨局长。

然而，就算汪大艰说的不是局长，而是市长乃至级别更高的领导干部，也没有任何用处，因为他说的话貌似句句都与编写民俗文化大观有关，但没有一句在点上。

听了汪大艰的长篇大论，人们只会越听越糊涂，如果开会允许睡觉的话，肯定不止一个人会睡着。

讲完话，汪大艰又问大家听明白了没有，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现在就提出来，散会以后马上就开始编写民俗文化大观的工作，其他事情都要让路。如果再被他发现工作不分主次，甚至什么都不干，他就要向杨局长报告，全市通报批评。

汪大艰说出了这样的话，人们不能再装聋作哑看汪大艰的热闹了，否则他真会按他说的那么做。

晏超然毕竟是副主编，他觉得自己这时候应该带个头站出来，就对汪大艰说，要编写民俗文化大观，应该先明确哪些人参与这项工作，不能因为编写民俗文化大观，就停止杂志的编辑出版。

当务之急是先确定下来一个框架，明确要写哪些方面的内容，之后才好做分工，每个人分别去搜集需要的素材，然后撰写内容。现在什么都不明确，工作没法开展。

其他人也附和晏超然的话。

汪大艰一想，也觉得晏超然这次说的话很有道理，就应该这么办。但他并不觉得自己前两次开会做的“安排”有什么不妥，还对大家说:“超然刚才讲的话，就是我要说的。这次听明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