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与节流，是一个家庭、工坊、国家在经济困难时的通常选择。

靖康之难后，常年的战乱，地方官员的数量已大大减少，至于皇室的用度，更是与以前不可以千里计，军队的支出虽然庞大，但与靖康之难前朝廷供养百余万大军的用度相比，如今不过以前的数分之一。

在徐宁的建议，女皇又下诏，对官员的奉禄征收百分之一的赋税，在国家艰难的大义面前，官员们并没表现出什么抗拒心理。

节流方面，已没有多大的潜力可挖。

至于开源，在百姓困苦的情况下，不可能毫无节制的开征杂税，涸泽而渔，从长期来看，对大宋并无好处。

重新厘定正赋与杂税名目标准，其中有三种只针对商人与地主开征，并不对普通百姓征收，并将杂税的开征权収归朝廷，可以有效防止总领司、漕司、州县任意盘剥，加剧社会矛盾。

当然，要想马儿跑，又不给草吃，这不现实，所以朝廷改变了一往一味聚拢地方赋税、挤占地方财权的做法，对朝廷与地方的财权做了明确划分。

为了增加赋税，朝廷开始在全境范围内清理土地与人口，造册登记，并鼓励南方山区开垦梯田。与此同时，朝廷出台了更多的措施，刺激城市商业与手工业作坊的发展，大力发展海商贸易。

后世的某位伟人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徐宁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在江南各地调查，从城市到农村，深入了解各个阶层的境况与诉求，在此基础上，尽力缓解与调和各阶层的矛盾冲突，确保建立起一套兼顾朝廷当前与长远利益的赋税体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