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之时，为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关系：华夏族与其他民族的对立。两汉之后，为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

魏晋时，华夷之辨的声浪日高，诸政权均以华夏正统自居，内诸夏而外夷狄，主张以夏变夷，华夷观自此成为中国民族观的主流。

隋唐时，以文化和心理认同来决定华夷归属。宋亡后“华夷之辨“的衡量标准由血缘、礼制宗法文化衡量标准阶段向单纯的文化衡量标准或地缘衡量标准阶段演变，更强调“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

明代时，华夷又多了一份“文明与野蛮的对立”的意思，明末时，有人认为：夷夏之别是相对的，夷与夏因文化和血缘（同化）;民族文化是多元的;社会文明是进化的，在此总趋势中，文明中心会发生转移。（现在这个时间线还没到这步。）

而朱由校此举就是为了让这些官员树立一个良好的观念，即要将西洋人以“文明人”的身份平等视之，谦逊地学习他们先进的科技；同时又要让官员们记住，中华与西洋是不同的文明，要明辩“华夷”，让大家不忘中华的高贵，以“皇汉”而自傲，用夏变夷。

朱由校看到众人都是若有所思，很是满意，特意等了他们一会儿，才继续说到。

“大明立国已久，陈规陋习数不胜数，国事危急非维新不可。

故朕设枢密院，全权规划改革事议。

此有五条誓文，以作基础：

一、整顿吏治，广兴官学，万机决于朝庭一体；

二、上下一心，大展经纶；

三、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务使人心不倦；

四、破旧来之陋习，基天地之公道；

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此为中国未曾有之变革，朕当身先率众，誓于天地神明，以大定国是，立保万民之道。尔等亦须本此旨，同心努力。

大明的未来，就拜托诸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