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结婚前， 1917年夏天回国，曾去江村，想见冬秀一面。结果不但没有见着，反而引起一些笑话来。

《胡适的日记》中说：“……我亲自到江村。他（她）家请我吃酒。席散后。我要求一见冬秀，他（她）的哥哥耘圃陪我到他（她)卧房外，他先进房去说，我坐在房外翻书等着。我觉得楼上楼下暗中都挤满了人，都是要看‘戏’的！耘圃出来，面上很为难，叫七都的姑婆进去劝冬秀。姑婆（吾母之姑，冬秀之舅母）出来，招我进房去。

“冬秀躲入床上，床帐都放了下来；姑婆要去强拉开帐子，我摇手阻住他（她），便退了出来。这时候，我若打轿走了，或搬出到客店去歇，那时便僵了。我那时一想，此必非冬秀之过．乃旧家庭与习惯之过……回到家里，人家问我看见了新人没有，我只说，见过了，很好。我告诉母亲，母亲大生气，我反劝他（她）不要错怪冬秀。但同去的本家叔公知道此事，传说出去。人家问我，我也只笑不答。后来冬秀于秋间来看我母亲，诉说此事。果然是旧家庭作梗……我至今回想，那时确是危机—发之时……”

已经是二十世纪的年代了，这位二十八岁的老姑娘还躲入床上放下帐子，羞见订婚已经十三年的留洋生夫婿，这在当时却不能不作为一种趣闻，传播四乡。

幸亏胡适善于体谅人，还因此而写信劝慰冬秀，说自己决不介意，她也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并约定这年寒假回来结婚。

结婚这天，胡家宾客如云，喜气盈门。胡适是个新人物，要改革旧婚礼，提出了七条：不择日子；不用花轿、凤冠、霞帔之类；不拜堂，以相见礼代之；不拜天地；不拜人，以相见礼代之；不用送房、传袋、撒帐诸项；不行跪拜礼。另外还有一条“亲友送贺礼一概不收，惟可收贺联耳”。其中“不择日子”应该是指不选所谓“黄道吉日”，

那一天其实是胡适的阴历生日。婚礼前胡适自拟另一对联为“三十夜大月亮，廿七岁老新郎”。当天他正好满虚岁27岁，“三十”乃是阴历十七日，所以可以看见“大月亮”。

胡适的几“不”基本做到了，只是由于母亲坚持，在祠堂拜了一次祖先，向祖先牌位行了三鞠躬礼。婚后两个月，胡适写信给美国女友韦莲司小姐，宣告“自创了婚礼的仪式”，除了庙见这一点，“我母亲同意了我所有的改革”。

可是在《归娶记》里，却承认“此次婚礼所改革者，其实皆系小节”。

“吾国婚礼之坏，在于根本法之大谬。……根本的大谬为何？吾国婚礼，自称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其实若真能办到这八个字，亦未尝不有好处。今之订婚者，皆取决于无目的算命先生，及泥塑木雕的菩萨。父母不敢自信其耳目，又不敢信媒人之耳目，于是委责于瞎子及泥菩萨。而不知婚姻之事，父母媒妁即能真用其耳目心思，犹恐不免他日之悔。况不用其耳目心思而乞灵于无耳目心思之瞎子菩萨乎？此真荒谬野蛮之尤者矣。”

婚礼上，胡适穿的是黑呢西装礼服，头戴黑呢礼帽，脚穿黑皮鞋。江冬秀身穿的是黑缎棉袄，花缎裙子，绣花大红缎子鞋。两人相对，行了三个鞠躬礼。婚礼的主要环节，是男女双方签署商务印书馆印制的结婚证书，并授受婚约指环、行相见礼，在与来宾互相鞠躬致意之后，即安排了演说环节：先是由来宾，胡适在上海中国公学的同窗许怡荪、曹子才、柯泽舟、胡衡卿诸人演说，然后是胡适亲自上阵的“新郎演说”。

在收到的众多贺联中，胡适最满意的是张子高所作：“两个黄蝴蝶，同此月团圞”。“上联为吾‘蝴蝶’诗句，下联为吾‘今别离’词句也。”胡适评价道。

婚后，胡适在家里住了不到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