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作家杜超
随着历史文件的逐渐解密，很多人都对解放前中国共产党著名的地下工作者们很了解很熟悉了，有很多红色间谍的故事还被搬上了银幕，为广大群众所津津乐道，但是还有一个从事情报工作的人却不为外界广为所知，事实上，在中共党史上，这个人比起那些著名的“红色间谍”来，他的名声更大，因为他是这些红色间谍的上级，是暗中指挥这些红色间谍的人。
他的名字，叫做杜理卿，在成为中共秘密情报机构的首脑之一后，出于保密的需要，他更名为许建国。
象这样一个著名人物，之所以到现在还不广为人知，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在文化大革命前夕，从事情报工作多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又奉罗瑞卿之命调查过江青的许建国感到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为了不让那些从事过秘密工作的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牵连和陷害，便提前做了准备，将所有的秘密材料全部付之一炬，因此，即使是中共的秘密档案资料中，也没有多少许建国的具体事迹。
一直到2003年，公安部在京召开许建国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在大会上，过去听从许建国指挥的一些地下工作者，许建国的知交旧友，还有许建国的亲属家人济济一堂，纷纷回忆了许多过往旧事，这样，许建国生平的一些重大事迹才得以重见天日，并渐渐流传开来，逐渐了解到许建国经历的人，不无惊讶地发现，许建国的一生，简直就是史诗中英雄的传奇，如果不让世人知晓，那简直是太可惜了。
笔者作为许建国的后人，经过几年的整理，对许建国一生的传奇经历进行了归纳总结，希望能让大家都对这位传奇人物，对我党情报保卫工作和城市公安工作的历史有一个清晰的了解。这也是笔者写这部传记的目的。
1966年1月，正是三九时节，北京城北风呼啸，寒气逼人。被关在外交部一间没有暖气的小房间内，正接受隔离审查的许建国冻得瑟瑟发抖。他刚刚放下写材料的笔，正准备呵一口气暖暖手时，门锁突然开了，接着进来了五个穿警服的公安人员，许建国认出其中为首的正是他昔年在公安部任副部长一职时的一位副厅级下属方xx，而且这个方xx也正是他一手提拨出来的，于是他站起来，象原来一样亲切地喊了一声:“方xx同志，你……”话音未落，以前一直对他恭敬有加的方xx竟粗暴地厉声地喝道:“住口，你这个大特务，大叛徒，谁是你的同志。”然后他忽地拿出了一张逮捕证，“许建国，你已被逮捕了，现在你老老实实地跟我们走。”
许建国愣住了。痛苦地、难以相信地望着方xx。
“喀嚓”一副锃亮的手铐铐住了许建国的双手。方xx低下头，咬牙切齿地对许建国低声道:“你这个大特务，没想到也有今天，还记得当年你怎么整老子的吗，哼，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轮到老子整你了。看老子不整死你，哼哼。”许建国看着一脸狰狞的方xx，气得嘴唇直打哆嗦。
1943年夏天，晋察冀社会部驻扎在河北省平山县赵家庄，距敌人占领的平山县城较近，敌人除了用蚕食政策不断侵犯我边区外，还用偷袭办法袭扰我后方机关，为此，时为社会部部长的许建国曾召开会议，要求全体同志时刻提高警惕，枪支，文件要管好，随时处于战备状态。
1943年夏天，有一天晚上，“叭，叭”忽然响起了两声枪响，划破了宁静的夜空。正在熟睡的保护密码组组长方xx猛地一骨碌爬起来，招呼组员蔡某某道:“小蔡，快，带好密码包，拿着枪往东山坡转移。”两个人一口气狂奔几千米，跑到了东山坡，但此时既没有再听到枪声，也没有看见别的一个同志，蔡某某有些疑惑道:“有些不对劲，我们是不是回去看看。”方xx说:“黑灯瞎火的，完全不明敌情，我们还是先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再说吧。”再后两人往一条小路一直跑，跑到了一个村庄，方xx叫开了一户老乡的门，原来这是方xx家所在的村庄，两个人一宿没睡，把手枪上膛，守着文件过了一夜。
第二天，他们从老乡的口里知道，昨夜赵家庄并没有敌人来，而社会部的人正在找他们两人，两人便赶紧回到了机关。
从来都是一脸微笑的许建国看到他们，此次却没有一点笑脸，而是非常的严肃。批评他们道:“昨晚的枪声，是河对岸区党委机关哨兵走火，引起一场虚惊，你们是机关干部，遇事要沉着，有警觉性是对的，但也不能够惊惶失措，更不能没有组织纪律性，整个机关都没动，你们两个怎么能离开组织，自己单独行动呢？”说得他们两人羞愧地低下了头。
经过调查之后，许建国认为，蔡某某作为密码小组的组员，听从组长的命令擅自离开机关，在此次事件中负有一定的责任，但他是听从组长命令才这样做的，而且在脱岗的过程中没有发生失密现象，所以只要求请出检查就可以了，但是对于负主要责任的方xx，许建国不但要求他在党支部大会上做出检讨，还给予他党内警告处分。对这一处理结果，方xx表示完全接受。事实上，许建国的处理的确是有根有据，对事不对人，没有任何不合理之处，其后方xx多次在工作中作出成绩，许建国对其也不断提拔重用，许建国任公安部副部长之后，还带上了方xx赴京，委以重任，根本就没想到方xx对二十多年前所受的处分依然怀恨在心，一见许建国落难，马上落井下石，真是应了中国的那句老话，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方xx大喝一声“带走”，四名公安人员便粗暴地将许建国推出门外，塞入车里，并把他的双眼蒙住了。警车向某一处地方疾驶而去。
少年杜理卿遇奇人
1905年隆冬的一个深夜。天气异常的寒冷，凛冽的北风象饥饿的狼一样，在湖北省黄陂县南阳乡杜家嘴村上空嚎叫着。村子里的很多茅草做的房屋在风中摇晃，好象随时都会被风吹垮吹走一般。
村西头的一间茅屋里，忽然传出了呜呜的哭声。
借着微弱的忽明忽暗的油灯，可以看清哭泣的是一个中年妇女，她正望着床上的一个双眼紧闭的婴儿大哭。
这个婴儿正是才两岁多的杜理卿，而哭的中年妇女正是杜理卿的母亲杜黄氏。
白天，才两岁多的杜理卿忽然发起了高烧，浑身滚烫，由于家里贫穷，看不起医生，杜理卿的父亲只好在山上抓了些草药，回来按土方熬下之后给他喝，然后不断地用山里的溪水给他抹身，但是杜理卿一直没有好转的迹象，一直高烧不退，昏迷不醒。
“孩他爸，这可，怎么，怎么办啊？”杜黄氏六神无主，问床头站着的杜理卿的父亲。
“还能怎么样呢，生死有命。”杜父伸出手去，在杜理卿的额头上摸了一下，发现他烧得更加厉害，已近奄奄一息的状态，看样子估计是活不了了，只有长长地叹息了一声:“我看卿伢子不行了。还是老办法处理了吧。”
“啊，又要-------老办法。”杜黄氏腿一软，一下子坐倒在地上。
“那不然怎么样。家里连债都还不清，哪有钱给他看病。他在下面要是埋怨，就只怪他为啥出生在穷人家里了，”杜父无可奈何地说。
杜黄氏口中的老办法，是用席子或破布裹住杜理卿，准备把他送到山上将其埋掉，在旧社会的黄陂农村，很多贫穷的农民都是这样处理自己孩子的，有的甚至因为养不起，在孩子一生下来之后就把孩子扔到水里淹死或是在山里活埋了，俗话说虎毒不食子，亲手害死自己的子女，做父母当然也心如刀绞，但在万恶的旧社会，农民由于贫苦，迫于生存的压力，又不得不这样做。在杜理卿之前，他就已经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都是因为得了重病无药可医而被父母含泪处理掉了。
杜黄氏不再说话了，呆呆地看着杜父抱起了小杜理卿。眼泪无声地一串一串地往下掉。杜父叹息了一声，猛然一跺脚，拉开了门，北风立刻呼拉拉地灌了进来。油灯立刻被吹灭，屋里顿时漆黑一片。杜黄氏的哭声在黑暗之中显得格外凄凉。
就这样，杜理卿被杜父抱上了山。如果杜父将他埋了，那么以后党的情报史上就会缺少一位卓越的领导者了。
然而，比起他死去的哥哥姐姐，杜理卿似乎格外幸运，当杜父在山上挖好了坑，准备将奄奄一息的杜理卿埋下去的时候，杜理卿忽然睁开了眼睛，看着杜父，把杜父吓了一跳，看着杜理卿愣住了，接着他又发出微弱的声音，叫了一声:“爸爸。”这一下，杜父眼中本来就强忍的眼泪刷地掉了下来，他一把抱起杜理卿，一脚把挖起来的土踢得飞了起来。然后掉头回家。拼命地用凉水给杜理卿浇身，那一夜，体质极好的杜理卿奇迹般地康复，也从鬼门关里捡了一条命回来。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逐渐长大的杜理卿，开始和两个哥哥一起帮着家里做事。
在黄陂县城有一座大山，叫做木兰山，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在全国都很有名，因为史载代父出征的女英雄花木兰就是湖北黄陂人，并且就住在这座山的附近，所以当地的人把这座山叫做木兰山。
从三岁多开始，杜理卿就开始和两个哥哥一起，每天走几里路，到木兰山上打草。挖野菜，摘野果。然后再把这些东西背回来。喂猪喂牛，做饭做菜，木兰山附近一带农民的子女有很多都是这样做的。
解放前的木兰山是荒山野岭之地，一向都有飞禽走兽出没，也时常有野兽伤人的事发生，但是，为了生计，山上附近的农民都顾不了那么多了。
杜理卿在六岁那一年秋季的一天，在木兰山上又出了事，差点又死掉了。
那一天，他们兄弟三个照常和村里的另几家兄弟几个一起来的，但是在忙碌之后，小伙伴们渐渐地都分散了。杜理卿年纪最小，独自一人在最后面拔野草。拔着拔着，他忽然看见在悬崖边有一棵小树，小树上结了几个又大又红的野果，顿时眼睛一亮，便挎着菜篮，走了过去，正准备将那几个野果摘下来，带回去当饭吃，忽然脚踝一痛，竟一下子摔倒在草丛中，菜篮子也一下子滚到悬崖下面去了，当他倒下来的时候，他看见一条大蛇快速地钻进了草丛，原来他是被蛇咬伤了。
“哥哥，哥哥。我被蛇咬了，快来救我，哥哥。”他又痛又怕，大声地哭喊起来，两个哥哥听到他的哭喊声，忙奔跑回来，看见倒在草丛中的他，忙伸手去拉他。但他却根本坐不起来，只不过片刻的功夫，被蛇咬伤的腿已经肿了起来，两个哥哥再一看伤口，只见从伤口中流出的竟然都是黑血。原来咬他的是一条剧毒蛇。
毒蛇的毒性非常厉害，一会儿功夫，杜理卿就昏迷了过去，而他的两个兄长眼睁睁地看着他身上的一条毒线从脚踝一直向上曼延。一会儿就到了大腿。他们俩束手无策，吓得大哭起来。
正在危险的时候，一个背着猎枪的老人忽然出现在他的面前。看到了眼前的情形，马上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赶紧放下猎枪，不住地用嘴去吸吮杜理卿腿中流出来的黑血，然后又从随身所带的葫芦里拿出药粉，给杜理卿涂在伤口上。那药粉很神奇。慢慢地，杜理卿身上的黑线就消失了，再过了一会儿，杜理卿就悠悠转醒。老人又把另一只葫芦里的药酒给杜理卿喝了两口，然后笑着拍拍杜理卿的身子，说了声:“没事了”，没过多久，杜理卿果然能站起来了，如有上天保佑的杜理卿就这样再次得救。又一次从死亡线上捡了一条命回来。
原来这名老人叫做杨震山，因为木兰山有许多飞禽走兽，所以这附近除了种田的农民之外，还有一些专以打猎为生的猎户。杨震山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今天也是上山打猎，恰恰机缘巧合，救了杜理卿。
杨震山老人救了杜理卿，杜理卿的父母自然是千恩万谢，专门请杨震山老人来家里吃饭，老人乐呵呵地上门，还给杜家带来了一只打来的野兔，在闲聊中，杜理卿的父母得知，老人已经快六十了，但一生从没有结过婚，更没有孩子，孤苦零丁的一个人生活，杜理卿的父母听了之后唏嘘不已，以后经常叫杜理卿给老人送点吃的，把老人的衣服拿回来洗。这样一来二去的，杜理卿就和杨震山很熟了。
杨震山年青时就是猎户，打了近三十年的猎，有一手百步穿杨的本事，外出打猎，只要猎枪出手，从来就没有落过空，他还练就了一手好飞刀的本事，那可以说:“三十步开外，刀不离人，二十步开外，刀不离寸，十步开外，刀不离分。”年幼的杜理卿，逐渐被杨震山高超的本事所迷住，天天吵着要跟他学艺，吵着要和他上山学打猎，杨震山也很喜欢杜理卿，便把自己的本领一点一点地教给他。而杜理卿也是聪明伶俐，什么都一学就会。逐渐也象个小猎人的样子了。
每每打猎完后，空余的时间，杨震山就或在夏夜的星空下，或在寒冬的火塘边给杜理卿讲故事，西天取经，三国演义，梁山好汉，岳家军，杨家将，三侠五义，当然当地的女英雄花木兰更是少不了。这些历史中的英雄人物深深地打动了年幼的杜理卿，使他从小便对英雄的概念有了异常清晰的认识，在所有的历史英雄之中，最为打动他，也是让他最为佩服的是三国英雄，刘备手下的大将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他一是佩服赵子龙的勇，每次听到赵子龙长坂坡七进七出，连挑曹营七十多员名将，单骑救主，截江救阿斗，平荆州，取益州，战汉中，定南蛮，出祁山，杜理卿就心跳不止，在他看来，赵子龙简直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屡建奇功的常胜将军，但除了“勇”之外，杜理卿更佩服的还是赵子龙的“忠”，赵子龙自与刘备相遇，立志追随后，终身忠贞不二。与有勇无谋的张飞，骄傲自大的关羽，有三姓家奴之称的吕布一比，那简直就是完美的化身。
可以说，三国英雄赵子龙成了杜理卿心目中神一般的人物，这也就使他很小就有了一个志向，就是要成了象赵子龙那样既忠贞又勇猛的将军。而这种志向后来果然在他的整个革命工作之中完全和彻底地得以体现。
除了讲故事之外，原来上过私塾的杨震山老人还教他识字。这对于旧社会贫农家庭的孩子来说，简直是想都不敢想的美事，杜理卿认真地，贪婪地跟老人学着文化，在老人的启蒙教育下，杜理卿的行为，思想都远远比同龄人成熟。
可以说，师傅杨震山，对杜理卿的一生都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甚至应该这么说，杨老人是他生命中的贵人，不但救了他的命，还教了他很多别的有积极意义的东西，如果没有杨震山，那么杜理卿可能最终也会象黄陂县的那些农民一样，在家乡受苦，一直到全国解放。象杜理卿的几个兄弟姐妹就是这样的。可见，人的命运跟环境密切相关。
七年之后，杨震山越来越衰老，杜理卿已经把他的全部本领都学到了手。成为了一个远近闻名的少年神枪手，不仅如此，在打猎生涯之中，杜理卿逐渐养成了机警，机智的性格，这些因素为他以后被挑选入到红军的保卫部门，并逐渐成为公安和秘密情报工作的领导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杜理卿对于他的师傅杨震山是很感激的，在全国解放以后，杜理卿回到家乡，第一件事就是给师傅迁了新坟，以后每次回到家乡，杜理卿都要去祭奠自己的师傅，给他上一柱香。
被迫背井离乡
随着杜理卿渐渐地成长，渐渐地感受到阶级的压迫，体会到人世间的不公，他心中的疑团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了。
他常常在想:为什么村子里的人都很勤劳，一年三百五十天，日日白天黑夜的辛苦，到头来却总是吃不饱，穿不暖，而那些有钱的地主从来不做事，每年只坐等村民把租子交上来，整天吃香地喝辣地。为什么不但杜家嘴村是这样，骆驼铺是这样，其他的村子是这样，整个黄陂县都是这样？，
为什么那些地主老财不但剥削村民，还对村民盛气凌人，随意的打骂和侮辱。而被迫上贡的村民却总是忍气吞声，还不得不陪笑脸。
疑团始终挥之不去，于是有一天，他便问自己的父母这些问题，想从父母那里得到答案，然而父母都是没有读过书的，他们活了半辈子，自己其实也弄不明白原因。他们总是含糊地说:“因为我们没有田，只能租住地主的田，既然租了地主的田。那么就要向他交租。交了租那就只剩下一点点，只够勉强吃的了。其他的村民，也都和我们一样的。”
杜理卿又问:“那么为什么我们没有自己的田呢？如果我们自己有田了，那我们一家就够吃的了。每年还会剩下很多，也根本不需要再向地主交租了。”
父母亲回答:“因为我们穷。没有钱，买不起田。”
他眨眨眼又问:“那么我们为什么穷，为什么没有钱呢？”
父母亲再答:“因为我们要交租。”
绕来绕去，绕了一个圈之后，答案最终又绕回来了，这当然也就不成其为答案。
父母的回答不但未能解除掉他心中的困惑，反而让他更进一步的迷惑，于是他只有再跑去问师傅杨震山，仅管杨震山上过私塾，但是对这样的问题却也回答不了，他只有磕磕烟袋说:“这个我也说不明白，反正中国几千年以来都是这个样子的，除非你当了地主，或是做官，那就有钱有势，别的人就会为你做事。”
杜理卿对这个回答更不满意，他眨眨眼问:“为什么一定是这样呢？为什么不能所有的人都种田，自己赚钱自己用，不用被别人剥削呢？”杨震山笑着摸摸他的脑袋说:“我也希望这样啊，其实谁不希望这样呢，不过实现不了啊，也许你将来长大了可以带头造反，自己当皇帝，那样你就可以下令所有的人必须自己做田，不许剥削别人。呵呵。”
这本是杨震山所讲的一个笑话，但没想到，杜理卿却把这个笑话深深地刻在了心里，皇帝，那本来就是最大的地主，他是不会做的，但是造反，他长大了之后那是一定会干的。他要象常胜将军赵子龙那样，将地主老财一个个地都杀死！把他们的田地全部分给穷苦的人。
以后在打猎的过程中，杜理卿时不时地把那些飞禽走兽当作“地主老财”，在开枪打它们的时候，他不自觉地把它们当作了生活中的“坏人”，“地主老财”，他没日没夜地打猎，只有打猎的过程，才能暂时缓解他少年时代的那些疑虑，不满，仇恨，才能从中得到一种解脱的快乐。几年的猎户生涯，不知不觉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一颗革命斗争的种子。随着这粒种子在身体内不断地萌芽，在杜理卿十三岁那一年，他终于产生了具体的行动。也因为这次具体的行动，杜理卿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家乡，结果这一走就是三十多年，一直到解放之后才回到家乡。才又与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见面，而他的师傅杨震山则早已过世。
杨震山老人平日打回来的猎物，除了自己吃之外，一部分还拿到外面卖钱，用这些钱再买一些生活日用品。一直以来，就是这样维持生活。虽然比较清苦，但是杨震山老人倒也满足。
但是有一天，却发生了一件意外。以致招来飞来横祸。
这一天，杨震山和杜理卿挑着所打的山鸡野兔，在集市里叫卖。不一会儿，有三个人走了过来，看了一下他们的东西，其中的一个为首之人点了点头，对杨震山道:“老头，你这东西我们都要了。”然后也不等杨震山答话，另两人就将那些山鸡野兔收了起来。
虽然这些人十分无礼，但是杨震山老人没有计较，反正只要有人买他的货物就好。做生意总是要忍气吞声的。但没有想到，这些人拿了东西，却不付钱，而是拿着东西，转身就走。
“喂喂。几位老板，你们还没有给钱呢？”少年杜理卿反应过来，急忙追上去要钱。
“还给什么钱，刚才不是已经给你了吗？小王八蛋胆子不小，还敢讹钱啊。是不是想死啊！知不知道我家老爷是谁啊。”为首之人转过身来，不但不给钱，反而对杜理卿怒吼起来，另两人也挽起了袖子。恶狠狠地看着杜理卿。
杜理卿到底年幼，被这群蛮不讲理的人一吼，一时愣住了，便血气方刚的他随即怒火攻心，马上捏紧了拳头，准备冲上去揍人，杨震山老人久经江湖，一看这几个人的言行估计他们是很有势力的，只好一拦杜理卿，忍气吞声地对那几个陪着笑脸道:“对不起各位老板，小孩子不懂事，这些野味就当我们孝敬您的。”为首之人轻蔑地瞥了杨震山老人。说声:“走。”正准备扬长而去，但是死不服气的杜理卿却猛然挣脱了师傅的手，一拳就打在了为首之人的脸上，一下子将那人的鼻子打破了。那人一下子倒在地上，捂着脸哀嚎起来。另两人一看急眼了，向杜理卿扑了过来，虽然他们年龄，体格比杜理卿大许多，但已练成了一身武艺的杜理卿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闪躲之中专找他们的下害下手，三两下就把两个大汉打倒在地上唉呦唉呦的只叫唤，杜理卿冷笑了一声，走到了被自己打破了鼻子的那个人的跟前，那家伙吓得脸如白纸，连连向后直退。
杜理卿冷冷地看着他，向他伸出手去:“买东西的钱。”
那家伙愣了一下，赶紧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吊钱，递给杜理卿，杜理卿接过来之后，递给了师傅杨震山。杨震山接过来之后，不但没有喜色，却反而叹了一口气。
这个时候年少的杜理卿是不知道师傅为何忧叹的，更没有到大祸即将降临，还在为自己打败了三个成年人而洋洋得意，“滚！”他大喝一声，对方三人如逢大赫，抱头鼠窜而去。
“你们闯了大祸呀，这三个都是才搬到黄陂县城的大财主黄富贵的家人，那为首是他的大管家黄得胜，黄富贵有钱有势，他的儿子听说是在外省当督军呢，你们怎么敢惹他们。”
“快跑吧，运气好还跑得及。跑晚了就来不及了，到时侯不死也要被扒成皮。”等这三个一走，街市上其他的人赶紧过来，七嘴八舌地对他们说道。
“怕他们？来一个我打一个，来一双我打一双。没事的。”杜理卿毕竟年幼，没有社会阅历，依然没有感到危险来袭，心里还巴不得再来几个恶人，他好再把他们暴揍一顿。
“别说了，卿伢子，收拾东西，赶紧走。回家。唉，你真不该动手啊。”杨震山已经感觉到不妙，赶紧催促杜理卿。
“师傅，咱们都是练武之人，怕那些人干啥。只要他们敢来，咱们两师徒打死他。”见师傅如此害怕慌张，杜理卿心里很有些不以为然。
“你懂什么，几个人当然不怕，可是人家有钱有势，我们双拳难敌四手，不说了，快走。”杨震山一把拉住了他，往外跑去。
师徒二人刚刚跑到街市，就见迎面跑来一大队人马，足足有三四十个，为首的，正是被杜理卿打破了鼻子的黄得胜，黄得胜一见到杜理卿师徒，立刻就狂叫一声:“就是他们，给我打，给我打，打死他们！”那些狗腿子闻声，立刻一拥而上，将杜理卿师徒包围起来。事到临头，一直避免发生冲突的杨震山老人知道冲突不可避免，也只有放手一搏。虽然杜理卿师徒都是练家子，而且也以命相拼，但好虎架不住一群狼，终于双双被对方的人打倒在地，最终被打得奄奄一息，一直到杜理卿身上的肋骨被打断了十几根，杨震山老人的双腿被打断，那伙人才扬长而去，街市上的人赶紧把他们俩抬到了朗中铺
一直到床上躺了几个月，杜理卿才渐渐恢复元气，而杨震山在床上躺的时间更长，毕竟，他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身体状况不能和杜理卿比，虽然杨震山一句怪杜理卿的话都没有，但杜理卿的内心却极度内疚，觉得是自己鲁莽的行为害了师傅。同时，复仇的欲望也在他的体内不断升腾着。他觉得他必须要给师傅有一个交待。
依然天真的杜理卿首先选择的是上告到巡捕房，满以为才推翻满清没多久新兴的民国政府一定会公正处理，可是没想到，巡捕房的人一听说打他和杨震山老人的是黄富贵的管家，巡捕房的人不但不管，反过来还威胁他，说不准败坏黄老爷的名声，如果他再在外面说黄老爷的坏话，就把他抓到牢里去！
其实在他来巡捕房之前，他的父母早已经就哭着哀求他不要来上告，说不会有好结果的，但是杜理卿不相信，结果本来满怀希望的杜理卿再次受到重大的打击。
先是肉体，接着是心灵，年少的杜理卿不断地受到重创，他更加体会到这个险恶社会的不公，
但是，杜理卿却没有就此消沉，心中复仇的欲望反而更加强烈，并且准备什么人都不指望，就靠自己的力量去复仇。
在一个深夜，杜理卿带上了打猎的猎枪。找到了早已摸清的黄家大院，悄悄地翻上了后院墙，为了怕黄府的人认出自己，让家人和师傅受到牵连，这次杜理卿长了心眼，戴上了一张从集市上买来的判官面具，他刚刚从院墙上跳下来，黄家的狗便冲了过来，冲着杜理卿狂叫。杜理卿并没有跑，而是躲进了黑暗的角落里，狗要冲过来嘶咬杜理卿，这次做了精心准备的杜理卿马上抛出了几根野兽的骨头，狗一见到骨头，马上就啃起来，再也不管杜理卿了。
听到狗的狂叫声，黄府的灯亮了，有人打着灯笼来到了后院，照了一圈没有发现人，骂骂咧咧地正要回屋，杜理卿一个剑步窜到了那人的身后，用猎枪抵住了那么人的后腰，低声喝道:“别动，动就一枪打死你。”那人吓得一哆嗦，手中的灯笼掉到了地上。并举起双手颤抖道:“好汉饶命，好汉饶命。”显然把杜理卿当作了一名打家劫舍的强盗。杜理卿心中暗笑，又喝令道:“听着，你老实按照我的吩咐去做就没事，否则，我叫你脑袋开花。”那个家人如同鸡啄米一般:“是是是，我一定听好汉吩咐。”说话间他偷偷扭头去看，却只看见一张判官的脸，更是吓得魂飞天外。
“你们叫黄得胜的管家住在哪？”杜理卿逼问道。
“黄大管家，在，东头，东头第一间。”那个结结巴巴地说。
“好，快带我去，就没你什么事了。”杜理卿在他身后用枪用力一捅，把他吓得一哆嗦，赶紧点头:“是是是。我带您去，带您去。”说罢捡起了掉到了地上的灯笼，带着杜理卿往黄得胜所住的地方走去。
在杜理卿的示意下，那人不得不敲响了黄得胜的门。
“谁啊？”里面灯亮了，有人不耐烦地问道。杜理卿听出这正是黄得胜的声音，心中高兴极了。
“黄管家，我阿标，刚才屋外有狗叫声，我起来查看了一下，发现外面似乎有可疑的人，就来向您报告，您快出来看看。”
“啊。有可疑的人。”里面的黄得胜一愣，赶紧起身。穿好了衣服，打开了门。借着灯笼，杜理卿一眼就认出他正是那个率众殴打自己和师傅的人。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于是，他一句话也不说，直接就把猎枪从那个阿标身后拿出来，对准了黄得胜。黄得胜猛然看见眼前的判官和一杆猎枪，不禁张大了嘴，杜理卿毫不犹豫，对准他的小腿扣动了板机，就听得轰地一声，黄得胜发出了一声惊人的惨叫，跌倒在地上！
杜理卿不慌不忙，转身又往后院跑去，此时黄府的人都纷纷起来，向杜理卿包抄过来，杜理卿对准他们又放了一枪，打伤了其中一人，但没想到黄府的护院也有枪，他们趴了下来，七八条枪对准了杜理卿连连射击，幸亏在黑暗中都没有打准，再加上杜理卿身手敏捷，飞快地爬上了后院墙，跳到墙外，总算死里逃生，一口气从县城跑回了家。
黄富贵的大管家夜里被人用枪打的事件，很快地传遍了整个黄陂县城，并且又由进城赶集的人传到乡下，原来黄得胜的腿被打断了，送到医院后被医生截了肢，成了一个残废，事情闹得很大，黄富贵急极败坏，责令县城巡捕房的人限期破案，巡捕房倾巢出动，抓了很多无辜的人。并且传出行凶者是一个少年猎手的消息，原来虽然杜理卿蒙着面具，但是声音毕竟是少年人的稚嫩之音，再加上又用猎枪行凶，所以黄得胜还是隐隐猜到了可能会是当初被自己带人痛打的那个卖野味的少年行了凶，因此巡捕房是有针对性地抓人。
杜理卿的家人及师傅也听到了传闻，立刻猜到黄得胜被枪击一定是杜理卿所为，一问之下，杜理卿只有承认，杜理卿的家人及师傅大惊，知道巡捕房一定会很快查到杜家嘴来了。只有找别人借了一点钱，叫杜理卿赶紧离开杜家嘴，正好杜理卿的伯父准备到外地做工，杜理卿遂背井离乡，跟着伯父连夜出走，先到河南确山，泌阳，后来又回到湖北汉口做裁缝学徒。
安源遇见刘少奇
1916年，由于裁缝店倒闭，杜理卿的大伯又得了重病，被迫回家乡养病，而杜理卿则由老乡介绍，来到了安源煤矿局做了一名煤矿工人。
当时的杜理卿已经是少年老成，在家乡的遭遇使他对这个不公正的社会有了一定的认识。
而在安源这座城市，在煤矿当工人之后，耳闻目染使他更进一步认清了这个社会吃人的现实。
在煤矿上没有任何安全设施，工人死，残事故时有发生，但工人在进厂之前，已经和资本家签了卖身契，说明生死各安天命，资本家概不负责，就是在工人的性命得不到丝毫保障的情况下，资本家还经常地克扣，拖欠工人的血汗钱。经常地对工人处以辱骂，鞭打。惩罚。而官府，军阀都是和这些资本家穿一条裤子的，不但从来不维护工人的正当利益，反而处处助纣为虐，帮着资本家一起来对付工人。
大地主，大资本家，官僚，军阀渐渐地都成了杜理卿所痛恨的对象，在他的心中，一颗革命的种子已经随着他年纪的增长，阅历的丰富而逐渐长成了参天大树。但是，他虽然有革命的愿望，却又非常迷茫，不知道该如何实现自己革命的愿望。
革命正在这个时候，来到安源发动工人运动的刘少奇同志建立起了安源路矿总工会，并且办起了一所职工夜校，给安源路矿总工会的工人们补习文化知识，并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由于总工会为工人说话，迅速地被工人当作了自己的“娘家人”，很多工人都报名参加了总工会，杜理卿当然也不例外。
正是在职工夜校里，杜理卿遇到了著名的工人领袖刘少奇同志。因为刘少奇同志虽然工作繁忙，但还是经常亲自授课。由于杜理卿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知识，学习马克思主义，因此，在职校里表现非常突出，刘少奇同志逐渐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觉得他很有潜质，因此有意识地想培养他成为工人运动的骨干。
有一天深夜，下了课之后，刘少奇叫住了杜理卿。请他到办公室来。
见领袖人物叫住了自己，少年杜理卿既有些激动，又有些紧张。不知道少奇同志想同他谈什么。
少奇同志很和蔼地给他倒了一杯水，坐在他的面前，和他聊起了家常。杜理卿没有想到大名鼎鼎的少奇同志如此平易近人，心情渐渐地放松，和少奇同志愉快地交谈起来。他对少奇同志谈到了他在家乡所犯的事。以及到了安源以后因所见所闻而产生的一些感悟。言谈之间透露出想革命的强烈愿望，一再重复地对少奇同志说:“刘校长，我很想推翻这万恶的旧社会，重新创立一个新社会。在这个新社会里，人人都是平等的，都要劳动才能收获。没有剥削，没有压榨，是一个非常和睦的社会。”
少奇同志笑着点头道:“你这个想法是很好的。我很赞赏，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推翻万恶的旧社会，创立新社会呢？”
杜理卿摇头道:“这个正是我迷茫的地方，我虽然有想法，也有斗志，但是总觉得人海茫茫，势单力薄，好象根本无力施展的样子。”
少奇同志笑了笑，拿起了一只铅笔，将笔递给他，“你试着折断它。”杜理卿不知他的用意，有些疑惑地将笔接了过来，轻轻一用力，便将笔折断了。
少奇同志没有说什么，又把一大把铅笔递了过来，对他说:“你再试试把它们折断。”杜理卿接过来，试了试，却发现很难将它们一把折断了。
少奇同志语重心常道:“道理你现在明白了吗，要折断一根笔那很容易，但要折断一把笔就不容易了，想想你过去在家乡的遭遇，虽然你和师傅都练过武，先前也把几个恶霸打跑了，但是恶霸又喊了几十个，双拳难敌四手，你和师傅就吃大亏了，在这个吃人的社会之中，个人的力量是很渺小的，只有联合起来。才有力量！所以我们全社会的工人无产者只有联合起来。才可以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才不会觉得势单力薄，才有可能打垮旧势力。”
少奇同志这样一说，杜理卿顿时恍然大悟。
简单的道理，通过少奇同志形象的比喻，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他想，自己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
这时候外面有狗叫了两声，少奇同志顺势又说道:“有一条狗，整天冲你乱叫，逼着你喂他吃好东西，你不给他就要咬死你，你该怎么办？继续喂狗吗？”
杜理卿响亮地回答道:“不。”
少奇同志又问:“为什么？”
“因为狗改不了吃屎。喂是永远喂不饱的，只有把恶狗赶走，甚至要打死才行。”
少奇同志赞赏道:“对，说得很好，现在压迫我们工人的这些大资本家，大官僚都是恶狗，指望这些骑在我们头上的统治阶级他们发善心主动不压迫我们，不剥削我们是不可能的，我们对他们绝不能抱有天真的幻想，只有采取武装斗争，才能将他们打翻，建设一个新社会才有希望。你在家乡用猎枪向敌人还击是正确的，但是你只有一条枪，对方有很多枪，所以你打不赢对方，只能够狼狈逃走，但是如果我们团结起来，有几十人，几百人，甚至几千几万人帮你，提着几千几万支枪一起杀进地主老财的家里，那时候逃跑的就是地主老财那一家人了。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全国的工人广大一心，团结一致，人人都提着枪与所有压迫我们的阶级敌人做斗争，那么推翻旧社会，建立一个新社会，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团结-----武装斗争------建设一个新社会------！
少奇同志的话，就象天上闪亮的北斗星，给杜理卿清楚地指明了一条正确的斗争方向。他激动得全身发抖，再不感到孤单和茫然，而是充满了斗志和希望。一条光明的大道在他的眼中徐徐地延伸开去。从此之后，杜理卿便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工人武装斗争中去了。
1922年，中国g产d领导了第一次安源大罢工，对于受尽剥削压迫之苦的产业工人来说，犹如干柴着火，迅速燃遍了整个矿区，杜理卿当然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斗争的行列，这次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生活，成立工会为主旨的大罢工取得了胜利，因为在斗争中表现突出，杜理卿于1922年春加入了青年团，同年转为党员。
第二年，他又投身路矿两局工会为声援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而发起的安源第二次大罢工，再次取得了胜利。
后来，杜理卿还参加了安源路矿工会为发放欠薪而组织的第三次大罢工，并成了领导人之一，可是，这次大罢工在反动当局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工会组织被破坏，工会主要干部先后被捕，牺牲，党组织紧急通知已经暴露的同志撤离安源，杜理卿和另外一些同志被派往湖南醴陵的安源总会工办事处报道，然后于相机前往长沙工会待机就业，从此，许建国丢掉了手中的板手，走上了更加动荡，更加紧张的革命历程。
杜理卿朝思暮想的日子终于很快到来了，1930年6月的一个夜晚，寂静的长沙城外忽然响起了激烈的枪炮之声，这枪炮声顿时将长沙监狱中的犯人全都惊醒，他们一咕鲁地从床上爬了起来，虽明知看不到外面的情形，但还是都兴奋地抓着牢房的铁栅栏向外张望，枪声也惊动了监狱中的看守，只见平日那些凶神恶煞的看守们一个个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显得怕得要命。连犯人的大声喧闹也没有心思管了
“长官，发生了什么事？”“长官，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有犯人实在忍不住，问那些警察看守。但他们谁也不回答。
“是红军，红军队伍打来了。肯定是。”杜理卿心中一动，大声地叫了起来。这一叫唤，其他犯人几乎都是一喜，然后欢呼起来:“哦，红军来了，来救我们来了。”一时间，监狱象锅里烧开的开水，那些看守气急败坏，大呼小叫喝令众囚犯闭嘴，不准并停止喧哗。但犯人哪里肯听，反而从警察们的表情和态度中判断出杜理卿所猜想的是对的，喧哗得更加大声了。
枪炮声一直持续不断，狱中党支部的同志们马上召开了一个秘密的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由杜理卿尽快找赵丰年了解到详细情况，再由杜理卿把情况由组织汇报，组织再针对所了解的情况做出相应的对策。
第二天一大早，赵丰年前来监狱接班。找了一个适合的时机，他偷偷地告诉了杜理卿情况。原来，当时，以李立三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为了推行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于六月下旬开始对长沙发动了猛攻。昨夜听到的枪炮声，正是红军猛攻长沙所发出来的。赵丰年还告诉杜理卿，由于红军势头很猛，长沙城内人心惶惶，军队无心恋战，从上到下都在做逃跑的打算，言谈间，他还透露出对自己前途和生命的担忧。
知道这一具体情况之后，杜理卿高兴极了，马上向组织上进行了汇报，并向唐近仁同志建议，做好狱中暴动的准备，以配合红军攻城的行动，同时更进一步地利用形势说服赵丰年，甚至吸收他入党，以便展开工作，唐近仁当即立断，同意秘密吸收赵丰年入党。
于是，杜理卿再找到赵丰年，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向他保证，如果他站在革命这一边，并加入党，为监狱地下党组织做事，那么红军攻破长沙之后，不但不会杀他，而且还会因他立有大功而对他重用，赵丰年经过一番考虑之后，出于对杜理卿的信任，接受了杜理卿的建议，还答应暗中再发展一些信得过的看守，在城破之日采取实际行动，配合红军。
果然，在赵丰年的鼓动之下，监狱内另外一些看守也偷偷表示，愿意站到了革命的这一边来。
经过一个月的猛烈进攻，七月下旬，长沙终于被一举攻克。城破之事，红军战士象潮水一般的冲进了城内。听到外面声声地叫喊“红军攻破长沙了，红军攻破长沙了。”长沙陆军监狱的警察们再也不管监狱的犯人，全都一哄而散，准备逃出门去。
“不许动，都不许动，都放下枪！”早有准备的赵丰年和几名被策反的警察忽然端起枪出现在门口，将想逃走的人堵住，并喝令他们放下枪。与此同时，监狱的铁门也被迅速打开，囚犯们全都冲出出来，举起了赵丰年等人早已偷偷带进的棍棒，菜刀等物。
大多数警察猝不及防之下，只有乖乖地放下枪，但有少数顽固分子还想举枪顽抗，被赵丰年当场开枪打死。其他的人都吓得不敢再轻举妄动了。
当红军的队伍杀入到监狱，准备将同志们全部救出来的时候，这才惊奇地发现，不但同志们都已经获得了自由，还抓获了一批警察，说服了一批警察转向加入革命队伍。都不禁大为惊奇。后来了解到了详细的情况之后，广大红军战士都对杜理卿非常佩服。
杜理卿和所有被押的同志被救了出来。全都加入了红军。被抓获的那批警察全部枪毙，而赵丰年和投诚的那些警察也和杜理卿他们一起，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的一员。
许建国生前回忆这一段经历时曾说:攻打长沙，在战略上来说，是错误的，从战役本身来说，是一个局部胜利，红军占领长沙的十一二天内，抓紧扩军，筹款，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六大’的十大纲领，释放了几千名政治犯，解决了当时红军人力，物力方面的困难，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机。
许建国出狱后，即被分配到红三军团一师三团任副官兼任团保卫局副局长。唐近仁同志任团长，江华同志（即当时的黄春圃，后任全国人民最高法院院长）任政委。一师政委是黄克诚。
杜理卿以高明的枪法让团保卫局的人心服口服
来团保卫局报道的第一天，杜理卿刚跟保卫部的老同事们打着招呼，忽然有个保卫干事老张阴阳怪气地说:“杜副部长，这个保卫工作可不是一般的人能做到的，先不说别的，首先一条那就得枪法好，咱这儿可个个都是神枪手。不知道杜副局长的枪打得怎么样，我们以前也调来一位同志，说是搞保卫工作，可是拿着枪，耗子就在眼前晃都打不准。最后只好灰溜溜地走人了。”他这一说，保卫部其他的人都哈哈地笑了起来。
原来，老张是老红军，在军中素有“枪神”之称，也立过不少战功，就是非常骄傲，总是看不起人，每一次新人进保卫局，都要被他冷嘲热讽一番，这一次杜理卿来保卫局来，因为老张从来没有听过杜理卿的大名，又听说杜理卿是在红军打长沙从监狱里救出来，心中更对杜理卿不以为然，不但是他，而且保卫局的其他人对杜理卿也是有些不服气，能够进红军保卫局的，都是从红军队伍中深经百战，百里挑一的人才，杜理卿天生地相貌白净，年纪又比他们小一大截，看上去象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而且没有从军作战的历史，因此这些人都以为杜理卿不过是个喝过几天墨水的“空头理论家”，得到了上头的赏识才进入了保卫部门而已。这些人都是直爽人，心中藏不住话，因此也就公开地帮着老张嘲笑杜理卿。
杜理卿虽然年青，可却早已经历了不少，心里知道他们因自己资历浅而不服气。也不同他们计较。只是笑了笑说:“那这样吧，老张。我早就听说你的枪法很不错，有‘军中枪神’之称，我们等下较量一下如何，如果我输了，从此以后我天天给你背枪，你看行吗？”老张没想到杜理卿居然有胆量提出要和自己较量。先是一愣，随即马上道:“好啊。不过你输了可不能反悔，”杜理卿又笑笑道:“军中无戏言，不过，老张你要是输了怎么办呢？”老张把胸脯拍得嗵嗵响:“如果我输了，以后我天天给你杜副部长背枪。”杜理卿点头道:“好，就这么说。”
老张不知道杜理卿的厉害，急于压倒杜理卿，便有些急不可耐道:“那现在开始吧，杜副局长你出题，你说，怎么个比方，是比打靶吗？”杜理卿却笑笑说:“不急，打靶太普通了。等到了晚上再说吧，我们晚上，来场特殊的比试。”
听到要在晚上来场特殊的比试，全保卫局的人都惊动了，消息接着又传遍了全军，军队首长唐近仁，江华等人都颇感兴趣，吃过晚饭之后，唐近仁，江华等人也来到了保卫局。饶有兴趣地观看杜理卿和老张的比试。
等天完全黑起来的时候，杜理卿叫人点起了十柱香，放到一百五十步之外，然后拿着枪对老张说:“老张，古人形容箭术高超总是说百步穿杨。我们今人总比古人要高明些吧，那就一百五十步，一排十柱香，我们比比，看谁把香打熄的多就算获胜。”
这题目实是相当刺激，听到杜理卿出这样的题目，大家都更感兴趣了。
老张也觉得这题目很对他的胃口，他大笑了一声，一撸袖子:“行，我先来。”
在大家的注视之下，只听一排枪响过之后，十柱香只余下了一柱香还燃着红光，这说明，老张打熄了九根。这确实已是相当了不起的成绩，果然不愧为枪神，红军战士都热烈地鼓起掌来。然后都去看杜理卿。
杜理卿要赢老张，非得将一百五十步外的香全部打熄了不可，这可是极有难度的事。就连唐近仁也为杜理卿担心起来，在监狱的时候，他虽然听杜理卿说过自己的枪法很准，但到底有多准，他心里也没有底，虽然他很相信杜理卿，但毕竟，他没有亲眼见过杜理卿打过枪。
然而杜理卿却胸有成足，举枪就射，一百五十步开外居然再看不到红光，杜理卿果然把十根香全部打熄了。这一下，几乎所有的人全都目瞪口呆了。
老张，还有保卫部的同事全都傻眼了，他们根本没想到杜理卿的枪法竟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半晌，老张才结结巴巴地问:“杜副局长，你，你原来是做什么的啊？”杜理卿笑笑道:“我是猎户，从六岁开始就开始找猎了。”老张一听，象泄了气的球一样，再不吭声了。
从此之后，以老张为首的保卫部的那批老兵彻底服了杜理卿，每次出去老张要主动要为杜理卿扛枪。但杜理卿却总是笑笑说，那只不过是和老张开玩笑的，给足了老张这个老红军面子，这让老张对杜理卿更加佩服了。
身为保卫局副局长，杜理卿自知自己责任重大，因此每次军队驻扎下来之后，杜理卿总是要亲自带队到驻扎地方圆五至十里范围内巡查，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在手边放上点燃的一柱香，香一烧到手上，他便惊醒过来，又站起来重新巡查，因为他的谨慎细心，红三军团几次遇险，但都有惊无险地逃过了大劫。
最惊险的一次是在红军攻打赣州之役中，杜理卿负责三团指挥机关的保卫工作。半夜时分，杜理卿手上燃烧的的香又烧到了手，将他惊醒，他马上起身，带着值班的战士，开始以机关驻地为轴心，向四处巡查。
此时已经将近四更，外面死一片的安静。天上既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显得漆黑一片，杜理卿在前面开路，一边打着手电筒，一边持着上膛的枪，观察着周围的动静。走到距机关东面驻地约三里的一处森林时，忽然，扑愣愣，一阵飞鸟在前方飞了起来。”杜理卿一惊，心道:此时夜深人静，却忽然有夜鸟惊起，这绝不是正常现象。难道是有敌人在向我们悄悄摸来。想到此，他马上一挥手，示意大家停下来。自己则倒在地上，用耳朵去听地面，把当年打猎追踪猎物的本领发挥得淋漓尽致。果然，从地面传来了不间断的抖动声。杜理卿更加心惊。急忙站起来，低声地对同志们道:“不好，有情况。赶快回去叫醒首长，准备战斗。”
然后，他们急速而又隐蔽地回到了机关驻地，赶紧叫醒了一师政委黄克诚和前来联络的唐近仁（已任六师参谋长），其他正在睡觉的红军也会都叫醒起来。闻听到敌人即将前来，赶紧迅速地向西方转移。
全军刚刚转移没有多远，就听得“怦怦怦。”“冲啊，杀啊。”“活捉一个红军，赏大洋十块。”枪声，叫声忽然在机关驻地四周响成了一片。果然是国民党的伏兵摸过来了。大家都不禁暗暗心惊，心想幸亏杜理卿发现敌人发现得早，不然，必然会在睡梦中被打一个措手不及。
敌人很快发现红军机关驻地已空无一人，但从驻地遗留物来看，又意识到红军队伍没有走很远，马上又追了上来，杜理卿亲自断后，率保卫局的同志边撤退边进行有组织的抵抗。敌人似乎意识地被追击的人是红军中的重要人物，摆出一副不怕死的姿态嚎叫着向他们扑了过来。杜理卿不慌不忙，双枪并举，发挥出百步穿扬的神枪手的威力，弹无虚发，在该战役之中，仅他一人就打死了一百多名敌人。他的神枪绝技将敌人骇呆了，再也不敢追来。黄克诚和唐近仁等红军高级领导终于平安脱险。
“杜理卿啊。久闻你‘小李广’的威名，今日一见，真是大开眼界啊。要不是你，我们这大队人马都要去见马克思去了。”事后，黄克诚师长对杜理卿赞不绝口，也说得大家都哈哈大笑。“哪里哪里，保护首长这是我应尽的职责和任务，根本不值得一提。”在大功面前，杜理卿依然是一如既往的谦虚。
因为战功卓著，杜理卿的职位不断提升，先后任三团参谋长，代理团长，后又任一师特派员，红三军团保卫局侦察部长，八军团保卫局长。红军的五次“反转剿”活动。杜理卿全部参加了。
杜理卿被诬为‘a，b’团份子
就在红军日益壮大的的时候，一声打“ab”团肃反运动忽然席卷了会军，并迅速呈扩大化之势。
（注:ab团的名字来自英文“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的缩写，全称为“ab反赤团”，是北伐战争时期在江西建立的国民d右派组织，成立于1927年1月，其目的是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ab团的宗旨，是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取消民主主义。）
红军内部“打ab团”极为惨烈，地富或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人人自危，朝不保夕。黄克诚所在一师的组织科长、政务科长，宣传科长都被当作“ab团”分子被肃掉。很多身经百战的红军指战员在夜里被叫到肃反办公室，马上宣布逮捕，然后就被绑附刑场，被大刀砍掉脑袋，或是被梭标捅死。有时候，一个人连着被捅了十几下甚至二十多下都没有死，非常的凄惨。
杜理卿出身于贫农家庭，自己又当过几年产业工人，并投身于工人运动，投入监狱后并没有向敌人投降，最后由红军解救出狱，参加红军又英勇善战，多次立下战功，象他这样的人本来怎么也成不了肃反的对象的。事实上，能够进红军各军团保卫部，保卫局的人都早已经经过多次政审，而且，红军保卫部，保卫局的人在“打ab”团的大规模肃反活动之中，一直处于和上面派来肃反的人处于紧密配合的状态，但是，没有想到，一天深夜，杜理卿象往常接到特派员关某的命令，走进肃反办公室时，却被肃反办公室的人一把按住，并被下了枪。
“关特派员，这，这是怎么回事？”杜理卿莫名其妙地问。
“杜理卿，经我们调查，你是‘ab’团分子。现在我宣布，将你逮捕法办，送往刑场。”关某话音刚落，肃反办公室的人便不容杜理卿争辩，立刻将杜理卿五花大绑，押了就走。
“冤枉，我不是‘ab’团分子，我不是‘ab’团分子啊。”杜理卿如梦初醒，大叫起来，然而肃反办公室的人不但不听，反而用枪托不住地痛打杜理卿。
在肃反办公室负责警戒的老张根本没有想到杜理卿居然被当然‘ab’团分子抓了起来，而且马上要枪毙，事情紧急，他立刻奔回团部驻地，向团政委江华报告了这一情况，江华一听说杜理卿被当作“ab”团分子被逮捕，不由得大惊，立刻率人赶往现场。当他到达的时候，只见行刑之人枪已经举了起来，江华急忙大喊一声，“住手。”上前护住了杜理卿，并厉声责问关特派员:“这是怎么回事。”看到自己的领导来救自己，从不流泪的杜理卿深感委屈，不由得泪流满面，大叫道:“政委，他们说我是‘ab’团分子。”江华一听，愤怒地责问关特派员道:“胡说八道，杜理卿怎么会是‘ab’团分子呢。他是忠诚于d，忠诚于红军的好战士，以前那些肃反对象我不敢保证，但是杜理卿，我敢打这个包票。”关特派员见江华阻止他杀杜理卿，不由得火冒三丈:一指杜理卿道:“他怎么不是‘ab’团分子，前几天处死的赵丰年，就是他介绍入党的。把赵丰年这样的地富份子都介绍入党，他杜理卿是何居心？而且，证实了赵丰年是‘ab’团分子之后，杜理卿居然还敢为赵丰年辩解，其党性何存，他不是ab团分子又是什么？！”
原来，几天前，肃反办公室的人将赵丰年以及从长沙监狱起义投奔红军的人都打成了‘ab”团份子，全部处死，杜理卿据理为赵丰年说了几句话，这引起了关特派员的强烈不满和对杜理卿的怀疑。经过几天的调查，关特派员今天来拿杜理卿开刀了。
江华道:“杜理卿他原来和六师参谋长唐近仁同志都被国民党反动派关过长沙监狱，是赵丰年他们在我们红军攻打长沙的那一刻，弃暗投明，不但放了杜理卿，而且加入了我们红军，你可以认为赵丰年他们是投机份子，处死他们我也没话好说，但是杜理卿出于革命的需要，劝赵丰年弃暗投明加入党组织，并介绍赵丰年入党，这也是无可厚非的，赵丰年被打成‘ab’团分子，被执行死刑，杜理卿作为被赵丰年帮助过的人，提出几句质疑，这也是党的纪律所允许的嘛，怎么就说他是‘ab团’分子呢，最后形成决议后，他杜理卿还不是服从了组织的决定，这不正是党性的体现吗？“
关特派员被江华反驳得无话可说，想了想又找了一条理由道:“杜理卿是反党分子，他拥护立三路线，他曾亲口公开说，红军占领长沙的十一二天内，抓紧扩军，筹款，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六大’的十大纲领，释放了几千名政治犯，解决了当时红军人力，物力方面的困难。这是在为‘立三’路线唱赞歌。为李立三唱赞歌。”
江华同志又反驳道:“关特派员可不能断章取义啊，杜理卿说过这些话是不假，可是他说这话之前，是说了一个前题的啊，他说红军攻打长沙，在战略上来说，是错误的，从战役本身来说，是一个局部胜利，是不是这样？”
“这------”关特派员一时语塞。非常恼怒地扶了扶眼镜。
江华同志进一步说道:“杜理卿原来被关在长沙，是红军执行当时的‘立三路线’把他救出来的，他因此对李立三心存感激，对长沙战役心存感激，这是人之常情，如果他痛恨李立三，痛恨长沙战役那才不正常呢。长沙战役我也参加了，也是指挥员之一，他杜理卿是不是也应该痛恨我才是正确的呢？”
“你——”任特派员被他呛得说不出话来。只好说:“江华同志，你不要忘了，立三路线已经由中央，由共产国际盖棺定论的，是一条错误路线。”
“是，‘立三’路线是一条错误路线这没有错，可是关特派员，你是中央派来肃反的，是打‘ab’团，这个立三路线和‘ab’团沾得上边吗？就算杜理卿对立三路线报有同情，你可以批评，教育，但是把他打成‘ab’团那肯定是不对吧。更不能因此杀他的头！”说完，江华喝了一声:“松绑”，老张等人急忙给杜理卿松了绑。
江华的反驳有理有据，关特派员无言以对，只好悻悻地说:“江华同志，这件事我们还要进一步调查，如果查出杜理卿有问题，你是要负责任的。“
江华猛地一拍胸脯:“我既然担保他杜理卿，我就敢对这件事负责，如果他有问题，你们不但可以杀他的头，我的头我们也一起拿去。”
见江华力保杜理卿。关特派员只好带着人愤愤离去。杜理卿从鬼门关上捡了一条命回来。
事后江华又叮嘱杜理卿:“为人重情义是好的，但是有些话要藏在心中。不要随便说出来。”杜理卿点头称是。
江华又告诫他:“还有啊，关于‘立三’路线，你以后千万不要再提。其实打‘ab’团就是立三路线引起的。只不过没有摆在台面上说而已。你这次能活命，够幸运了。以后千万要谨慎了。”
原来，1930年5月，赣西南苏区代表李文林赴上海参加由李立三主持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此次会议要求集中攻打大城市，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李文林返回后，於8月上旬主持召开了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部署贯彻李立三的精神。“二全会”不指名地指责了江西苏区毛泽东同志的一系列的观点和做法，撤销了拥护毛的主张、被毛派至赣西南特委任书记的刘士奇的职务，并建议上海中央开除其党籍。这一切惹起毛泽东的极大愤怒，认定“二全会”是“ab团取消派”的会议。而10月中旬和月底，李文林又在峡江会议和罗坊会议上公开反对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军事作战方针，主张执行李立三有关攻打大城市的指示，与毛泽东的冲突全面激化，由此毛认定李文林就是“ab团”首领。在立三路线被共产国际认定是一条错误的路线之后，毛泽东展开了在全苏区展开了打ab团分子的行动，并在实际过程中发生了扩大化的趋势。这也是为什么杜理卿仅仅从个人角度为长沙战役说了一些好话后，便被关特派员抓住辩子。要急于处死的原因。
这次被打成ab团分子事件给了杜理卿很大的教训，从此以后，他变得更加谨小慎微，并善于从政治角度看问题，这些性格特征为他后来进入情报部门，并成为情报部门的领导者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遵守指示，防止张国焘的分裂活动
因为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6月，中央红军辗转数省，终于到达四川西部的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随即又分为左右两路军马，北上挺进，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召开毛尔盖会议，以统一思想，决定下一步的方向，就在会议即将召开的前夕,已调任国家保卫局的杜理卿忽然接到红一军团首长李富春的命令，叫他赶往军部。并给他下了一个绝密命令，即在毛尔盖会议时，做好监视张国焘的准备。
“什么？监视张国焘。”听得这个命令，杜理卿不由得愣住了。一连串的疑问涌上了脑海。
张国焘不是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又是红四方面军的领袖吗？红一方面军长征千里迢迢来到，受到了张国焘为首的红四方面的欢迎，在两大方面军胜利会师的大好形势下，为什么要暗中监视张国焘呢？
看到杜理卿的不解之色，李富春便将有关张国焘的事讲了一遍，这才让杜理卿恍然大悟。
张国焘，字恺荫，江西萍乡上栗镇人，1921参加革命，出席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主持会议，被推举为中国党宣言和党纲起草人之一，党的中央局成立，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任组织主任。1923年，在六月的“三大”上，陈独秀提出国共合作，建立两党统一战线，张国焘却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是革命的，因其“激进”观点与大多数代表相异，因而在中央委员选举时名落孙山。
然而，张国焘便在此时显示出生命中机会主义特色，是年六月，他刚因反对国共合作被淘汰出中共领导核心，次年一月，他却以国民党北京市党部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国民党“一大”，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侯补委员，成了党员中直接参加国共合作的中坚分子之一，结果，他的行动让陈独秀误以为他已经用实际行动改正了错误，于是重新对他给予重用，在中共“四大”上，他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出任中央工农部主任，并且于1925年，领导了“五卅运动”，凭借着他的投机行为，他再度成为了党内国内的风云人物。
但好景不长，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后，陈独秀退出领导核心，而张国焘作为陈独秀的“右倾派骨干”也被中央政治局除名和中央执委除名。但由于临时中央“八七会议”后领导的三大武装起义均遭失败，共产国际对瞿秋白为首的领导班子很不满意，1928年5月，张国焘又以党内反对派的身份受到邀请，赴莫斯科参加“六大”，张再次发挥出机会主义份子的特长，在会上痛哭流涕，承认自己以前的“右倾”错误，并带头表示，誓死顾从共产国际和中央。他的表现赢得了共国际的赞赏，于是他再度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并一直留在莫斯科工作。
1931年春，张国焘回到上海，此时瞿秋白，李立三，周恩来均先后受到了国产国际的批评，王明开始执掌政治局，张国焘在莫斯科本与王明不合，但一见王明掌权，他便再次投机转向，在党刊《实话》上发表文章，为王明大唱赞歌，说“陈绍禹（王明）同志是坚持执行国际路线的最好的同志，反对‘所谓的陈绍禹（王明）派就是反对党和国际”，这当然让王明非常受用，两人把酒言欢，以前的旧怨当然也一笔勾销。
取悦王明之后，张国焘向王明提出，想出任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书记兼军委主席，原来，对于王明一伙“新贵”，张国焘其内心是瞧不起的，他怕和他们在一起，自己没有光明的前途，但是前往鄂豫皖苏区就一样了，天高皇帝远，在那里他是一把手，整个鄂豫皖都由他说了算，可以过一过掌握实权的瘾。王明不知他的实际想法，就答应了他的要求。张国焘十分答应，到达鄂豫皖之后，他私底下曾跟自己的几名亲信说，我来这里，是出于做一个独当一面的党的领袖，在中国革命中扮演“要角”的愿望。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张国焘一到鄂豫皖苏区，为取悦王明，便执行一系列的左倾政策，在军内大力肃反，杀掉了六千多红军战士。连周维炯，许继慎这样的红军名将也被杀掉。
在第4次反“围剿”斗争，张国焘贯彻“左”倾冒险主义及其错误的形势估计与战略指导。张国焘片面夸大红军的胜利和国民党的失败，认为国民党军已成“偏师”，在国民党军大规模“围剿”到来之前，仍坚持执行“坚决进攻”的战略方针，令红军出击京汉线，威逼武汉，造成了作战之初红军就处于不利态势。在国民党军大军压境的严峻形势下，张国焘不是采取诱敌深入、避强击弱、各个击破的方针，而令红军主力星夜西移，迎击国民党军主力，试图与其决战，一举打破敌人的“围剿”。结果虽然红军指战员进行了极为英勇的战斗，但没有打破敌人的“围剿”，也未改变不利的战局，而陷于更加被动的局面。最后不得不撤离根据地。向川陕一带转移，由于蒋介石把重心放在进攻中央苏区上，因此，经过几年的休整，张国焘所率领的红四方面军逐渐又呈人强马壮之势。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张国焘看到红一方面军只有不到两万人，而自己却有八万人马，机会主义思想再一次在脑海中泛腾起来，觉得这是夺权的大好时机。而以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党中央当然也看出了张国焘的野心，一直对张国焘有所提防。
1935年8月初，红军混编成左右两路军。为实施“夏季战役计划”，经草地向甘南进发，但是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在卓克基、马塘一带集结出发到达阿坝后，拒不执行中央北上方针，提出西出阿坝，向青海边远地区发展的错误主张而按兵不动。为克服张国焘的阻饶实现左右两路北上战略方针，中央政治局决定于8月26日在毛尔盖索花寺院召开扩大会议，批评张国焘的错误，为防止张国焘闹事，军委要求保卫部严密监视张国焘。做好精心准备，以防不测。
听李富春说明了情况之后，杜理卿终于明白了事情的原委，他马上向李富春敬了一个礼道:“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坚决完成党中央交给我的任务。”
“毛尔盖会议”召开那天，杜理卿在会议室附近做了精心的布置，自己则亲自在门口把守，中央的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等同志先后进入了会议室，最后，张国焘带着几名警卫出现了，看也不看就往里直闯，杜理卿急忙拦住他，向他敬了一个礼道:“首长，按照规定，开会的人不能带警卫员进去。”张国焘悻悻地一挥手，示意自己身边的人留在外面，自己又往里闯去，杜理卿目光敏锐，见他腰间鼓鼓，估计他腰间藏着枪，便拦住他道:“首长，按照规定，参加会议者不能带枪，请您将枪给我保管，等会议完后再还给您。”张国焘见一个小小的保卫团长竟然敢阻拦他，不由得大怒道:“我是政治局委员，是红四方面军的领导，这里我是主人，难道带把手枪都不行吗？”他这一发怒，他身后的几名警卫全都手按枪柄，气氛一时有些紧张，杜理卿毫无惧色，不卑不亢道:“这里不存在着主人和客人，大家都是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关系，首长，已经进去的几位中央首长都是没有带枪的。请您也务必遵守会议纪律，我职责所在，请不要叫我为难。”他一说话，早有准备的保卫团的同志立刻将枪口对准了张国焘。
杜理卿的话无懈可击，张国焘又见中央早有准备，只好解下了自己的佩枪,交到了杜理卿的手中。
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周恩来、王稼祥、陈浩昌等，列席会议的有徐向前、李富春、聂荣臻、李先念、林彪。会议批评了张国焘西进退却错误，认为向西不论敌情、地理、民族、经济政治等条件均于我军发展极其不利，坚决提出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向东发展，只有向东发展才能转入新形势，这是根本原则问题。会议还明确规定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以补充两河口会议，再次肯定创建川陕甘苏区方针的正确性，提出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等偏远山区是一个危险退却方针，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张国焘迫于压力，只好在会上作了检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就这样，杜理卿奉军团首长李富春的命令，警卫毛儿盖会议，圆满完成了确保党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安全的光荣任务。
“西安事变”发生后，杜理卿作为中g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跟随周恩来同志飞赴西安，为了便于工作，周恩来同志给他改名杜智文，应邀担任张学良将军所部警卫团秘书长兼第三科科长，在极端复杂的政治局面下，做了大量工作，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国共开始实行第二次合作之后，为了加强对情报、保卫工作的领导，中央成立了专门的领导机构。1937年12月，中央成立“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对外称“敌区工作委员会”，统管全党的情报、保卫工作，周恩来任主任、张浩任副主任。不久，周恩来去国统区谈判，又由康生接任主任，潘汉年任副主任。1938年春，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下设三个部:战区部，部长杜理卿；城市部，部长潘汉年、副部长汪金祥；干部部，部长陈刚。后又成立“中央保卫部”，由杜理卿任部长。为了工作的需要，杜理卿改名为许建国。
1939年2月18日，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被撤销，中央新组建了中央社会部（又称中央情报部），负责领导全党各根据地和边区的保卫和情报工作，康生任部长，王稼祥、叶剑英、李克农任副部长，后来孔原、潘汉年也担任副部长。中央社会部的机构十分精干，下设两部一室一处:第一部（侦察），部长杜理卿；第二部（情报），部长潘汉年、孔原、曾希圣；办公室和秘书处。中央社会部及地方各级社会部的成立，结束了以往情报、保卫工作分散、缺乏完整统一的系统的局面，提高了工作效率。
杜理卿指挥侦破的大案之一:军统特务刺杀中共高级领导人案
1939年春，延安。
一个相貌斯文清秀，个子瘦高的年青人挟着书本，慢慢地从延安大学走了出来。
延安成为很多进步青年心目之中的革命圣地，纷纷从全国各地奔往延安学习。有的还参加了党。成为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员。
这名年青人叫做沈辉，是一名青年学生，前不久才从北平来到延安，通过审查之后，在延安大学学习，但其实这一切都是假象，他的真名叫沈之岳，真正的身份是军统陕西工作站的特务。他是浙江仙居县人，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自学过俄语，精通英语，枪法也很准，很受戴笠器重。
抗战初期，沈之岳在上海、杭州两地曾诱杀过七八名党员。戴笠曾希望派军统陕西工作站站长毛人凤潜入延安刺杀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但毛人凤认为希望不大，没有答应。但是沈之岳却向毛人凤主动请缨潜入延安，力争刺杀行动成功，这让毛人凤喜出望外。为了能够进入延安，沈之岳特地“认真”学习了几本马列著作，能把“革命理论”倒背如流，装扮成“进步青年”象模象样。因此，他到达延安之后，虽经几轮审查，但始终没有露出马脚，顺利地进入了延安大学学习。
沈之岳是个非常狡猾的人物，为了保护自己，到延安后迟迟不敢与在延安的同伙接头。为了不引起怀疑，他也没有敢走近毛泽东居住的枣园和中央机关驻地杨家岭。企图长期潜伏，以寻找最佳时机刺杀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
此时，刚刚下课的他，正准备开门进入自己所住的窑洞宿舍，忽然，他停下了脚步，警惕地看了看四周，见四周虽然有人，但并没有人特别注意到他，他便赶紧走到了附近的一棵老榆树下。
在这棵老榆树上，有两个地方的树皮被割去了，显露出一个正三角型，一个倒三角型的形状，而这，正是他和潜伏在延安地区的特务的接头暗号。
他再次注意到四周无人之后，随后，他的手沿着第一个三角形所指的箭头向上，伸进了一个用刀挖的小树洞里，里面有一张烟盒纸，上面写着奇奇怪怪的文字和符号，那是他的接头人用暗语告诉他，翌日中午到甘泉县杜甫祠堂见面。
看到这里，，沈之岳立即烧掉纸条。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走入了自己所住的窑洞。经过深思熟虑，他觉得最近风声有些紧，决定不去贸然接头。暂时静观其变再说，他后来才知道，因为他的狡猾多疑，结果这一次侥幸逃得了一命。
原来，就在今日，李克农忽然召许建国到他的办公室，告诉他，中央军委的电台已经两次截获发自延安城外的可疑电波信号；而绥德县的一个天主教堂附近已测出有敌特的秘密电台在活动。据此分析，潜伏在陕甘宁边区的敌特很可能在策划一起重大破坏行动，甚至是武装暴乱。许建国听后不禁大吃一惊和，立刻向李克农作出保证，一定尽快肃清陕甘宁边区的敌特组织，拔出安插在边区的“钉子”。
经过一段时间的侦察，许建国发现延安城外的麻家铺有个已还俗的僧人行踪可疑，常不定期地与一名叫谢仁义的小杂货店老板接头。谢仁义则不定期去七里铺乡镇小学，与一个姓张的小学校长接头。为了不打草惊蛇，许建国所在的侦察部派出保卫人员对其暗中监视布控，发现谢仁义不但有枪，还有电台，通过截获的电文发现，谢仁义将于某日在七里铺乡镇小学召开敌特会议。侦察部的同志立刻把这一情报向许建国作了汇报。许建国见证据确凿，当机立断决定在敌特召开会议的那天抓人。到了敌特召开会议的那天，许建国亲自带队，前往七里铺乡镇小学，包围了正在开会的敌特们，并向敌特们喊话，叫他们投降，参加会议的八名特务，除了拒捕的还俗僧人被开枪击毙之外，其余七名特务，全部自动投降。
经过审讯，许建国得知特务们与延安城外一股地主武装联合起来，准备策划破坏延安通往绥德的公路，并阴谋伏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一行；他们还计划潜往枣园、杨家岭等地，向毛泽东与中央驻地的几口水井投毒，以暗杀中央领导人。已被捕的国民党延长县县长周景云还供认出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军统已派了一名杀手潜入延安，计划杀害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但此人迟迟没有动静，虽然他们曾向这名杀手发出了联络的信号，但不知是出了什么原因，这名杀手并没有同他们联系。
这名杀手指的就是沈之岳，他从周景云等人被抓之后，党中央社会部展开的对延安大学的学生展开的新一轮审查行动中嗅到了不寻常的气味，在一个夜里逃走了。
此次除奸行动，打入边区的特务被一网打尽，破案之后，党中央、西北局先后对中央社会部予以表彰和奖励。在这次锄歼行动中，只有沈之岳因主动中断与其他特务的联系而逃跑。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在蒋经国的极力推荐下，沈之岳担任国民党“调查局”局长。1990年，沈之岳因患肾病曾到北京治疗，1995年在台湾病死。
笔者作为许建国的后人，经过几年的整理，对许建国一生的传奇经历进行了归纳总结，希望能让大家都对这位传奇人物，对我党情报保卫工作和城市公安工作的历史有一个清晰的了解。这也是笔者写这部传记的目的。
许建国正确执行统一战线方针
1939年的冬天，完县公安局局长刘仙峰同志向边区公安局汇报了一个有争议的国民党特务案件。
刘仙峰说:“我们完县政府有一个‘西安事变’前的国民党支部书记长叫周坊，又名周左舟，因他宣传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被国民党撤了职，1937年的9月，他参加了完县抗日动员会的工作，在这两年多的工作中，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反动言行，工作也很积级，可是我们县政府的几位领导，非要把他按‘国特’首要分子处理不可。我不同意抓捕，向他们提出意见书，因此争论不休，一直闹到县委会上。还是没有闹出结果，我这次来局里，是想听听各位领导的意见和指示的。”
边区公安局二科科长黎云同志听了刘仙峰的话后说道:“仙峰同志的汇报说明了一个‘国特’与国民党员的政策界线不清问题，我同意仙峰同志坚持不捕的意见，不能既无反动事实，又无反动证据，只凭他是个国民党撤职的县党支部书记长就把他抓起来，否则，这会影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
局长李波同志说:“我同意黎云同志的看法，就不再重复了。下面有请许部长指示。”
许建国说:“我同意李波和黎云同志的意见，再补充点看法，类似这种政策界线不清的问题，何止完县一地几人的问题，我建议你们整理一个文件，但不要提县名和人名，因为我们没有向同志们交待清楚，落实党的政策实质不够广泛，也不够深刻，不能责怪下边同志们，为解决这类问题，我提点参考意见。我认为，政策是解决矛盾的依据，例如，我们的除奸反特政策，优待俘虏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粮食政策等等，虽然各有侧重，但都是为了抗日救国这个中心而制定的，因此说，我们党的各项政策都是代表抗日政府，人民的意志的，都是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解放中华民族的集中表现，党的各顶政策的实质和作用是一致的，决不能是单打一，分割，甚至对立起来。必须以相辅相成的观点对待党的各项政策，才能发挥政策的威力，才能体现党的路线，方针的政策，在执行党的政策上，要严防顾此失彼的现象。”
“总的来说，坚持抗日，反对妥协，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在处理国民党党员的具体问题上，也必须坚持具体分析，分别处理的原则，国民党内部派系比较复杂，有真正拥护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孙系国民党员，这部分党员拥护我党的抗日救国的主张，并积极地参加抗日工作。我们对这部分国民党采取团结抗日的态度。还有一部分国民党员虽然同情抗日，但信心不足，决心不大，顺利时就表现积极，困难时就摇摆不定，甚至妥协掉队。我们对这部分国民党员要采取争取的态度，尽力争取他们坚持抗日。自动脱离抗日组织的，我们也不追究，此外是已经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民族败类，汪精卫系的特务，汉奸，走狗，公开地为日寇效劳的人民公敌，我们要坚决彻底地消灭他们，决不能有任何软弱无力和表现。从抗日斗争形势的要求来看，我们宣传党的政策还有些狭隘，说重一点，还有些自缚，有的同志认为，政策是领导干部掌握的问题，例如，反‘国特’，你不叫国民党和特务人员知道我们对国民党的政策也等于空文一张，向干部宣讲党的政策，是为了更好地掌握政策的实质精神，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显了使广大人民群众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向敌伪谍敌宣传我们的政策，是为了削弱，瓦解，消灭敌人，因此说，政策不是什么秘密，我们要广泛地，不厌其烦地，深入宣传d的各项政策，才能破除自缚的障碍。”
“回到具体反‘国特’的问题，首先讲明什么叫国特，所谓‘国特’就是国民党形形色色的特务分子，这和我们常说的汉奸一样。是个简称，反‘国特’不是反所有的国民党员，反汉奸不是反所有的汉族人民。这个界限的标准是什么呢？我认为，那就是否有反革命行为和证据，如不具备这两个根本问题，那就不能凭主观或客观片面现象来定性抓人。这就是区别是不是‘国特’的标准，也是我们公安局，法院要坚持的原则，特别是在反“国特”案件中，由于国民党的卖国求荣，对老百姓的统治压迫，苛捐杂税的剥削，贪官污吏的敲诈等等，他们自己造成了被人民的痛恨，这种历史原因一时很难消除，所以在反“国特”时是群起而攻之是可以理解的，这就要求我们公安局向人民大众讲明这个界限问题，否则给人们一个模糊观念，糊涂思想——到底是反国特呢，还是反国民党员呢？否则就失掉了反“国特”的意义，我们反对国民党的特务是为了巩固合作抗日，巩固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而不是削弱，这就是我们要确切掌握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则，所以只我们知道不行，还要叫国民党知道，要叫广大人民大众知道。
几名同志一起点头:“许部长，您讲得太透彻了，我们完全明白了。”
回县之后，刘仙峰向县委作了详细的汇报，县委接受了许建国的意见，召开了扩大会议，责成刘仙峰向扩大会汇报请示的经过，传达许建国的指示，会后又起草了一个专门文件，作为全党学习的教材。
许建国侦破的大案之二:重审熊大正案
1939年，党中央派许建国同志率领中央社会部考察组到敌后考察，考察组由苏毅然、陈叔亮、史光、张友恒、孙文东、苏育民、张季良、郑大、江涛、王其祥、伍彤、任远等13位青年干部组成。
抗战初期，被党中央誉为模范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晋察冀边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不仅威逼北平、天津、保定、太原等华北敌人占领的大中城市，也是西北屏障和支援东北、华中的基地。因此，侵华日军除了集中兵力频繁进行所谓军事扫荡外，还秘密派遣特务等打入边区，伪装抗日，进行破坏行动。国民党特务组织也从平津等地向边区渗透。当时我军和地方的除歼保卫工作比较薄弱，存在不少问题，既有麻痹轻敌现象，也有敌、友、我区别不清，打击面大的“左”的倾向。分局社会部建立后，许建国同志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带领干部审理了一批重大案件，以其丰富的经验、卓越的才干和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澄清了案情，保护了同志，纠正了错误，总结了经验，培养和提高了干部的水平。最著名的是重审“熊大正案件”。6月，许建国一行到达了晋察冀边区中心阜平县城南庄，开始对边区军区锄奸部的工作进行考察，受到了边区领导的热烈欢迎，因工作需要，杜理卿改名为许建国。军区锄奸部的领导王某某，对自己的工作自我感觉良好，在向许建国汇报工作时有些得意地说“军区锄奸部的锄奸保卫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前不久才破获了一起特大日特汉奸案件，挖出了深藏在边区的一批日特汉奸，而这些人竟都是边区政府部门的重要干部！”
“哦”王某某的一席话引起了许建国的高度注意:“他们是些什么人？”
“主犯是供给部长熊大正，还有卫生部长张珍，副部长李雪等十余人。”
竟然涉及到供给部长及正副卫生部长，许建国愈发重视了，忙问:“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
王某某说:“许部长您应该知道，晋察冀边区受到日本和伪军的层层封锁，日伪对于药品的管理又十分严格，但是熊大正不久前竟然能突破层层封锁从哈尔滨市搞来了一大批药品，这就引起了我们极大的怀疑，把他抓了起来，对他审讯，起初他一口咬定是从哈尔滨市伪警备副司令李占元那里搞来的，说李占元是他在哈尔滨读书的同学，关系很好，李占元虽是伪副司令，但他一向很同情党，经过我们加大审讯力度，熊大正方才承认他在哈尔滨读书时早就被收买，最后打入我党内部，此次药品的确是李占元搞的，但是经过日本人的同意，有意这么做的，目的是让熊大正借此立大功，从而能在晋察冀边区爬到期更高的位置，以获取更多的更有价值的情报，但是，没想到我们的警惕性这么高，反而弄巧成拙，暴露了日特汉奸的身份，最后他还供出了张珍、李雪等卫生部和供应部的十几个人。”
听了王某某的汇报之后，许建国没有表态，而是让王某某把有关熊大正的案子的所有档案拿来，他翻着看着，目光落在熊大正盖了手指画押的那张招供书上，竟发现招供书上有斑斑的血迹，他的眉头不禁皱了起来，再看张珍、李雪及其余人的招供书，几乎是张张都有血迹，他的眉头皱得更厉害了。
“这是怎么回事？”他指着纸上的血迹问王某某。
“哦，这些日特汉奸，开始死顽固，我们就给他们吃了一点苦头，他们才招了。”
“那就是说你们是刑讯逼供？”许建国的口气不禁严厉起来。
王某某还没有意识到许建国表情的变化，依然十分轻松地说:“咳，对待敌人不能心慈手软嘛，我们的同志一时气愤不过打几下，那也是很正常的，不然那些日特汉奸怎么会招供呢？”
“刑讯逼供怎么能算数呢？搞公安工作应当是重证据，重事实，轻口供，这样才能做到防错防漏，不枉不纵啊。”许建国激动起来，“当年‘肃反’，‘打ab团’，采用刑讯逼供的方式，冤杀和错杀了一大批好同志，难道血的教训还不深刻嘛，当年我就是被刑讯逼供，打成了ab团份子，若不是江华政委赶到，我已经就去见马克思了。”
王某某被许建国说得脸红一阵、白一阵子，嗫嚅道:“这……这……”
许建国又语重心长的说:“王某某同志，你要知道，政法干部手中握有生杀予夺之权，决不允许草率结案呀，熊大正这件案子，当然可能是审对了，但是，也的确存在着，熊大正真心实意为党出力，为边区政府出力，利用李占元同学的关系搞来药品的可能性，所以我们的工作就不能简单粗暴，主观臆造，必须认真仔细地弄清事实。”
许建国的一席话，让王某某心服口服，连连点头:“是，是”
为了弄清熊大正案子的事实真相，许建国顶着酷暑，亲自对熊大正进行复审。
当被打得遍体鳞伤的熊大正走进审讯室时，发现此次主审地换了人，这个人是从未见过的，一点也不似王某某那样冷酷，相反地态度很和蔼，审讯室的气氛也并非象以前过堂那样紧张。
“熊大正同志”，主审官开口说话了“我是中央社会部保卫部长许建国，是专门来对你的案子进行重审的。”
戴着眼镜，一脸书生气的熊大正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并且心中油然生起了申冤的希望，因为他听到面前的主审官许建国依然称呼他同志，这在以前的审讯中是从未有过，从他第一次被带进审讯室就被直呼为‘熊汉奸’、‘熊日特’。
许建国继续道:“熊大正同志，党的政策你是知道的，我们决不放过一个奸细，也决不冤枉一个好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们会严格遵守党的政策和公安守则，决不动刑，你要讲真话，说实情，决不许欺骗政府，骗取信任，不要自欺欺人，更不可陷害他人，有错可以纠正，有冤允许申诉！”
许建国的话象一阵春风吹进了熊大正已冰冻的心里，他激动地叫嚷起来:“许部长，我一定如实交待问题，我是被冤枉的啊，是被屈打成招的啊，张珍、李雪等人也是冤枉的，他们要我交待同伙，我只好胡编把他们供了出来”……
一连半个多月，许建国对每一个牵进熊大正案子的同志都一一单独会审，表现出一个公安人员高度的责任心，许建国对他们始终都采用反复说理，耐心教育，以理服人，政治感化的方式，达到了显著的审理效果，这些同志都主动说明了问题，表明了自己的清白无辜。
就在案情真相即将大白之时，突然从哈尔滨来了一封直接寄给熊大正的信，使得熊大正一案又起风波。
信的原文是:“大正你好，久未得消息，不知你吃了童神医的药之后，身体康复的进展如何，请务必按照童神医的药方天天服药，并经常向他报告，不可大意，盼善自处理一切事物，是所至盼！”
看了这封信之后，许多已经相信熊大正等人是无辜的同志又之动摇起来，尤其是冀中军区锄奸部的一些人，本来就对熊案重审颇不服气，此时便愈发坚定自己是对的。许建国重审是错误的，因为这封信的意思很显然是说，你目前在党内部发展得怎么样，一定要按照特务机关的指示行动，多向特务机关汇报情况，小心自己的处境。
许建国拿着这封信，却笑了，对大家说，“这封信的政治含义太明显了，使人一看便知其意思是什么，特务机关是十分重视如何保护自己的，他们的书信来往习惯用十分隐蔽的密码和信号，以免被发觉，这封信却似乎是在有意暴露熊大正而特务机关会这么蠢吗？熊大正被关押了几个月，熊大正一案已经出现在边区的报纸上，日伪的特务人员已经知道了熊大正其人。现在又获知此案在复查，可见日伪特务机关明明知道熊大正并非他们的人，为了对我制造事端，扩大假象，加重熊大正的嫌疑，故写了这样一封信，增加他是特务的证据，给公安局的办案人员提供一个假情况，造成假案，以达到破坏的目的。”
许建国的分析合情合理，叫人心悦臣服。
不仅如此，细心的许建国还秘密派人到哈尔滨调查李占元的情况，结果调查人员回来报告说李占元在熊大正案登在边区的报纸上之后，没多久就失踪，外界的传闻说他暗通党，已被秘密处决了。
一切终于水落石出，被冤枉的熊大正、张珍等人终于获释，他们对许建国的感激之情，当然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
然后此时的许建国却毫无喜色，相反地心情十分沉重，一方面是因为熊大正、张珍这些党的好同志受到了长时间的冤枉，差点丧命；另一方面是因为李占元的暗杀，他对边区党委书记彭真同志和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同志说:“党的政策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进行抗日，象李占元这样身居伪军高职，又有一定良知和爱国的人应该是我们大力团结的对象，有他的帮助，对党、对政府的事业可以起到多大的帮助啊，但却因为我们工作的失误使他丧了命，这对于我们来说，损失可谓巨大啊。”
听了许建国的话，彭、聂两位同志心情也十分难受，彭真同志说“我是边区的领导人，熊大正一案搞成冤案，责任在我，老许呀，从这件事看来，我军和地方的除奸保卫工作还很薄弱，问题不少，人员素质也不是很高，你看你是不是和考察组的同志留在边区，加强边区的公安保卫工作。”
聂荣臻司令也说:“边区急需要加强情报人手，我想在边区专门成立一个情报部门，由你指挥，你看如何！”
按照原定计划，考察完晋察冀边区之后，许建国就要带队回到延安。在后方机关工作与敌后边区工作相比其危险性自然要小得多，工作也轻松得多，而彭、聂也只是向许建国提建议，许建国完全可以推掉，但他想的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党的大业，于是他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下来:“好！”
经过党中央的批准，晋察冀北方分局社会部成立了，许建国任社会部部长，主管公管保卫工作和情报工作。
社会部一成立，许建国便着手开展了大量的工作，首先是举行干部训练班。然后组织这些干部到各分区进行社会调查，深入研究边区的敌情，我情和社会情况。随之，以这些干部为骨干，建立起各级公安保卫和情报工作机构，直到1943年，延安展开整风运动，许建国才返回延安，成为中央保卫委员会的三委员之一（即康生、许建国、曾希圣）。后又得返北方局。任北方局社会部部长。
杜理卿侦破的大案之三::侦破刺杀毛泽东案
1943年6月上旬，夜。陕北富县。
两条人影鬼鬼祟祟地来到八路军哨卡附近的草丛中，开始悄无声息地在草丛中爬行。
探照灯虽然在草丛中扫来扫去，但这两个人显然训练有素，几度闪身。隐藏，都躲开了探照灯的照射。
眼看着他们已经远离了哨卡，基本已经脱离了探照灯照射范围的时候，忽然，这两个人中的一个发出了一声低低地惨呼:“啊！”声音虽然小，但却被警惕性颇高的哨兵听见了，立即拉动枪栓道:“谁？”同时探照灯直往发出声音之处射去。
只见草丛中一人一动不动地趴在草丛中，而另一个身影正不顾一切地在草丛中狂奔，哨兵立刻鸣枪报警，并厉声喝道:“站住。”但那人不但不听，反而拔枪向哨兵还击，只一枪，便准确地打中了哨卡的一名哨兵。刹那间。枪声大作。哨卡的其他哨兵边开枪边追击，但那人十分悍勇，边打边跑，在围追堵截之中竟然成功逃入了山中，富县八路军不分昼夜，大举搜山，付出了牺牲三人的代价，才在一个山洞将敌人击毙。
在对另一名被生擒的敌人的审讯之后才得知，原来偷越哨卡的两人均是国民党军统的老牌特务。被击毙是庞鹏程，被抓获的叫张亦平。他们均受军统指派，准备潜往延安，伺机刺杀毛泽东及中共高级领导。本来这两人已经成功越过哨卡，但张亦平却忽然被草丛中的眼镜蛇咬中，发出了叫声，并因中毒当即昏迷不醒，八路军战士在捉获他后，对他进行了救治，本来已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的张亦平被救活后，出于感恩，终于将秘密说了出来，并且还交待，中统已经派出多起特务成功潜入延安，随时准备采取刺杀行动。据说，中统还计划实行一项绝密的“a计划”，矛头专指毛泽东。而且军部内部对“a计划”十分乐观，称有相当的把握。
事关重大，情况很快反映到中央军委那里，联想到十天前在陕北吴旗县长官庙也发生一起武装特务偷越哨口的事件。这引起了中央军委的高度警觉。随后，中央军委保卫部牵头召开了留守兵团、延安边区政府保安处、延安公安局等单位的联席会议，作出了加强延安的防特反特，特别是保卫中央领导人安全的决定，在边区搜索武装特务。具体的工作由中央军委保卫部的陈泊同志和许建国负责。
接受命令后，陈许二人自知责任重大，两个人经常在一起碰头，研究有关情报。互相交流彼此的想法。
一天，两人在照常查阅中央领导人日常活动的安排时，一个信息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这则消息是:6月22日上午10时，毛泽东要接见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旅长田守尧。而这个田守尧，陈泊和许建国都不是很熟悉。两人商议了一下，决定对此事进行例行调查。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经反馈回来的资料说明，田守尧是当年3月上旬从华中出发，经渤海、冀东、平西进入晋西北，从那儿进入边区的。田守尧抵达晋西北时还有电报发给中央军委，称所持的中共华中局的介绍信在渡海战斗中丢失。虽然从这一点来看，有些令人生疑之处，但是介绍信在战斗中丢失，这也算合乎情理，而且类似的情况也不是没有发生过。看起来，陈泊，许建国二人是有些多疑了，照常理看来，一个新四军的高级将领能有什么问题呢？但出于高度的责任心和警惕心，许建国和陈泊还是不放心，先后向晋西北的两个兵站去电，查证田守尧的踪迹，是否确实经过这两个兵站。
就是因为这一细心的行动，一桩惊天大案浮出水面。
当天下午，晋西北八路军兵站回电，称5月下旬并无新四军旅长田守尧从那儿经过！
接到电报，许建国和陈泊大为震惊，立即找到中央军委保卫部部长钱益民，建议马上审查田守尧。
审查新四军的一名高级将领？钱益民听罢相当吃惊。没有急于表态，而是询问他们俩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