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泊道:“第一，田守尧3月份就离开了华中，到现在3个多月了，这中间可能发生很多的变化和变数，为什么晋西北兵站回电并没有这样一个人经过呢，这里面大有问题！”

许建国则道:“敌人既然对“a计划”那么自信，认为成功性相当大，目标又专指毛主席，我们必须要万分小心，不可放过任何一处疑点，我想，在延安，装扮成军人是不容易被发现的，既然晋西北兵站回电并没有田守尧这样一个人经过，而他田守尧却又在到达晋西北后给我们发报，这就存在着致命的疑点，所以我们认为，这个田守尧极有审查的必要。”

钱益民思考了一会儿，觉得陈泊和许建国分析得极有道理，便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并将主审田守光的任务交给了陈泊和许建国。

审查是以工作谈话的名义进行的，当田守尧进了办公室之后，陈泊，许建国还是照常和田守光客气地握手，宾主坐了下来，先随便聊了几句，诸如“在延安生活习不习惯”“对即将见到毛主席有什么想法”“新四军三师的一些领导现在身体好不好”之类，田守尧面色自然，毫无异样，对答如流，许建国话峰一转，忽然问道:“我有一名小老乡，也是我原来的老部下，现在你们八旅当营长，叫赵晓初，听说他不久前负了重伤，不知伤好了没有。“田守尧愣了一下，随即马上笑着回答:“赵营长啊，好了，早好了，现在又生龙活虎的。”许建国和陈泊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色，陈泊又装出漫不经心地问道:“田旅长，你到达晋西北时，是通过哪个县的哨卡啊。”田守尧眼都不眨一下，马上回答道:“xx县，xx县。”话音刚落，陈泊便厉声喝道:“胡说，这两个哨卡昨日就已回电，说根本没有你通过的纪录！你究竟是怎么过的哨卡的，你究竟是谁？”说到这儿，他一使眼色，早有准备的保卫部同志立即将田守光按倒在桌子上，并铐了起来，其佩枪也被下掉。

田守尧不停地挣扎，大叫道:“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我是田守尧，毛主席马上就要接见我，听我汇报新四军的工作，你们------”许建国马上厉声打断他的话道:“狗特务，不要再装了，新四军三师八旅根本没有一个叫赵晓初的营长，那只不过是我胡乱编地一个名字，哼，一诈你你果然就露出了狐狸尾巴。你以为你只要知道新四军师长，旅长一级的名字就够了么？”

听许建国这么一说，田守尧知道自己终究棋差一着，只得颓丧地低下了头。

案情终于真相大白了，原来这个田守尧真是假的，是军统派来刺杀毛泽东的大特务。而真正的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旅长田守尧、该旅参谋长彭雄等人，于3月初从山东赴延安参加党的会议，在连云港海面上与日军遭遇，所有人员遇难。打入日本内部的军统特务很快查清楚死者中有新四军旅长田守尧。在戴笠的亲自策划下，军统派出数批特务潜入延安，包括这个“田旅长”，欲寻机刺杀毛泽东。“田旅长”在延安中央军委招待所住了5天，没有人对他的身份表示怀疑，眼看还有两天就要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他计划就在接见这一天动手刺杀毛泽东，没想到被陈泊和许建国的火眼金睛识破了。如果不是这样，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许建国恢复和发展了东北情报机构

许建国到晋察冀边区工作以后，在开拓华北、东北以及上海等地区情报工作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无形战线上立下了特殊功勋。晋察冀边区社会部建立后，他在加强边区公安保卫工作的同时，遵循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着眼全局，以根据地为基点，把数百名情报工作人员派往大、中城市和各个战略地区，建立情报联络战线，组织和联络当地的秘密党员、进步青年、抗日爱国人士等，渗透到敌人的军、政、警、特内部，形成一支数千计的地尖兵，获取了大量的战略战术情报。如在北平活动的情报组织“北平联络局”，就在国民党中间势力的代表人物、民主党派人士、学者、名流以及国际友人中建立了广泛深入的联系，并打入华北伪上层组织和新闻单位，洞察和利用敌伪之间、伪组织上层人物之间的矛盾，获得了许多重要军政情报，及时配合了抗日战争的需要。

1940年8月，彭德怀同志亲自组织的百团大战，历时三个月，大小战役1800余次，歼灭了数万日伪，大长了抗日军民的志气。战役前及战役中，晋察冀情报组织与太行、晋绥等兄弟情报系统均及时送出了准确的情报，有力地配合了战役的进行。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我天津、华北、东北的情报组织分别从不同角度获得了日本帝国主义即将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重要战略情报。许建国是一位善于创造性地执行党中央方针政策的指挥员。1944年以后，他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加强城市工作、准备战略反攻的指示，以及从敌特手中获得的蒋介石在日降后决心消除异己、准备内战的反共文件，在对敌隐蔽斗争方面及时作出了新的部署，在众多无名英雄出生入死、艰苦卓绝的努力下，取得了辉煌战果。许多及时的战略战术情报，为党中央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他在担任晋察冀分局社会部部长期间，还兼任中央情报部晋察冀第一分局局长。他高瞻远瞩，除大力开辟华北地区的情报工作外，还把进攻的矛头指向东北和华北地区，先后在南京、上海、沈阳、长春、哈尔滨等汪伪及伪满的军政首脑机关，以及敌人的警、宪、特务组织内部，埋下了红色的种子，绽开了革命之花。

在抗战以前，一批东北留日学生中的爱国青年，秘密组织“东京反帝大同盟”、“东北留日学生中救亡会”、等革命团体，积极地从事抗日活动。1940年，一些领导骨干回国同党取得联系后，把工作重点转向情报工作。这些留日革命青年大多是伪满中上层人物的子弟，有的同志还是伪满国总理大臣的子、侄。他们回国后分别担任了伪满军政要职，具有从事情报工作的有利条件。但由于与内地交通联络不方便，工作发展受到限制。在干部政策上一向不于教条主义的许建国，十分重视这支可贵的力量。

首先，由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谢普生同志前往天津主持工作，以天津为连接东北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接力点，建立了专用交通线，开展东北的情报工作。

接下来，许建国决定派出得力干将到东北去和秘密情报组织接头。思来考去，他终于想到了两个人。

很快，李振远，周梅影同志来到了许建国的办公室。他们俩都是跟随许建国多年的老侦察战士，并且在不久前结成了夫妇。

“李振远同志，周梅影同志，你们坐下。现在，我有一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一见到他们，许建国便向他们布置了任务。

“请首长放心。无论多么艰巨的任务我们都会坚决完成，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李振远夫妇立刻向许建国表态。

许建国赞许地点头道:“我想你们夫妇作为我的特使前往沈阳。同东北秘密情报组织接头，带去我的指示。”

这个决定让李振远有些意外，因为他们都没想到，身为华北情报部门的一员，现在居然要被派到东北去了。

看到他们眼中的疑惑，许建国对他们作了解释。

东北秘密情报组织的前身是1935年秋在日本东京成立的“反帝大同盟”，这个同盟是以张为先为中心，有丁宜，陈卓毅等参加的组织。到了三十年代初，何松亭，张为先先后苏联学习，1934年经驻莫斯科代表团分别派回东北，没想到，回到东北之后，却发现东北的党组织已经遭到严重的破坏，因而根本接不上头，直到1937年6月，何松亭才在北平与南汉宸同志接上了党的关系，但是，回到东北后不久就发生了“七七”事变，接着华北联络局及骨干撤回延安，华北联络局的工作便由省委马辉之同志代管，但马辉之同志事务繁忙，所以实际上很少管，1939年，河北省委进入平西根据地，1940年经中央社会部批准，将原华北联络局东北情报关系交晋察冀分局社会派部，由许建国直接领导。这也就是许建国为什么要派特使到东北去指导工作的原因之一。

许建国告诉李振远道:“据我了解到的情况，东北秘密情报机构构里绝大部分都是青年知识分子，有文化，又懂日文，他们很多都曾留学日本，在日本，他们学习了日本进步人士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书籍，还有马列主义书籍，这在东北是根本看不到的。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着，思想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世界观，人生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他们是民族主义者，爱国主义者，但是后来，他们成了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有了巨大的精神去柱，为了实现事业，他们愿意做一切事情，包括自己的生命，因此，他们一心想到关内抗日根据地来，如果是留在东北，他们更愿意拿起枪直接同日本鬼子干。当接受在东北从事秘密工作任务时，他们思想上一时就想不通，虽然表示服从组织，但内心并不安于做秘密情报工作。这种想法和情绪是很不利于秘密情报工作的，虽然我在电台中发过指示，但是我感觉到，他们的心还没有彻底安定下来，所以还需要专门派人，耐心地，彻底地做好他们的工作，使他们意识到从事秘密工作的重要性。”

“公开战场和隐蔽战场在革命中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特别在日本法西斯统治下的东北，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隐蔽战线的秘密情报工作尤其重要，因此，你们一定要代表我，要求他们安心做秘密情报工作，这是当前革命的需要，要从全局考虑不要从个人角度考虑，打入伪满洲国心脏，收集日本情报，为我党做出贡献，这是最光荣的。你们去了东北之后，一定要将我的指示带给他们。切记，切记。”

李振远夫妻连连点头，并用笔记下了许建国的指示。

“凡是打入敌人重要营垒的同志，都制定了严格的纪律，绝对长期埋伏，不得稍有暴露的言语和行动。

一:表面上老老实实，做好掩护职业，并表现不问政治。

二:绝不贪污，因为贪污对搞情报工作的人来讲，一旦被发现，就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会引起政治问题。如果发现别人贪污要装作不知道，不了解，这样就不会树敌，对我们有利。

三:千万不要与不三不四的女人来往，否则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从面引发政治问题。

四:销毁一切与马列主义有关的书籍，这是一个难题，同志们肯定都不愿销毁，但又必须执行，要学会从敌人的报刊，书籍中找出我们需要的正面的东西，这是对我们的锻炼。

五:生活上要保持清淡，不能搞浪费，即使是大汉奸子弟出身的同志，也要和自己的收入保持平衡，以免引人注意。”

带着许建国的指示，李振汉夫妻于1943年春天来到了沈阳等地，对东北的秘密情报组织进行联系和指导工作，这个组织在长期隐蔽过程中，发展了七十多人，其中党员占四分之一，除两个同志是因打入国民党内部而在国民党组织被日寇当作嫌疑犯逮捕外，再没有遭受到任何损失。

东北秘密情报组织创造中国。乃至全世界特工组织的奇迹，因为我党多年来在东北，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在所建立的秘密革命组织被破坏殆尽的情况下，惟有晋察冀社会部领导的这一情报组织一直保存下来了！

晋察冀社会部领导的东北秘密情报组织，不但在东北各大城市，而且在日本的东京、京都也建立了情报网点。这些地下尖兵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获取了大量的战略战术情报，包括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战略部署，伪满陆、海、空军的编制、兵力、武器装备、军事部署、训练和作战能力，以及军警、特联防、防谍、镇压我东北抗日游击队的措施等大量情报。这些详实而重要的情报，对配合我军作战以及以后配合苏军歼灭关东军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我党对国民党统治区和汪伪的情况比较了解，对东北日军和伪满的情况知之甚少。所以在东北情报工作局面打开后，我党中央领导非常高兴。

1943年末，许建国又派出特派员潜入到沈阳，对东北秘密情报组织进行了充分的考查与了解，并与这个组织仍在东北的领导同志进行了反复地讨论与研究，特派员回到社会部后写了较为详细的《满洲工作报告》，此报告于1944年初送给正在延安开会的许建国后，他便将此报告转呈给毛泽东主席审阅。

毛主席看了之后，高兴地说:“东北并非铁板一块，国防线（指为满洲政府）是可以突破的，满洲工作大有可为。”并赞扬道:“东北秘密情报组织是在许大胡子的手上得以恢复和发展起来的。许大胡子很了不起！”（注，因许建国常年留有一脸的大胡子，所以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袖都称许建国为许大胡子）

更值得一提的是:东北的秘密情报组织，在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后，大部分同志仍未公开自己的身份，有的打入国民党内部继续工作，在执行搜捕日寇，伪满要犯，侦察国民党特务组织工作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苏联红军打败日本关东军之后，前满洲国务总理张景惠的儿子张梦实（原名张绍纪）向进驻长春的苏联红军提供情报，并将以张景惠为首的伪满大臣以及大汉奸一网擒获，接着他又能随着未代皇帝溥仪等要犯在苏联红军押解下去了苏联，在那里担任翻译和读报工作达六年之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才回到中国。



许建国领导的华北情报组织

抗日战争时期，许建国肩负建立，领导华北和东北地区的情报工作，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组织精干力量深入日伪的战略要地和要害部门，积极开展工作，建立情报网点，使我党情报组织成为收复东北，解放华北的先遣队，

1939年汪精卫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汉奸，在上海召开所谓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准备成立伪政府的时候，许建国就毅然决定派遣情报人员趁机打入，早在汪伪政权刚刚建立时，许建国手下的情报人员已经打入到了南京，上海汪伪要害部门和核心部门，获取了大量机密情报，一直到汪伪政权垮台。这其中，李时雨和孙静云都是打入汪伪政权杰出的特工代表。

李时雨，原名李亭芳，解放后历任中国佛学院副院长，国务宗教事务管理局组成员，顾问，孙静云为其妻，现都已去世。

1940年，李时雨夫妻俩由党组织派遣到南京，上海从事情报工作，到1942年，他们在那里已经站稳脚跟，工作开展起来以后，有必要到根据地汇报工作并提出工作计划，面请领导指示机宜。以便进一步扩展工作。当时由于李时雨的请假有困难。又因目标较大唯恐暴露，经许建国批准由孙静云同志进根据地江报，

接到这个指示，李时雨和孙静云都很激动，虽然他们同许建国通过电台已经有了几年的联系，但从来没有见过面。一想到终于可以见到自己的领导，李时雨和孙静云激动的心情可想而之。

孙静云先从南京到了天津，然后又经保定，满城，通过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终于进入了解放区，又在骑了七天的毛驴之后，到了东赵庄。终于见到了许建国。

现实中的许建国和孙静云所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孙静云原以为，身为中央的高级干部，边区地下情报工作的最高领导人，许建国应该是非常威武，非常严肃的一个人，然而见到了许建国之后，她才发现自己完全想错了，许建国连制服也没穿，穿的是一身打了补丁的百家衣，并且一脸的憨笑，象一个地道的憨厚的老百姓，一见到她，许建国便站起身来，双手紧紧地把她的手握住，亲热地摇着:“静云同志啊，可终于见到你了。盼你来盼了好多年了”。虽是初次见面，却象多年不见的老朋友重逢一样。这让孙静云心里热乎乎的。拘紧，紧张的情绪马上一扫而光。

“许部长，我一直对您很仰慕，今天能见到您，真的是感到非常荣幸。”孙静云诚恳地说。

“别这么说，你冒着生命危险，为中国革命的事业作出了那么大的贡献，应当是我以你为荣才是。来，坐下谈，坐下谈。”许建国大笑着说道，并亲自端来椅子，让孙静云坐下。

“许部长。”孙静杜理卿见许建国如此随和，也就大胆地问道:“您不是有一个外号叫许大胡子吗？连毛主席都这样叫您，为什么您现在脸上根本没有胡子呢？”

“哈哈哈。”许建国大笑了起来:“我确实是留有一脸的大胡子啊，不过，凡是要迎接贵客之时，我都会把胡子剃得干干净净。还有，不要叫我许部长，大家都是革命同志，叫我老许就可以啦，他们都是这样叫我的。”

听了这话，孙静杜理卿心中又是一阵感动。点头道:“好的，许----，呵，老许。”

“来来来，一路辛苦，先吃个西瓜。是我亲手种的呦。”许建国又亲自为孙静云切开了一个大西瓜。然后将第一块递给孙静云，并招呼其他的同志:“来，大家都吃。”大家遂一拥而上。你一块，我一块。边吃开玩笑。果然，他们和许建国说话的时候，都不喊“许部长”而是喊老许，而许建国也都是喊他们“小王”“小李”，这可见他们平常关系十分融洽。看到这里，孙静云彻底放松了。

吃罢西瓜之后，许建国开始和孙静云交谈起来。先问了孙静云李时雨他们在生活方面的问题。得知他们一切都很好，许建国才开始谈到工作方面。

“对现在的工作。你和时雨同志有什么意见和想法吗？”许建国问道

孙静云回答道:“目前我们已经基本上获得了敌人的信任，完全有条件扩大工作，我们想更深一步地进入敌人的核心。只是我们在敌人内部人数太少，因而力量显得单薄，是不是希望老许能再多派精兵强将打入敌人内部。”

“静云同志。我很能理解你希望革命工作能进一步发展的想法，但是呢，我党在敌区的工作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万万不可过于急躁，突露锋茫，因小失大，我党地下情报人员本质的核心问题是‘精’，而不是‘多’。所以我希望这一点你要好好地理解。”许建国耐心地解释道。

孙静云点头道:“我明白了，老许，回去之后我一定遵照您的指示，更谨慎地展开地下工作，另外，现在我们的工作已经站稳了脚跟，打开了局面，步步深入到敌人心脏，时雨有些担心，他的掩护职位越来越高，将来可怎么办？”

许建国大笑起来:“如果时雨的官越做越大，那就太好了，那正是我们做情报工作求之不得的事情。你回去告诉时雨，让他尽管大胆地往上爬，官儿越大越好，最好是把汪精卫都拉下来！他来坐汪精卫的位置。哈哈哈哈。”

听到这里，孙静云忍俊不禁，也笑了起来。又说道:“为了情报传递及时，希望组织上帮助建立交通通讯，我们有条件把组织上派的报务人员打进敌人内部，作为上海保安司令部电台人员，希望组织上早日派人去。”

许建国说:“还是一个道理，一定要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要懂得革命队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道理，不可操之过急，虽然一时还没有适当的技术人员可派，但一定给你们派人去”。

果然，不久之后，许建国派李才同志到上海检查指导工作，顺便打进伪上海保安司令部做电台技术人员。。

“做地下工作，时时都有生命危险，有没有想过，如果哪一天暴露了怎么办？”许建国问孙静云道。

“当然是宁死不屈。”孙静云毫不犹豫道。

“对，要做一名名符其实的党员，必须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无产阶级事业，在敌区工作要勇敢机智，要有临危不惧，宁死不屈的精神，充分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任何突发事件。”

两人的交谈足足持续了几个小时，仍有意犹未尽之感，许建国陪着孙静云吃过饭后，两人又继续交谈，一直谈到深夜，孙静云感到，今天收获很大，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按照计划，三天后孙静云返回南京，临行前的那个晚上，许建国一再叮嘱孙静云，遇到敌人扫荡应该怎么办，出敌人封锁线检查口应注意什么，就是出了检查口进入了敌占区也不要大意，就象一个老人对没有出过门的孩子那样关心，孙静云走的时候是半夜三点，本来许建国不必起来相送，但他还是不到两点钟就来陪孙静云吃饭，然后把她送出庄外，每次孙静云说不用送了，但他还是坚持送了一程又一程。

回到敌占区后，李时雨夫妇严格按照许建国的指示行事，由于工作得当，李时雨进一步得到汪精卫、陈公博信任。先后在南京、上海成为汪记国民党“六大”代表、立法委员和上海保卫司令部军法处处长，孙静云则担任机要交通。这对革命夫妻，冒着极大风险，长期潜伏敌营，为组织递送了大量重要军政情报。如汪精卫当面向李时雨透露的《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秘密谅解事项》等卖国密约的内容。为党中央决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日本投降前后，两夫妻又主动与新四军取得联系后，提供了不少重要情报。

许建国领导的情报组织抵得上千军万马

解放战争时期许建国历任晋察冀中央局、中央华北局常委、社会部部长、华北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等职。他根据国内形势和敌情的变化，除加强解放区的公安保卫工作外，继续采取多种形式，以大中城市为重点，加强派遣工作。我们的地下尖兵分别打入国民党军、政、宪、特等要害部门和首脑机关获得情报。如国民党“保定绥靖公署”和“华北剿总”的机要、作战部门都有我们的力量，从而基本上掌握了华北敌军的序列和军事态势，及时准备地取得了平、津、保、石地区的敌军作战计划等重要情报，对配合华北战场的军事行动、1949年初的平津战役以及顺利接管平津两大城市都起了重大作用，受到了多次通令嘉奖。

早到抗战末期，许建国已经从潜伏在日本首脑机关的内线中获取了“蒋介石在日本投降后，决心消灭异已，准备全面内战”的资料，在对敌隐蔽斗争方面马上做了新的部署。

一天，他把他的秘书长，老红军甘霖同志叫到了跟前。对他说:“老甘啊，以后你不能再当我的秘书长了。”甘霖听了大惊道:“老许，是不是我犯了什么错误。你不要我了。”许建国笑道:“当然不是，盟军现在节节胜利，美国已经将日军困在本士，日本投降指日可待，现在我们要密切注意国民党的动向，我需要派一个得力的人选任北平站站长，前往北平潜伏下来，以后伺机打入国民党内部，你为人精明能干，又很细心，所以我想派你去。”说完，他拿出了一本张恨水所著的《啼笑因缘》说:“你带一部电台去，以后直接和我联系，有什么情况立刻向我汇报，电报密码利用这本书。每三个数字代表一个字。”他翻了翻书，指着第七十四页说:“比如说‘蒋’字，是在第74页第18行第7字，你便以代码741807代替，其余类推。明白了吗？”

甘霖同志跟随许建国多年，也是老情报工作人员，当然一听就懂。当即点头道:“老许，我明白了。”

一想到要与许建国分别，甘霖同志心中很难过，对许建国道:“老许，既然是革命需要，我当然完全接受党交给我的任务，但我舍不得离开你，舍不得离开同志们啊。”许建国体会他的心情，也动情地说:“这些年来我的工作，生活方面都是蒙你照顾，你是我的左膀右臂，就跟我的亲人一样，我当然也舍不得你走，这些年来我们都有了很深厚的感情，不过为了革命工作，私人的感情只能暂时放在一边，等革命彻底胜利了，全中国都解放了，我们自会再有相聚的那一天。”

就这样，甘霖告别了老许，前往北平，在潜伏在国民党内部同志的帮助下，在日本投降后不久即打入了国民党“保定绥靖公署”作战部门。而许建国后来派出的李才同志则打入到“华北剿总”机要部门，他们就象钻进了铁扇公主的孙悟空，对敌人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又令敌人徒呼奈何。正是这些许建国派出去的无名英雄，为华北的解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1947年10月中旬的深夜，劳累了一天的许建国刚刚躺下，忽然外面急促的敲门声以及报务员小刘呼叫声:“首长，首长，加急电报。三a”

一听说三a的加急电报，许建国马上爬了起来，打开了这份十万火急的电报。

这份电报正是甘霖同志发来的，电文大意是:据悉蒋介石已经命令驻石家庄的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副军长杨光钰率领第三军及两个师，途经正定，新乐，定县，望都，到保定集结，建议我军勿失良机，在望都县对敌进行围歼。

看到有如此份量的情报，许建国大喜过望。马上叫起了骑兵通讯员:“快，立刻将这份情报交给聂荣臻同志。啊，不，给我把马牵过来，我亲自去一趟。”不顾骑兵通讯员的劝阴，自己亲自骑马将情报送到了聂荣臻同志那里。

聂荣臻见到此情报，也是分外兴奋，当晚便留许建国一起参加高级军级会议，对我军的行动作出了部署，很快，晋察冀的解放军战士开始按照计划向望都急行军。

在军区解放军行动期间。甘霖同志的情报源源不断地传来，其中一份专门说明，国民党保定的驻军内部之间有矛盾，近日不会南下接应第三军，这让聂荣臻和许建国吃了一颗定心丸。

因为准确的情报，晋察冀解放军在望都附近的清风店设下了埋伏圈，发起了著名的清风店战役，取得了全歼国民党第三军及第七师全部，活捉军长罗历戎以下官兵8000余人的重大胜利。

战役后的总结庆功会还没有开完，报务员又送来了一封甘霖发来的三a急电。许建国接过来一看，马上脸色大变，将电报拿给聂荣臻看。原来电报上说，保定方面的敌人已察知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在城南庄，明日上午将派出飞机轰炸驻地，请我军务必做好准备。

这又是一个极具价值的情报，聂荣臻司令员接到电报。马上指挥城南庄军民即刻收拾重要物品和生活用品，撤退到山沟里去。一夜之间，军民都撤退得干干净净。

这个情报真准，第二天早晨八时左右，几架美国造的“野马式”飞机果然飞临军区驻地南庄，连连扔下炸弹，并用机关枪对着下方疯狂地扫射。整个轰炸和扫射过程持续了半个小时，建筑物全部被炸毁，村子几乎被夷为平地之后，发现根本没有人的敌机才悻悻而去。

整个清风店之役至此彻底结束，总结庆功会重新召开，许建国在会上，高兴地表扬了社会部的同志们，他高兴地说:“这次清风店大捷是与你们机要工作，电台工作的同志辛勤工作分不开的，虽然机关驻地遭到敌机轰炸，但有惊无险，我们的同志都平安归来。这实在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其后，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也专门向社会部致贺词道:“这次清风店战役的伟大胜利，是和你们的有力配合是分不开的，你们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1948年后，华北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合并，两个社会部也合并为华北局社会部，许建国任部长。

1948年秋的一天，许建国正在会议室召开会议，商讨下一步的行动。

忽然，警卫员一声“报告”，然后进来在许建国的耳边悄悄地说了几句话。许建国顿时大吃一惊，急忙站起来宣布:“暂时休会”，然后就走了出去。看来一定是发生了大事，参加会议的人虽然感到惊奇和疑惑，但碍于纪律，谁都没有议论。

在许建国的办公室，坐着一个年青的人，他满头是汗，一脸的焦急之色。

一见到许建国，这名年青人立刻站了起来，向许建国敬了一个礼，叫了一声:“许部长。”

许建国严肃地盯着这名年青人看了好半天，才问道:“李红林。你怎么不经我的允许，擅自回来了。”

原来，李红林也是华北局社会部的一名工作人员，和甘霖一起派到北京任甘霖的地下交通员。这一次，他忽然从北京回来，而事前许建国却没有收到甘霖的报告，所以许建国非常疑惑。

李红林回答道:“报告许部长，我们得到一份情报，但北京的电台忽然坏了，没法发报，因为情报万分紧急，所以甘霖同志只好让我回来一趟，直接把情报送回来。许部长您看。”说完，李红林从身上的衣服拿出了一份密码情报。

许建国一看之下，不由得脸色大变，原来情报翻译过来，竟然是，国民党军九十四军三个师，新二军两个师，由空军配合，将于近日偷袭石家庄和我党中央所在地平山县西柏坡！

原来，甘霖同志及内线获悉国民党这一重大作战命令后，知道事关重大，准备通过电台将情报发给许建国，但没有想到电台发生了故障，为了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北平地下党组织只好违反纪律，由地下交通员李红林将原文背熟，日夜兼程，将情报送达解放区。

许建国迅速地将情报向聂荣臻及中g中央做了报告，当时，平山地区我方兵力不足。聂荣司令员火速命令西线部队，一昼夜奔袭几百里，主动迎击来犯敌军。而毛主席和周总理获悉后采用缓兵之计，毛主席亲自撰写新闻稿，由新华广播电台播出，揭露敌人的阴谋，从而延缓和挫败了敌军的行动。

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事后惊叹“中共地下工作组织的深入、机敏和细致，达到神化莫测的地步”。聂荣臻司令员则盛赞“我们的情报组织抵得上十万兵马。”

事后，李红林及北京地下党的同志请求对他们实行纪律处分，许建国笑道:“搞情报工作，既要讲原则性，又要讲灵活性，你们这次没有囤于教条主义，做得很好，不但不受处分，还应当受到奖励。”

许建国在张家口市（一）

1945年8月16日。许建国正在办公室办公。忽然通讯员满头大汗地冲了进来，焦急中掩饰不住一脸的兴奋之色。“许部长，中央急电！”

许建国道:“念”。

通讯员大声地念道:“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令你部立即北上，配合苏联红军接收北平！”

日本投降了，许建国先是一呆，随即跳了起来。马上传令道:“快，快把消息告诉同志们。”通讯员喜滋滋地跑出去了。很快，机关到处都是欢呼之声和叫喊之声:“日本鬼子投降了，日本鬼子投降了。”大家一边流着眼泪，唱啊，跳啊，把八年来与日本鬼子艰苦奋战的压抑一吐为快，大家不管男女老少，都在互相流泪拥抱。许建国实在抑住不住自己的兴奋，率先点燃了一支火把，一边高唱着歌一边手持火把满山坡地乱跑，大家也都学着他的样子点起了火把跟在他后面，一时间，歌声响彻了山坡，火光照亮了整个天空。

短暂的狂欢过后，许建国召开了北上动员大会，要求机关全体工作人员，立刻行动起来，除必要的文件，枪支和日用生活品之外，一律轻装，以急行军的速度向北平进发，以实际行动来庆祝日本鬼子的投降！

命令一下，机关的同志全都开始紧张地行动起来。

正在这时，又一封加急电报飞到了许建国的手上。这是许建国安排在北平地下情报组织的曹健发来的。许建国看了之后，更是喜上眉梢。

原来，在八月八号的时候，苏联红军已于当日在东北和蒙古起兵，并攻破日军防线，我军也已全力出击收复失地，准备接受日军投降。当时许建国就已经有意识地召回了曹健和沈民等四位在北平的地下工作者，向他们了解北平的动态。然后，聂荣臻司令员写了一封亲笔信，叫赵明同志持这封信，去见北平伪市长何其巩，要他认清形势，配合我军接管城市。曹健的电报就是报告的这件事，在电报中，他告之，一切顺利，他们回到北平之后，韩庄同志（晋察冀二分区副司令员）已组织好内应，其他同志也已在全城张贴好朱德总司令命令日军投降的公告，北平的市民都非常激动，都在欢庆抗战胜利，翘首期待共产党的军队。

大好的形势鼓舞着前进的人们，经过三个昼夜的行军，大家于傍晚到达了北平附近的妙峰山。站在山上向东一看，只见远处灯火辉煌，通亮的一片，大家虽然非常疲惫，但此时北平近在眼前，大家的疲惫都无影无踪了。一齐欢呼起来:“快到北平了，快到北平了！”

正在这个时候，通讯员忽然又气喘吁吁地赶了过来，向许建国报告:“报告许部长，中央急电！”许建国一看电报信封上三个a，果然又是加急。忙说:“念。”

通讯员念道:“根据有关协议，苏联红军只到古北口，不再南下，北平由国民党接管，要求你部迅速西进，接收察哈尔省会张家口！”

军情瞬息万变，大家望望眼前唾手可得的北平，一边痛骂国民党的无耻，一边发出一声声无奈的叹息。

许建国当即按照指示，调整行动方向，由向北改向西赶赴张家口。终于于八月底赶到了张家口。

汽车刚刚驶入张家口市，就听到一阵枪声响过，街上有几个人倒了下来，而另几个人则抢了他们身上的东西后狂奔而去，街上的人群纷纷惊惶失措地四散而逃，许建国大吃一惊，忙命令道:“准备战斗。”并下车拦住了几名逃跑的人问道:“不要怕，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是奉命来接受张家口的，发生了什么事？”逃跑的人看到他们身上穿的军服，确认他们是共产党的部队，这才松了一口气。纷纷道:“共产党的军队啊，你们来了就好了！我们市民有救了！”

原来这阵子张家口的秩序非常混乱，到处都是抢劫的，日军伪军的散兵游勇四处横行，经常骑着大洋马，成群结队地到处乱跑，乱开枪杀人，还大抢各种物资，因为张家口当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略要塞，囤有许多战略物资和生活物资，囤积的白糖是一大草袋垒起来的，有人去偷抢，结果糖垛倒塌把人砸死，白酒是用大水泥池子储存的，有人用水桶去偷，一不小心，掉到酒池子里淹死了，因此当时张家口市居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说:“张家口的粮砸死人，张家口的酒淹死人。”可见当时张家口市的物质有多么丰富。

许建国没想到张家口居然这么乱成这样，不禁心急如焚，赶紧命令队伍，先把刚才抢劫的那一伙人追上，不一会儿，就把他们堵住，一番激烈的枪战之后，抢劫的几个家伙尽数被毙，很快，共产党已经进城的消息传遍了张家口，张家口的市民热泪盈眶，奔走相告。

许建国饭不及吃一口，更来不及休息，连夜召开有关的干部会议，积极部署建立各级人民公安厅组织，不少的干部抽调到基层任职，依靠群众，组织群众，建立了行之有效的基层治安组织，并开展户口调查，组织巡逻队，不分昼夜地在街面巡查，对敌特和刑事犯罪分子进行了严厉的打击。以最快的速度稳定了张家口市群众的情绪，稳定了张家口的秩序。

1945年8月23日，张家口市正式解放，边区公安管理处处长许建国兼任张家口市公安局局长。一系列更大的措施随之展开。

首先，《晋察冀日报》代表晋察冀中央发表了《巩固革命秩序》的社论，向广大的张家口市市民表达了共产党军队整治社会秩序的决心。

接着，直接采取措施，将原来的伪警察大队经过筛选，改编成保安大队，使之成为公安局直接领导下的一支公安武装部队。参与巩固和维护社会秩序。清剿郊区土匪工作。

再接着，以前在天津市作地下工作，有丰富的城市工作经验的张植凡同志来了，他便和谢苏同志负责社会全面的治安管理工作，各科的科长，副科长也逐渐配备起来。

在这期间，应许建国的要求，张季良同志负责的干部科组织了两期干部训练班，招收了一些根据地的学生和农村青年，训练结束后分配到各公安分所，派出所和保安大队。进一步加强了基层力量，提高了队伍素质，事实证明，这一办法效果很好，对以后解放其他大中城市都起了重要作用。

随着公安人员的充实，一系列的措施也随之展开。

第一．进行了户口大调查，这项工作用的人力，物力较大，涉及面宽，花费的时间也长，各级领导都很重视，因此，在进行户口大调查之前，以许为首的张家口市公安局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一是思想准备，制作了宣传提纲，在全市机关，工厂，学校，人民团体和居民中进行宣传教育，二是物资准备，制定了新的户口簿，户牌号，迁移证，各种户口登记表，统计表等。三是组织准备，公安局内部抽调了一部分干部，动员了全市各机关，团体，还有不少学生，经过训练后投入工作。许建国对户口调查工作极为重视，强调要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分清敌，我，友，弄清敌伪军，警，宪，特，政人员和外地潜入人员情况，二是为市委，市政府指导工作提供资料，通过户口调查，公安局果然发现了很多敌，伪，宪法规定，特，政人员，还有日本队特务可疑分子。

第二．对旅店，游艺场所制定了一些管理办法。

第三．组建交通队，消防队，制定了交通规则，消防规章。

第四．实施对外国人的管理，张市解放前有一些外国人，主要是白俄，情况很复杂，这些人常常酗酒闹事，打架斗殴，调戏妇女，有的是国际间谍，为此，公安局专门成立了外事股，专门办到华侨居住证，出入张市证明，解决他们酗酒闹事等问题，调查可疑分子。

自兼任张家口市公安局局长后。他身上的担子更重了。经常处理公文到深夜，熬通宵也成为常态。

九月初的一天深夜，许建国处理完公文已经是深夜，加上他昨日就熬了个通宵，所以人显得非常疲惫，办公室的同志见他终于忙完，赶紧催他回去去睡，但他心里惦记着事，并没有立刻回家，而是叫了警卫员，开车一起来到了公安局星河分局。

在离星河分局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许建国叫警卫员将车熄了火，将车停在路边。直接步行到了分局，他是想检查一下公安局目前的工作情况。

星河分局的大门关着，值班室也没有灯，许建国皱了皱眉头，敲了敲值班室的门。好一会儿，门里才传来懒洋洋的声音:“谁啊？”许建国装出害怕的样子颤声道:“长官，我刚刚被打劫了，我来报警。”门里静了一下，然后一个不耐烦的声音传出来:“这种事太多了，我们忙不过来，你们自己认倒楣了。”听到里面的人是这种态度这种口吻，许建国十分生气，大喝道:“把门打开。快点。”并把门砸得怦怦直响，里面的人急了，边穿衣服边骂骂咧咧道:“他妈的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敢到公安局闹事。看老子不整死你们。”哗地一下把门打开，刚要动粗，一支枪就已经顶在他的额头上，吓得里面的人赶紧举起了手。连声叫道:“别开枪，别开枪，大哥，你们要什么我给什么！”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

此时分局院内其他的人也被惊动，有人厉声叫道:“什么事？”马上，拉动枪栓和跑动的脚步声传来，待有人跑到许建国的面前，许建国一看，原来是分局局长刘xx。

“局长。”刚才那名凶神恶煞的警察刚象看到救星一般地喊出这两个字，但即刻又傻眼了，因为刘xx看见来者原来是许建国，马上叭地立正，行了一个军礼。“许局长好。”那名警察这才如梦初醒，知道原来来人居然市局局长许建国。

“把他看住。”许建国一指值班的警察，给警卫员下了命令，然后对刘xx道:“xx，到办公室去谈。”

进了办公室，许建国把刚才发生的事讲了一遍，刘满头大汗，又一脸愤怒道:“首长，这是原来伪警局的一名旧警察，请你放心，他败坏我们我们共产党公安局的声誉，我一定会对他重重处罚，我会开除他的。”

许建国摆摆手道:“出了这样的事，我们不是仅仅处分开除一个人就够了，而是要从这件事上引以为戒，引申到在目前的形势下如何做好公安局的工作。敌占区的公安局，国民党统治下的公安局都是统治人民，剥削人民的公安局，是为少数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服务的公安局，广大劳动人民称他们是资产阶级的看家犬，黄狗子，而我们共产党的公安局则是全心全意为解放人民而工作的。我们两者的性质完全不同。你明白吗？”

刘xx一连声地说:“我明白，我明白了，许局长。”

许建国又问道:“你现在所在的公安分局有几个党员干部。”

“三个。”

“有多少旧警人员？”

“有一百多个。”

“你的工作怎么开展？”

“除了从群众中发现积级分子，逐渐顶替外，还没有想到别的办法。”

“xx呀，如何在新形势下考虑旧警人员的问题，已经是目前我们公安工作最重要的问题，首先，我们刚从山沟里转入到城市，情况变化突然，对城市公安工作不熟悉，所以还要暂时利用旧警人员。可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旧警人员非常痛恨，这就构成了一个很突出矛盾，xx同志啊，不能光想着从组织上找人顶替，还是要从政策上解决啊。”许建国语重心长道。

“请首长明示。”

“具体地说，是要区别对待，对那些没有多少罪恶而且是又愿意同我们合作的一般旧警人员，采取欢迎的政策，对那些表面应付，背地里期盼国民党回来，而且有一定罪恶的，就不能采取组织顶替的政策，对那些罪恶大，不处理不足以平民愤的，要发动群众检举揭发，从重处理，这样，才能解决当前的矛盾，所以我们要大力宣传政策，向干部，向群众，向旧警人员，强调向干部宣传，是为了让他们确实掌握这个政策，向群众宣传，是为了使群众按照党的政策去做，对旧警人员宣传，则是为了启发他们，坦白交待，取得人民群众的谅解，所以xx同志，大力宣传党的政策是解决矛盾的根本保证啊。”

“是，是，许局长，我完全明白了，我一定遵照许局长的指示去做。”刘xx心悦诚服地回答道。许建国这才离开星河分局回去休息。

到了十一月旬下旬，许建国不再兼任市公安局长，而由苏毅然担任，到1946年春节时，市内的秩序已非常平稳，军区的土匪也基本肃清，全市人民欢欢喜喜地过了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

许建国在张家口之二:智擒“山东七侠”

1945年8月，张家口市解放后，刘仙峰同志在张家口市公安局第二分所（相当于分局）任局长。这年冬天的一天夜晚，第二分局社会治安巡逻队逮捕了“山东七侠”中的两个人，关进了公安局拘留所。

没想到一时间在二分局管辖区内案件频发:（1）军区商店被盗；（2）张家口市庆丰剧院的大前幕被盗；（3）来戏院看戏的张家口市卫生部部长和警卫员的两支手枪、子弹盗；（4）第二分局治安防范区的物资仓库被盗。第二分局管辖区内短时间连续发生4起重大案件，给分局长刘仙峰的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而且，就在这几起案件发生后不久的一天半夜，一阵狗叫声吵醒了已经进入梦乡的刘仙峰，他正想起床到院子里听动静，忽然听见房顶上有响声。刘仙峰警惕地拿起手枪翻身下床。这时他听见隔院响起一阵的哨声，随即又传来了公安民警在紧急集合的脚步声，同时屋顶响起一阵忙乱的脚步声，由近及远，片刻屋顶又恢复了宁静。联想起最近连续发生的4起大案和今晚的屋顶案件，刘仙峰感到来者不善。他们是专门冲着他这个分局长来的。这是为什么？是否与二分局逮捕两名“山东七侠”有关？刘仙峰见事情重大，急忙向许建国报告案情，许建国拍案而起，指示刘仙峰一定要侦破这个案子，

就在许建国下达指示后不久的一天夜晚，第二分局局巡逻队在花园街遇到一个晕倒在地不省人事的醉汉，他口吐白沫、脉搏微弱。巡逻值勤的公安民警立即将他送往医院抢救。刘仙峰听取汇报和前往医院探望后，将情况报告市局和许建国。许建国指示:这不仅是一个醉汉的问题，更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要尽力抢救，将人救活。要通过这一铁的事实让广大人民群众看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公安和旧社会的警察局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人民公安是为广大人民群众办事的公安，是人民群众自己的公安。

于是，刘仙峰立即组织力量进行抢救。经医护人员三天三夜的抢救和治疗，醉汉终于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又经数天的精心护理，醉汉身体逐渐恢复健康，刘仙峰又专门派人送去苹果、罐头等当时最高级的营养品。随从人员向醉汉讲述了共产党的公安局组织医务人员抢救他的过程。醉汉听了极其感动，说是公安局给了他第二次生命，提出有要事非和分局长刘仙峰见面不可，并声称不见分局长他就不出院。

谁知，在刘仙峰来到医院单独和他面谈的过程中，醉汉居然清楚地说出了近期第二分局管辖区连连发生的几起大案，刘仙峰敏锐地意识到这名醉汉可能是知情人，果然醉汉又说:“我叫陈秉义，平常以卖猪肉为生，是‘山东七侠’在张家口市的‘坐方人’——说白了是个给山东七侠办事的贼头子。最近在你局所管辖的区域内连接四次发生偷盗案件，一次半夜上你的屋顶，这些都是‘山东七侠’干的。‘山东七侠’是大青山以东七个结为兄弟的强盗头子组成的黑社会组织。老大叫水上漂，是个水性很强的人；老二叫爬墙虎，他有飞檐走壁的本领；老三叫猿猴精，是个登高攀险的能手；老四叫黑铁牛，是个身高体大力量过人的家伙；老五叫翻毛鼠，是个武功很强、训练有素、性格很暴躁的人；老六叫鼠魔王，是个黑夜盗窃能手；老七叫草上飞，除了能跑善跳外，他还多谋善算，是‘山东七侠’中的谋士。过去在旧军阀混战和日本人统治，天下动乱的年代，警匪偷盗一家，出了事只要给局里的警察送点钱问题就解决了。我乐意出面说和，而且每次都有一些好处。可是现在你们来后，警察局改成公安局，过去一套行不通了。自从老二和老六被你们抓后，他们要我出面和你们说和，我说我不敢。他们就按江湖上的老规矩连偷了你们四次，希望逼迫你们出来谈和。而你们四次都不予理睬，他们黑活叫四次‘撞了南墙’。我和他们说现在是共产党时代了，公安局不吃你们江湖那一套，劝他们不要得罪公安局。他们就是不听，老七说江湖这一套老规矩是先古传下来的，哪一次改朝换代能改得了它？我就不信共产党当官的都是神仙！这样他们不听我劝告上了您刘局长的屋顶，这是江湖最后一次‘送关’的规矩。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公安局根本不吃这一套，他们最后一次又‘撞了南墙’。这样我这个‘坐方人’就被逼出面‘说和’了。可是我怎么说和？找谁说和？不说，他们就会说我不讲义气，按江湖规矩对我三刀六洞，我再不听就再点天灯，这叫我进退两难，想借酒消愁，没想到那天夜里酒喝多了昏倒在马路上。承蒙局长您施大仁大义对我进行抢救。我不能知恩不报，所以我愿意出面了却这桩事。”

刘仙峰不动声色地问:“陈老板，你打算怎么了却？”

“去年冬天，你们抓了他们两个人，为此他们多次找你们麻烦。”陈秉义说:“局长要是信我，我去康庄找‘山东七侠’五兄弟，把他们全部叫过来，让他们将偷你们的东西全部归还你们，并保证今后不在你们的管区作案。请局长也高抬贵手，把抓的两位兄弟教育一番然后放了，以了却此误会。”

刘仙峰心想这是大事，必须请示上级才行。于是他便没有立即答应他，而是说:“陈老板，你已经半个月没回家了，家里人一定想你。今天你先回家看看，明天晚上咱们再商量。”

陈秉义走后，刘仙峰立即和市局侦察科长王应慈一起向许建国汇报了陈秉义所说的情况。

许建国部长说:“这个案子是我们公安局和黑社会直接较量的案子，很重要，办得好不好，关系到我们公安局能否打破旧社会江湖派系的阵营。这是公安局成立后，面临的新形势和新的斗争任务。你们在完成这次任务中，必须充分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促使他们内部分裂，以毒攻毒，分化瓦解。但是具体怎么做，办法由你们拿。”

经分析，王应慈和刘仙峰认为，陈秉义是个重义气的人，他不怕“七侠”报复而吐真情，可以将计就计，让他去一趟康庄，看他能否真的将“七侠”兄弟叫过来。公安局再根据实际情况做下一步打算。于是他们向许建国汇报这一方案。许建国和他们研究了具体方案后指示说:“你们办事要有策略分步骤。目前王应慈同志不出面，由刘仙峰和陈直接打交道。”随后许部长又给刘仙峰100个银元，要刘仙峰给陈秉义做路费，说这主要是试探陈秉义对钱的态度，看他是接受还是拒绝，然后再做下一步打算。

晚上，陈秉义如期来到二分局，问:“刘局长考虑得怎么样了？”

刘仙峰说:“陈老板你仗义吐真情，说明你是真心实意的，我还有什么好说呢？陈老板就辛苦跑一趟康庄吧。”说着，刘仙峰将许部长给的100块大洋交给陈秉义:“这点钱给陈老板做路费用吧！不够回来再补。”

陈秉义把钱挡回去，站起来激动地说:“刘局长你这就不够讲义气了。我为报局长救命之恩才仗义讲真情。我陈秉义做事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报答局长的救命之恩。现在局长给我钱，这不是对我陈秉义最大的侮辱吗？”他双手一抱拳说:“局长，咱们回来再见吧！”说完转身便走了。

陈秉义走后，王应慈、刘仙峰立即向许建国做了汇报，并将银元交还公安管理处。许建国部长听了汇报后笑道:“这个陈秉义确是个仗义轻财的人，下一步要考虑如何在他们中间找到突破口，要充分利用他们内部的矛盾，做分化瓦解的工作。这样吧，咱们就这么这么办。”交待了刘仙慈他们一个实施方案。

第三天晚上，陈秉义如期归来对刘仙峰说:“我把‘山东七侠’五兄弟都叫来了，他们在等着我的回话哩！”

这时王应慈科长按原计划走进屋来，刘仙峰立即迎上去说:“王科长，你好！”他指着陈秉义对王应慈说:“这位就是陈老板。”接着他又指着王应慈对陈秉义介绍说:“陈老板，这位是我们公安局的王科长。”

王应慈在和陈秉义握手后说:“我听刘局长说了，陈老板跑了一趟康庄，把‘七侠五兄弟’请来了，并分文不取。陈老板真可谓是仗义轻财，说到做到，口无虚言，真是一条好汉子啊！”

“哪里哪里，王科长过奖了！”陈秉义向王应慈摆摆手:“陈某为报刘局长救命之大恩大德，做了这点小事，是陈某应该做的。”

刘仙峰说:“陈老板，‘七侠五兄弟’既来了，假如他们真的有归心回转之意，就和公安局签订一份改邪归正的协议书，包括他们在押的两个人，只要他们保证以后不在张家口犯案，我保证放他们走。！”

王应慈接着说道:“假如他们真的签协议改邪归正，那也不辜负陈老板一片诚心。不过我有一个情况不得不和陈老板通通气，让您心中有数。今天下午我们的人在莉茗茶馆里听到人家议论说‘山东七侠’五兄弟来了。但是，他们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看样子这次是来闹事的。他们已经放出风声说:‘我们这次来张家口，是仗义而来，不是听那个人请我们说来的。如果有人想拿我们向公安局送礼的话，我们就让他吃不了兜着走！’这仅是马路上听来的消息，不知道是真是假。”

陈秉义一听之下，不禁大为恼怒:“居然有这等事！王科长，真也罢，假也罢！总之我陈秉义坦坦荡荡，心中无愧。明天一早我把刘局长签协议的意见告诉他们，看他们怎么说。咱们明天晚上见！”

次日晚上，陈秉义来到二分局，满腹牢骚地说:“无论我陈秉义怎么说，他们几个就是不同意和你们签订改邪归正协议书。只是一个劲地逼着叫我跟你们非放人不可，你们说该怎么办？”

王应慈说:“我们知道陈老板真心想调解此事。陈老板仗义把他们叫来了，我们让他们签订协议，让他们改邪归正，这是诚心换救他们。这样既有利于他们，又利于我们和老百姓，三全其美，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他们一时还想不开，或者有什么误会？这也是人之常情。我想，是不是再麻烦陈老板多向‘七侠五兄弟’做些解释工作，尽最大的努力争取他们签订协议书。免得陈老板白费心血。怎么样，陈老板？”

陈秉义说:“既然王科长信得过我，我就再去说说看。”

王应慈说:“陈老板你既要有信心，又要有耐心。千万不要着急。这次给您三天时间，够了吧？”

陈秉义说:“那就走着看吧，你们听我的回信就是了。”

第三天一早，陈秉义就到二分局来，气急败坏地说:“任凭我怎么劝说，他们几个就是不同意签订改邪归正的协议书。说这是老二不同意我们签订协议的。又说老二从监狱里传话，要他们注意不要让人拿他们向公安局送礼。这不是明明在骂我吗？”

刘仙峰说:“陈老板不要着急，有谁能像陈老板这样仗义呢？我们绝对信任你陈老板。但是，陈老板，你在劝他们的时候是不是太着急了？你一定要耐心，千万不要闹僵了。”

陈秉义说:“昨天我到看守所遇见了过去一个相识的旧警员，他说，堂堂一个公安分局局长能这样对待一个喝醉酒的醉汉，还亲自三天两头跑来探望，真是有点失身份。陈老板，你好福气啊！过去就是我们这些为局里卖命的警员病了，局头别说是来看望你，不开除你就算你命大！看来新警察和旧警察是大大的不同。既然你们这样看重我，我就再去走一趟。”

陈走后王应慈对刘仙峰说:“许建国部长这一着棋可真灵，用这个办法打开缺口没有问题。让陈秉义再三去说和，故意拖延时间，会促使‘七侠五兄弟’对陈更加怀疑，使他们认为是陈秉义出卖他们。从而加剧他们之间的矛盾。这些长期为非作歹的恶魔，一有矛盾，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并把已发生的这些情况逐一向许建国汇报。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陈秉义依约来找刘仙峰，这次陈的情绪更加糟糕。他愤怒无比地说:“刘局长，我今天去找他们，还没开口说话就被他们臭骂一通，还说陈秉义你这是和共产党给他们演‘二人转’，我看你是不想要吃饭的家伙了！刘局长我说我陈秉义是那种人吗？我三番五次地劝说他们，是为他们好，他们怎么就不相信我呢！怎么把我的好心当成驴肝肺了呢？刘局长，这件事我办不了啦，请局长另请高明吧！”说完陈秉义站起来就要走。

“别走！别走！陈老板有话好说。”刘仙峰把陈秉义按在椅子上坐着:“既然挽救不了他们，陈老板你说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王应慈说:“陈老板，你仗义为我们做事，我们也要对你负责。现在，我认为‘七侠五兄弟’对你已经失去了信心。陈老板你还是小心为好。俗语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几天你要注意防备他们才是。他们可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

陈秉义听了既感激又愤怒地说:“王科长，感谢你的真诚相告。人敬我一尺，我还人一丈，别人对我不仁，我就对别人不义。既然‘七侠五兄弟’对我姓陈的不信任，也别怪姓陈的不讲义气了。明天中午杂剧团团长杨敬宇请他们吃饭，饭后他们会来莉茗茶馆喝茶。干脆你们乘他们喝茶的时候将他们拿下算了。但是他们这些强盗个个武艺高强，恐怕只凭你们的力量难以捉住他们。不过不要紧，我和莉茗茶馆里的二姑娘合计合计，让她在暗中助你们一臂之力，保你们万无一失。”

刘仙峰说:“好！陈老板，就按你说的方法办，咱们分头准备准备。”

陈走后，刘仙峰和王应慈再次将情况向许建国作了汇报，许建国和他们两人一起研究了周密的破案计划:一是派侦察员化装到莉茗茶馆喝茶，一方面是验证陈是否说真话，另一方面是观察茶馆里的动静，掌握第一手资料；二是派人对‘七侠五兄弟’进行跟踪；三是选配15名武艺高强的民警组成5个小组，三人捉拿一人；四是在茶馆外围布置化装侦察，以防万一。据侦察员报告，陈秉义下午去茶馆找了二姑娘。二姑娘是杂剧团耍钢球的演艺员，她一手握5个钢球在20米远的地方连发5球，能将5个小酒杯打碎。她长期与陈秉义有染，是陈的姘妇，因此对陈秉义言听计从。

这天夜晚，张家口市大街上大小商店灯火辉煌，莉茗茶馆热闹非凡。5个小组15名化装了的民警分别坐在合适的座位上喝茶。表面上他们有说有笑，可是他们却时刻注视着茶馆里的动静，等待着刘仙峰摔杯为号，捉拿罪犯。大约8时多，吃饱喝足的‘七侠五兄弟‘大模大样地走进茶馆。当他们看见茶馆里座无虚席时，老七察觉情况异常，便说:“今天茶客多，咱们改日再来。”说着转身要走。这时和杂技团团长一起出面作陪的二姑娘挡住他说:“哎哎哎！各位老板，哪有不喝茶就走的道理？走走走，进去我陪各位喝几杯，咱们玩几圈再走。”

这时坐在茶座上的刘仙峰注视着他们。待他们一坐定，说时迟，那时快，刘仙峰狠狠地将茶杯摔在地上。15名民警一拥而上，按预先计划三个抓一人，将这横行霸道、不可一世的‘七侠五兄弟’全部抓住。这伙自以为不可一世的‘山东七侠’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束手就擒了。

许建国得知“七侠五兄弟”全部落网的消息，高兴得呵呵直笑，连称:“做得好，做得好。”

这个案子的侦破在张家口市引起很大的震动。长期以来受‘七侠’欺负的市民扬眉吐气。他们称赞公安局为人民除了江湖中的一霸，说共产党不但能打败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还善于安邦治国，为民除害。

许建国在张家口市（三）

1946年，是解放战争的第一年，总的形势是敌强我弱，国民党反动派经过半年多的准备之后，于这年夏季撕毁了“双十协定”，和停战协议，气势汹汹地挑起了全面内战，在华北，蒋介石对我晋察冀军区所在地——张家口长涎已久，将此作为战略目标，调动重兵从东，西两面对张家口市形成包围态势，东面战区由国民党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指挥的五个军及一个整编师，西面则由国民党十二战区司令傅作义指挥的两个军，两个整编师及四个骑兵旅，总兵力共有30多万人，而当时，我晋察冀军区所有正规部队尚不足六万人。加上地方部队也只有十多万人，在敌我兵力悬殊，我们又处于敌人两面夹击的情况下，聂荣臻司令员遵照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为保存有生力量，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决定撤出张家口，有计划地向解放区疏散物资，转移家属。

八九月份，国民党已经从东西两面开始集结重兵拟向张家口进犯。内战一触即发，而国民党军统、中统积极地从北平派出训练有素地特务分头潜入张家口市，窃取我军政情报，配合正面军事行动。

九月中旬的一天黎明，天边刚现鱼肚白，一队荷枪实弹的人马已经悄然地将张家口火车站附近的东海旅店包围起来。这些人正是许建国亲自挑选的社会部和公安局的精干力量。并由许建国亲自带队。

“行动。”随着许建国一声令下，早有准备的同志们如下山猛虎一般冲进了旅店的几间房间，将房间里的人一一逮捕。并当场搜出了枪支和电台。

“你叫高云航，是国民党军统特务，这些人都是你的手下，对吧。”许建国对着一名特务冷笑道。

“我是高云航，来张家口市之前我已做好了不成功就成仁的准备，今天落到你们共匪的手上，要杀就杀，没什么说的。”叫高云航的特务虽然被抓，但态度十分强硬。

“带回办公室，立即审问。”许建国不再理睬高云航，径直走向军车。

回到社会部后，一众特务被分开审讯，高云航则被单独带到了许建国的办公室。出乎意外的是，许建国竟然亲自解开了高云航的手铐，然后高云航向许建国敬了一个军礼。“首长好！”

“哈哈”，许建国发出爽朗的大笑:“高伯万同志，你受委屈了。”高云航也大笑起来:“没事，首长，为了革命的成功，我个人受点委屈不算什么！”

原来，近日，为了摸清我军的情况，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向张家口秘密派遣了潜伏组，但是，高云航实际是由许建国派遣，秘密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工作人员高伯万同志，

高伯万经多方努力，逐渐得到了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马汉三等的信任，并获取了许多重要的情报，同时，为了进一步获取敌特内部的核心情报，高伯万利用同乡同学关系开展工作，将时任北平行辕督察处特工队长的马文英发展成为我方情报人员，不久之前，为配合蒋军部队进攻张家口，军统特务头子郑介民来到北平，目的是挑选精干人员派往张家口设电台侦察，马汉三带马文英见郑介民时，马文英认为此事关系重大，便对郑称手下有个叫高云航的十分干练且在张家口市有可靠关系，保证能够完成任务，郑介民听后，当即书写了“兹委高云航为中校特派组组长。”签名盖章后，交给了马文英，高伯万得知情况后，立即向许建国作了汇报，在到达张家口市后，他又将下榻的旅店，特务组所在的房间号码密告许建国，因此，他率领的特务组一到张家口，就理所当然地马上被我方给抓住了。

一番单独“审讯”后，许建国从高伯万的口中，又得到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知道了军统除派出了高云航这一组之外，另外还派了两个特务组到张家口市来。一组的组长叫做李泽青，是军统局的一名上校，一名老牌特务、带领携有美式电台并有少校特务报务人员兼作翻译的小组，化装成富商进驻张家口市开始活动。另一组不详。但据闻已经先期到达了张家口市潜伏起来了，据此，许建国立即命令市局迅速查明这两个特务组的下落，对其严密监视，市局召开紧急会议，限一周内查出上报。

会后第三天，七分局王殿举局长报告称已经从上堡一煤铺发现刚从北平来一商贩，化名胡胜春，外出带一个眼罩，每日频繁外出，形迹可疑。市局立即派出便衣侦察，盯梢，蹲坑守侯。经过一周的严密观察，初步判断此人很可能就是李泽青，于是立即向许建国作了详细汇报。

许建国听了汇报之后，当即同意市局分析，命令先秘密逮捕，突击审讯，务求一网打尽，防止漏网。

接到许建国的指示后，侦察队队长郭配珍亲自执行密捕任务。很顺利地将李泽青逮捕了。当郭佩珍将李泽青带到七分局后，许建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立即亲自主持秘密审讯。许建国首先向李泽青简明交代了政策，晓以利害，何去何从，让其自定。然后许建国静坐位上，目光如炬，细细观察李泽青的表现。

李泽青倒并无紧张之态，而是连声大叫:“冤枉，冤枉，解放军同志，我只是一个生意人，不是特务啊。”还质问许建国:“你们凭什么抓我？啊，我是正当生意人，你们凭什么抓我？”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许建国见李泽青顽固不化，冷笑一声:“你说你不是特务，是生意人，说我们抓错了。好，那你说说看，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胡胜春。”李泽青依然坚持他的假名道。

“呵呵，胡胜春。”许建国大笑起来:“好一个胡胜春。”忽然之间他脸色大变，一拍桌子单刀直入，开门见山地直呼:“军统局李泽青上校，不要再演戏了，摘下眼罩，收起伪装！”

刚刚还强硬得象石头的李泽青一见许建国居然叫出了自己的名字和职务，刹那间满头大汗，脸色变得惨白，没有半分血色，瘫倒在椅子上，心中直叫:“完了，完了。”。

许建国进一步怒喝道:“李泽青，不要再心存侥幸，也不能乱讲，必须老老实实，彻底坦白，争取宽大！”接着发出一连串地追问:“电台放在何处？报务员在哪里？其他组员在什么地方？”说完，目光象利剑一样地死死地盯住李泽青，似可看穿他的内心世界。但同时却又从桌子那头扔出一支烟和一包火柴过来。

面对许建国的软硬兼施，又打又拉，李完全乱了阵脚，他哆哆嗦嗦地点上烟之后，稍加思索，他便终于一一做出具体交待，不敢再有隐瞒。这一简短而圆满的突击审讯，取得了预期效果。

于是许建国根据李泽青的口供，派人首先去煤铺取出电台及报务员，派郝志刚等同志分头去捕获同案成员及负责秘密交通的一个逃亡地主等。那些特务天黑前已经全部落网，无一漏掉，我方全胜而归。

为了扩大战果，当晚许建国又对落网人员分头审讯，交待政策，促使其坦白认罪，争取立功，得到宽大处理。这时李泽青又主动交待，说在他来之前张家口已经有潜伏组，组长于灌卿密住在一个粮店，详情不明，许建国立即派人到二分局辖区内一粮店将早已潜伏的于冠卿捕获，然后当即审问。又从于冠卿的口中得到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知道于冠卿特务组没有携带电台，其潜伏的目的主要是在国民党军队进城时，在城里杀人放火搞破坏，以制造混乱，至此，国民党向张家口派出的三大情报组全军覆没。

将特务们全部关押之后，许建国马上召开了公安局特别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在会议上，大部分同志主张将特务们全部枪毙，自己的同志则归队，但是唯有治安科科长张世晶（离休前曾北京市公安局局长）一言不发，许建国素知张世晶心思慎密，极有头脑，便开口问道:“世晶同志有什么新的想法吗？”张世晶`遂点头道:“许部长，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即对这些特务暂时不杀，让他们立功赎罪。掩护我军撤退张家口的计划。”许建国笑道:“哦，这确实是个大胆的想法，你先说说看，让大家看看是否可行。”张世晶道:“我想，是不是呢在我们控制下，让我们抓获的李泽青潜伏组的电台仍然与北平保持联络，让负责报务工作的人仍兼任报务员工作。白天在对李泽青这一组担任报务工作的立某的审查中，我们已经知道，此人系北平大学生，因家庭生活困难而被招考录用，在审讯他的时候，他本人思想尚有回头表示，一再主动表示愿意将功折罪，我认为他有争取利用的可能。至于高云航，因为是自己的同志，由他亲自发报迷惑敌人，这个没有多大问题。”

此言一出，大家全都议论起来，一部分支持张世晶的建议，但另一部分人则明确反对，认为此举太过于冒险，一旦弄巧成拙，让国民党了解我军的撤退计划，会提前对张家口市展开进攻，而现在张家口市还有大批物资和人员都还没有来得及撤走。这对我军的战略部署是极为不利的。甚至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见两派意见争执不下，倾向于赞同张世晶意见的许建国慎重地表态，表示如果李泽青和立某真有悔改表现的话的，可以抓紧教育，尝试着化敌为友，为我所用，因为事关重大，许建国决定亲自找立某谈话，以其自身的社会经验观其表现。经过一番谈话，许建国认为李泽青，立某都有争取的可能性，于是下定决定，让李泽青，立某为我服务，诱敌上当受骗。

军情紧急之下，李泽青将电台立即在许建国的办公室内架好，随时准备通话。这时敌人已经重兵压境，每日敌机飞来侦察情况，而张家口只有一个团，其余大部兵力西调，防止傅作义部偷袭。为此，许建国同志急与聂荣臻同志磋商缓兵之计，拟用敌台向北平传送假情报，用来迷惑敌人。

商定完后，许建国亲自拟好电文，于当晚12时让李某向北平发报。为防止敌特有诈，许建国派我方报务人员苏静同志与李某同台操作，监视其发报。当时电文伪报:“张家口市在东山召开了万人大会，聂荣臻讲话，号召全市人民紧急动员起来，坚决保卫张家口，誓歼来犯之敌，并悉急调肖克部星夜从大同赶赴宣化，以加强防卫。同时，聂还表示要坚决镇压反动武装土匪，及时上报。”而高伯万同志则也在不久之后，向北平发了一封内容相似的电报

两封电报发出后，东进至南口一线的敌部等很快停止行动而待命。我方乃加强东线防力，同时加速向后方撤退物资，准备放弃。这种以假乱真的状况使东西两面敌军不敢轻易冒进。为此一来一往，持续了半月之久，敌人一直都没有发觉。我军于1946年10月10日深夜12点完成了撤退计划后，市面十分平静。直到11日上午，傅作义部已进到张家口北面，仍不敢长驱直入，傅作义先派侦察部队入市察看，方知已是一座空城。于是，11日下午傅作义首先进入，并立即谎报10月10日占领张家口。这是许建国善于化敌为友、为我所用的实例，是隐蔽战线上一次成功的反间计，演出了一场名副其实的空城计。

许建国侦破大案之四:侦破国特企图轰炸中央驻地大案

1947年12月，在解放军攻下石家庄以后，党中央机关一度搬迁到石家庄西北方的南新村。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把这里当作临时驻地，在这里工作和休息。

这个情况，做为绝密军事秘密，除了党中央机关人员之外，只有晋察冀军区的几名高级干部知道。然而，党中央机关才搬来不到几天，这个绝密军事秘密居然泄漏了。

“汪汪汪。汪汪汪。”这夜半夜时分，村子里的狗忽然叫了起来。许建国警觉地从床上起身，侧耳去听窗外的动静。

这了贯彻土地会议后发布的《土地法大纲》，许建国正在石家庄附近的县城奔走，此时的他，正在井陉县威州村驻队。

“汪汪汪”，狗叫得更急了。于此同时，许建国听到有吉普车驶进村子里的声音。

“谁？”警卫员大喝道，并哗地拉响了枪栓。

“石家庄公安局侦察员肖真！有紧急情况找许部长。”来人大叫道，声音里透露着万分焦急。

许建国听出确实是肖真的声音。内心顿时一紧，猜想这个时候肖真来找他，一定是有万分紧急的情况。

乘警卫员检查肖真证件的时候，许建国连忙穿上衣服，急匆匆地冲了出去。

肖真一看许建国出来，马上敬礼:“许部长。有紧急情况报告。”说话之间，许建国听出他的声音都在颤抖。

“那进来说。”许建国一拉将他拉进屋。

虽然许建国知道事情一定相当严重，但却还是保持着耐心和警觉。严格遵守情报纪律，不让警卫员听到。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的电台截获了石家庄的国民党特务发往北平的紧急情报，说是国民党特务已经知道南新村是党中央机关和毛主席的临时住地，明日会派出飞机前来轰炸南新村！您看。”肖真急急忙忙说道。

许建国的脑子轰地一声炸开了，急忙将电报拿到手中，果然，肖真说的一点都没错。

“通知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转移了吗？”他急切地问。

“已经通知了，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已经全部连夜转移。这个您放心。而且，公安局的同志已经连夜出动，搜捕特务去了。”

“好，那我连夜回去，警卫员，收拾东西，准备走。”许建国赶紧叫唤警卫员道。

肖真道:“许部长不用了吧，既然毛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已经转移，那你还是休息，明天一早才走也不迟。”

“不行，案情太大了。不把这个石家庄的物务抓到手。我哪里睡得着，这家伙可是我们心头的一根针啊，一定要把他抓住，而且要越快好。”

就这样，许建国连夜赶回了石家庄。

刚刚赶到公安局时，好消息传来，确定敌方电台的位置后，我公安人员对此位置半径方圆百米内展开地毯式搜索，挨家挨户检查户口，敌人特务发现无法躲藏，便持枪冲了出来，妄图武力冲出包围圈，结果被我军打伤,敌特十分顽固，自知罪大恶极，便饮弹自尽。

从敌特所租住的屋中，搜出了电台，大量的传单之类。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从公安局到市政府，上上下下都松了一口气。

既然毛主席和中央机关领导已平安转移，而传送消息的特务又已经身亡，那么这件案子应该是没有什么尾巴了。

但是许建国依然眉头紧锁，在办公室里不停地蹁着步子。半晌，他忽然问肖真:“中央临时机关搬到南新城的事，是绝密军事机密。这个石家庄的特务是怎么知道这个机密的呢？”

肖真眨眨眼道:“那还说用，肯定是他侦察来的？”

“侦察来的，他怎么侦察的？你凭什么说他是侦察来的？你何以肯定？”

许建国的一番话把肖真给问住了。他有些不好意思地搔了搔脑袋。

计建国又问:“你们检查特务留下的东西之后，有些什么特别的发现？“

肖真摇摇头:“我们认真检查过，但没有发现什么。”

许建国走了两步:“那这样吧，你们忙碌了一夜，都累了，先休息吧。把缴获的特务的东西都搬到我办公室，我要好好地看一看。”他吩咐道。

“好的。”肖真出去，和几位公安人员把东西都搬来了。

等他们出去后，许建国一个人开始仔细地察看这些东西，先是电台，后是文件，还有电报稿之类。看着看着，他的目光忽然亮了。

只见一张来自北平的电报单上写着:内悉，共匪总部临时搬至石家庄郊县一带，速查清准确地点，上报。

他猛地一拳头砸在桌子上，好，终于找到线索了。

第二天，他把肖真他们叫到办公室，把那封电报给他们看:“看清楚没有，这封北平给该特务的指示上有内悉两字，这个‘内悉’说明了什么，说明我们的内部藏有内鬼，藏有国民党的特务！这么重大的线索，你们怎么会轻易地漏掉，如果因为你们的疏忽，致使这个内鬼继续隐藏在我们革命的内部，会给我们造成多大的损失，无法估量啊，同志们。“

看着许建国熬得通红的眼睛和责备的目光，肖真他们惭愧地低下了头。

许建国踱了几步道:“中央机关搬至南新村。是极其绝密的事，这个情报泄露，要么是潜伏于中央机关的特务所为，要么是潜入到我晋察冀边区机关的特务所为，不过呢，如果是潜伏于中央机关的特务所为，那么电报上会写清我中央机关搬迁的具体地址，而不会只是写搬至石家庄郊县一带。这说明我中央机关的人可以排除。应该是潜入到我晋察冀边区机关的特务所为！而且这个特务，同我晋察冀边区的高级领导有接触的机会。否则，无法解释他怎么能得知如此秘密的情报。”

肖真道:“许部长分析得很对，那么请许部长指示，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呢？是不是马上对我边区和军区高级领导身边的人一一进行排查呢？”

许建国摇头道:“不，那样会打草惊蛇。特务如果最近装得规规矩矩，我们就没办法找出是哪一个了。”

肖真道:“那怎么办呢？”

许建国胸有成足道:“引蛇出洞”。然后悄悄地说出了一番话出来。

过了一些时侯，晋察冀边区的几个高级领导人均在无意之中，露出口风，说中央机关重新搬至石家庄附近某县。其实这是许建国请示了中央领导后专门放出的烟幕弹。在假消息放出之后，他，以及石家庄公安局的同志，不分昼夜，布下了天罗地网。

果然，夜深人静之后，在某区的天主教堂内，传出了电台的发报声，发报的内容正是关于我党中央机关重新搬迁的内容。而这，当然没有能逃过我公安人员的监听。

“不许动，举起手来。”随着我公安人员的破门而入，声声怒喝之下，正在发报的敌特，一名叫鲍迪的天主教神父顿时傻了眼，乖乖地举起手来。

经过连夜审讯，这名天主教神父不得不交待出白天来教堂和他接头的同伙，胡月清，胡月清被连夜逮捕后，又供出了边区后勤部一名叫做任国顺的采购员！

原来，任国顺本是贫苦人家出身，但在石家庄当采购员期间，有意被以当菜行老板为掩护的胡月清所拉拢，许以金钱美色，轻而易举地将任国顺拉下了水，胡月清实际上是国民党军统特务，任国顺被拉下水之后，被迫向胡月清提供情报，在我中央机关迁至南新村之后，其日常的生活用品也由边区后勤部提供，由于每日要单独购买数量不少的新鲜肉鱼类，任国顺认定这其中有文章，遂有意打听此事，果然听到了“中央机关搬到了石家庄附近，膳食由我们提供”的消息。为了立功，他立刻利用在外采购食品的机会，将此重大情报向胡月清报告。胡月清又赶到天主教堂，叫鲍迪向北平发报。

这一次，任国顺又打听到新的重大消息后，又故计重施，却没想到却中了许建国设下的计，这名隐藏颇深的特务，终于露出了原形，安插在晋察冀边区机关内的定时炸弹终于被拆除了。

李时雨:我党王牌“卧底”之一

这是一位于1934年打入敌人内部,在群妖乱舞的魔窟里舍生忘死、机智勇敢地战斗了15年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于1949年4月辗转到达北平,穿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后写的一首诗。这位中共杰出的秘密工作者名叫李时雨。

李时雨,1908年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万发镇红远村雌凤岗屯,原名李亭芳,因少年时代看了《水浒传》后,对以“及时雨”宋江为首的杀富济贫仗义疏财的梁山好汉十分敬佩,故改名为“时雨”。1931年12月,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4年,李时雨从北大法学院毕业后,党组织决定派他打入东北军。经在齐齐哈尔省立一中读书时的同窗好友、当时任张学良公馆警卫室主任的张学孟的举荐,李时雨成功打入东北军后又潜入西安“剿总”第四处,任中尉办事员。从这时起,李时雨就开始了为党秘密工作的漫长生涯,一直官至国民党少将。

西安事变后不久,随着情势的逐渐严峻,李时雨感到无法再做东北军的工作了,就决定去北平找当时负责“东北救亡总会”、掩护职业是宋哲元的冀察政委会参事的于毅夫。不料,当李时雨和夫人孙静云到达天津的第三天,就发生了“七·七”事变,紧接着日军攻占了天津。就在李时雨滞留天津无法去北平的时候,经老同学于炳然介绍,他与天津中共秘密组织负责人何松亭见面,从而顺利地找到党组织,在天津继续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归属中共北方分局社会部领导。

1937年8月1日,天津市成立了一个由日本扶植的治安维持会,担任该会总务科长的吴光弼曾在西安“剿总”办公室金家巷10号资料室工作过,和李时雨是老相识。何松亭经请示党组织同意,指示李时雨托吴光弼找工作。经过吴光弼的推荐,李时雨当上了天津高等法院检察官。由此他利用职务的便利经常往返京津之间,负责传送我党的信件。

1939年8月,汪精卫进行投敌卖国活动,策划建立伪政权。当汪精卫派到天津的朱晶华通过熟人找到李时雨,要李时雨冒充国民党的北方代表,去出席他们的所谓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李时雨马上将这一情况向直接领导何松亭作了汇报。几天后,党组织决定派李时雨参会,趁机搜集重要情报。8月下旬,李时雨随以焦莹为首的国民党“六大”北方代表团出席了汪精卫卖国集团在上海秘密召开的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回到天津后,李时雨把参加会议所了解的情况以及沿途所搜集的情报资料向党组织作了详细汇报。

1940年3月30日,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李时雨的工作面临较大的转折。在伪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立法委员名单,共50人,李时雨名列其中。同时,李时雨还被任命为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法制专门委员会委员。党组织得知上述情况后,华北社会局的许建国很快就作出决定,批准李时雨打入汪伪政府。李时雨坚决地服从了党组织的决定。

4月中旬,李时雨抵达南京后,同汪精卫政府立法院长陈公博多次打过交道。在取得陈公博的“信任”和“重用”后,为我党获取了许多敌伪方面的重要战略情报。同年11月,经党组织同意,李时雨全家迁往南京。从此,他的夫人孙静云便担当起情报交通的工作。她经常往返于天津、南京,将李时雨搜集到的情报资料送给何松亭。在陈公博兼任上海市长的1941年至1944年期间,李时雨兼任多个要职。他利用各种身份,巧妙地与形形色色的敌人周旋,不断地为我党搜集各种情报。

1945年8月26日,李时雨以前认识的律师、真实身份为军统特务的余祥琴由浙江来到上海,劝李时雨不要离开上海,并说“你如能将警察局的人员拉一些给我工作”,他可以帮李时雨加入军统,就这样,在余祥琴的“周旋”下,李时雨“打进”了军统。

1946年3月,当他的直接领导张执一获悉军统特务在秘密侦察并随时要逮捕李时雨的情报后,决定让李时雨找机会撤出上海,到东北去找陶铸接关系。同年9月17日,已经买了18日去北平飞机票的李时雨,被军统上海区副区长刘方雄下令逮捕。1946年12月,李时雨被军统控制的上海法院判处7年零6个月的有期徒刑。

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国民党迫于财经困窘,不得不释放一批监犯。李时雨就是在1949年2月国民党宣布释放1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监犯后被释放的。

1949年4月初,按照党组织的指示,李时雨和孙静云由上海乘飞机到达香港后,与我党驻港办事处的万景光接上了关系。几天后,李时雨带着万景光交给的一部用线装书伪装的情报资料,乘坐开往天津的轮船离开香港,取道天津来到北平,将情报面交童小鹏,同时也穿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公开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随后,李时雨被分配到中央社会部研究室工作,夫人孙静云被分配到北京市公安局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李时雨先后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及统战部门工作过。1982年离休前,担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顾问、党组成员兼中国佛学院副院长。

1999年12月28日,91岁的李时雨病逝于北京。

请知悉本网：https://www.bqg70.com。笔趣阁手机版：https://m.bqg70.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