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遇虽然是出身大明的地主阶级，然而他却想组建一个资产阶级政府。因为在大航海时代，耕读出身的士人阶级，思想禁锢，他们反对扩张。

说到底，这是因为利益使然。就算是新占领的土地，以士人为首的官僚地主阶级，依旧盯着自己的三分地，不愿意扩张，不愿意承担任何风险。大明在成祖时期，国力已经达到了颠峰，然而却放弃了大量关外的土地。

包括现在的大宁，关西八卫，瀚难河卫、奴尔干都司以及大量土地，因为这些土地都不适合耕种，无法产出效益，相反反而会成为朝廷的负担。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春种秋收，农耕为主田园小农经济就是一潭死水，只会让这个老迈的国度，慢慢进入死亡。

刘明遇即使将来建立了以刘家皇朝，那不过是朱氏大明的一个轮回，无论是刘明遇分给农民百姓多少土地，这些土地将来都会难以承受人口的增长，最终不堪重负。

在刘明遇的这一次政务会议，主要就目前辽南的发展建设提出了可执行性的方案，特别是就交通建设，辽南旅顺至抚宁军的海上交通问题，从旅顺到滨州的交通运输问题。

刘明遇甚至提出交通正常化的提议，既从旅顺到抚宁、旅顺到滨州、旅顺到登州航运线路正常化的问题。

然而就在这个会议的时候，刘明遇接到了来自台南的情报，荷兰东印度公司，与西班牙人接触，准备联合西班牙人向刘明遇施压。

就在荷兰人的代表还没有抵达辽南的时候，郑芝龙的信使又来了。

三方居然联合向刘明遇施加压力，一方面又喊打喊杀。希望可以逼刘明遇就范。

其实，刘明遇早就看透了这一切。

如果他们真想动手开打，放个屁臭到他们，都可以成为开战的理由和借口，现在没动手，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没有绝对把握，二是三方利益没有谈妥当。

没错，刘明遇猜测得非常对。

别看荷兰人与郑芝龙是属于同一阵线，可是双方也有着明显的利益冲突，那就是大员的归属问题和海洋贸易利益分割问题。

准确的说，荷兰人进驻大员的时间明显比郑芝龙要晚，但是，荷兰人却采取杀鸡取卵的方式，对大员进行疯狂掠夺。

抢劫的时候，没少袭击郑氏的垦荒团。

这引得郑芝龙非常不满，然而问题是，荷兰人丢掉了台南，死活不愿意在这件事情上松口，而西班牙人也想独霸大员。

这么以来，乐子就大了，三方看似团结在一起，大量舰船云涌在大员海峡，可谁打谁，还真不好说。

刘家军采取的是公司制度，也就是集体农庄制度。刘明遇虽然知道大锅饭没有前途，但是，在初期阶段，这是必须经过的过程。

现在的大员原住民也好，汉人移民也罢，他们都非常穷，根本就没有办法获得垦荒的实力和能力，大员的疟疾、气候、还有自然灾害，就会让一个殷实之家，瞬间陷入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采取集体农庄的方式，反而是一个解决问题的途径，当然，与历史上出现的那种大锅饭却有一些明显的不同。

刘记农庄作为公司经营，农庄内所有人都成为刘记大员开发的公司雇员，可以接受公司这种模式，那么“雇员”就可以继续留在公司，无法接受目前的改变，那就要离开农庄。

虑到人道主义，为了感谢那些要离开的人对农庄的付出，农庄会给与一定程度上的经济补偿，刘明遇的原则是，离开送两块刘记银币，也就是两块大洋。

不算多，也不算少，不过在占据大员之后，这个刘记农庄就接连成立，农庄以镇的形式出现，保证最少一千人。

至于种地方便不方便，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主要是安全。

台南城，原本的废墟已经被清理干净，炸毁的城池也被修缮，原本的总督府已经挂上了刘家军驻大员联合指挥部。

经过四个多月的扩张，刘家军在大员成立了六十二个镇，当然，整个大员其实不止六万余人，只是郑氏骨干铁杆成员不合作，刘家军对于他们，就是两块大洋，一包干粮，礼送出境。

留下来的，肯定也有钉子，这就需要刘记企业文化对他们进行同化。

崇祯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北国已经万里冰封，冰雪覆盖，在大员这里却依旧如同秋天一样，谈不上冷，也不算太热。

此时联合指挥部里，有将近两百号人，不仅仅有各镇的镇长，还有一部分各族首领。

冯延栋看着众人到齐，咳嗽一声道：“本将军奉冠军侯之命，出兵大员，驱逐西夷，现在大员设立台南府，对于台南地区，进入统一管理，不分蛮汉，一体纳粮，一起服兵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