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不好说了，”李谕顿了顿，“天意难违。”

徐树铮立刻说：“院士先生，您难道真要看着局势江河日下？”

李谕并不想管他们会不会倒台，只是随口说了一句：“你们不是还有一张王牌？”

“什么王牌？”徐树铮问。

“外蒙呀，”李谕说，“你们编练了四万参战军，现在各方要求你们裁撤，既然不想裁撤，就先找个地方发泄发泄。现在的外蒙，别说四万军队，就算只有四千，他们也挡不住。”

徐树铮思忖片刻，说：“外蒙……要等一个机会。”

李谕好整以暇地说：“很快就会来了。”

徐树铮问道：“院士先生为什么如此肯定？”

李谕笑道：“连美联社那边都有了消息，他们如今非常关注苏俄，风吹草动的消息都会探寻到。”

“此话当真？”徐树铮再次确定了一下。

“我从不吹牛，你不相信就联系一下美国公使馆求证。”李谕说。

徐树铮当即起身：“我现在就回总理那！”

李谕拱手道：“祝徐将军马到成功。”

徐树铮收复外蒙，是民国一件很值得称道的胜利。

过程其实蛮顺的，几个月后，外蒙一些高层主动向北洋政府示好，说他们受够了俄国欺负，非常羡慕内蒙得到的各种优待；要是北洋政府可以承揽下他们的债务，并且给王公和喇嘛们支付俸禄，他们就愿意放弃独立。

北洋政府当然答应，一年不过一百万银圆而已。

只是后来外蒙议会又否决了议案，北洋政府立马命令徐树铮挥师北上。

这一批参战军训练得兵强马壮，一路上的蒙古哨卡基本不敢抵抗。唯一阻拦的是蒙古原俄国顾问领导的白俄军队，不过他们也无法阻挡徐树铮军队的前进。此时俄国毕竟内乱重重，来不及对此作出反应，只能坐视中国的军队占领外蒙各要点。

外蒙的回归，让民国版图达到了辛亥革命以来的最大值。至于之后再次脱离，就是另一码事了。

——

送走徐树铮后，李谕便来到北大，正巧鲁迅过来找《新青年》投稿，两人便随便聊了几句。

鲁迅说：“五四刚发起时，我在家中读书，没想到事情发展到这种田地，好在学生竟真的救了国。”

李谕说：“学生们也是书生，虽然不少学生有些自负，天天吵着‘要带领群众救中国’，但自古以来不就有书生救国的情节吗，可以理解。”

鲁迅感慨道：“书生救国？想想被罢免的曹、陆、章几人，也算当初一起留日的同志，这些昔日的风云人物，如今都怎么了？为何改革者到了后来往往再度成为改革的对象？今日的卖国贼，不就是昨日东京的热血青年吗？”

李谕说：“因为革命还没有结束呗，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是啊，还没结束，”鲁迅叹道，“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李谕表示赞同：“未来更加迫切的就是思想革命，要靠德先生与赛先生，没什么别的办法。”

胡适和蒋梦麟这时突然过来，对李谕急切地说：“糟了！蔡校长辞职走了！”

“走了？”李谕讶道，“为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蒋梦麟说，“校长只留下一句话。”

“什么？”李谕问。

蒋梦麟拿出报纸，指着上面蔡元培的一句话：“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汽可小休。”

李谕一头雾水：“什么意思？”

蒋梦麟和胡适摇头道：“我们也不明白。”

李谕问向鲁迅：“周先生，你知道怎么解释吗？”

鲁迅看了一眼，旋即也摇了摇头：“蔡校长是前清进士，学问比我好得多，这句我不知道出自哪里。”

“我就说你们还是不懂吧！”辜鸿铭拄着文明杖走过来，哼了一声说，“新文化，哼，新文化！老祖宗的东西都看不懂了，还在这讲新文化？”

胡适也顾不上和他顶嘴，用恳求的语气问道：“辜先生，辜教授，您知道蔡校长的意思？”

辜鸿铭得意地坐了下来，拿起报纸说：“你们听好了，这句‘杀君马者道旁儿’出自东汉泰山太守应劭所着之《风俗通义》，意思是一匹好马在周边人不停地喝彩激励之下，越跑越快无法控制，最终累死在路边；至于‘民亦劳止，汽可小休’，则取自《毛诗·大雅·民劳》。以之判断，蔡校长是想表达自己就是那匹马，虽然赢得无数掌声，不过已身心疲惫即将致命。”

“原来如此，”胡适恍然，“辜教授不愧博学古今。”

辜鸿铭满意地说：“你们要记住，旧文化也是文化。”

蒋梦麟说：“蔡校长难道是因为这一个多月的事情，感到了不堪重负？”

李谕说：“蔡校长一向支持学生运动，或许是感觉到了事态不可控。不管怎样，咱们赶紧联合教师们，发电报把他请回来。”

蔡元培确实感到了一些有心无力。

五四胜利之后，很多学生过分扩张了要求，要求拥有决定聘请或解聘教员的权力，一旦所求不顺，动辄搬出罢课闹事相要挟；教师要是在纪律或考试上要求严格一点，即马上遭罢课反对。

罢课似乎成了学生手中威胁校方与教师的法宝。动机变得越来越复杂，一系列极其过分的要求也随即提出，如要求学校发放春假津贴以补贴旅行费用，学生的活动经费也要学校补贴，免费发给讲义等等。

当“街头政治”成为流行，热情越来越多替代理性时，民主的方式、法治的框架，都已被抛到脑后。

没有蔡元培，还真不好管教，必须让他回来约束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