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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曼丽是哪个小说(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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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泥淖里被淹没了。虽然没有草棚里工人那样的生

存之苦,却也不代表女性的自由幸福和文明的现代。

徐曼丽是一位典型的高级妓女。她靠出卖性服

务给上流社会的男性们带来消遣娱乐,以此谋求物

质的“快乐幸福”。她周旋于众多男人中间并习以为

常,其卖笑生活看起来似乎是很逍遥自在的:吴公馆

的大客厅里她撒娇邀宠,左右逢源;弹子房里有她赤

裸裸的“死的跳舞”;黄埔江上也有她狂乐的身影

然而在徐曼丽身上,还有一点典雅浪漫,在黄埔

江夜游时,玩到荒唐处,尚有一番屈辱的滋味在心

头。徐曼丽还有传统名妓的那份气质,对待爱情与性

还有残存的自尊和自欺欺人的幻想。刘玉英是完全

被资本主义金钱腐化和男性社会所驯服的一个。她

坦然地把情爱和性分离,用身体做本钱,巧妙地周旋

在吴与赵两个大亨之间,谋求一个个发财的玄机。

“她是一个女人,她知道女人生财之道,和男子不同

男子利用身外的本钱,而女子则利用身上的本钱。”

这是茅盾对她所作的透彻分析和精确论断。冯眉卿

心甘情愿地做了廉价商品,无非就是因为她的主顾

是在商界与政界呼风唤雨的赵大款。从两性关系的

角度分析,刘玉英体现了女性对资本本身的不择手

段的追逐,冯眉卿体现了女性对男权和金钱势力的

渴望。从钱与权控制女性,支配女性欲望的本质上

看,资本主义制度和男权利益是一致的。

徐曼丽等人的浪漫、解放、现代等特征都是以资

本主义的不完全发展为前提的。30年代上海的畸形

发达已在社会学界成为定论,它是个危机四伏的半

殖民地半封建的城市,买办资本主义日益发达,民族

的现代化、工业化只能是吴荪甫的雄心壮志的梦想。

封建社会固有的传统和东西搀杂的殖民地文化不能

给女性提供一个自主的空间,倒是制造了靠色相谋

生的徐曼丽、刘玉英、冯眉卿一类的特殊人物。她们

引领时代潮流的表象的特征缺乏确实的经济条件和

文化环境作基础,和当时畸形的商业一样的浮躁虚

幻。周作人在评价上海时曾经直截了当地说“上海

气”的基调是中国固有的“恶化”,上海只有买办流氓

与妓女的文化,压根没有一点理性与风致,而在“上

海气”的人们看来,女人是娱乐的器具。〔2〕

徐曼丽、刘玉英、冯眉卿一类女性虽然摆脱了封

建传统妇德和女性贤淑标准的束缚,拥有空前的性

解放、性自由,但是,她们的“现代”以出卖肉体和灵

魂为代价,这与女性作为人的自由幸福是背道而驰的。人们在物质与金钱之外,理应有健康的精神追

求,在解放人性人欲的同时,必然应有道德的自律。

当女性具备了经济能力和思想的自主性从而不再充

当工具或商品时,一个社会才有真正的文明。

在吴公馆内外还活跃着的两位青年女性张素素

和林佩珊,也是柔情款款、流光溢彩的被神化了的形

象。她们悠哉游哉地打发日子,无忧无虑地东游西

逛,“五四”以来刚刚被肯定的自由爱情也不再神圣

庄严。张素素热情开朗,颇有个人的思想。那个林佩

珊简直是个一无所知的洋娃娃。这两个女性形象比

较单薄,就不赘述其详了。

如果我们从纯文学的角度来评判,就不得不指

出一个缺憾,茅盾在他的创作中倾注了过多的理性

显示了男性写作的宏大叙事的传统及其局限。茅盾

严密的理性构思使得很多形象缺乏人性的丰厚,其

文学审美价值大打折扣。按照茅盾原来的构

思〔3〕(P481),小说中还有舞场中的一位老汉,寻找被

杀的革命党的女儿,还有女工朱桂英的恋爱,赵伯

韬、徐曼丽、吴荪甫之间关系复杂,张素素也是个大

有文章可作的人物。而在最后的文本中,张素素的爱

情故事和革命故事呈线性发展,一个资产阶级小姐

缘何向往革命,怎样在感性的驱使下追求革命,其社

会时代背景缺乏必要的交代,人物的心理发展过程几乎为零,女性形象被无意中忽视,普通人的悲剧被

省略掉,可以说,经济斗争以外的日常生活和下层工

人形象是宏大主题中的拙劣的陪衬。

茅盾是带着妇女解放、男女两性平等的先在观

念来理解并塑造城市知识女性或是资产阶级女性形

象的。但是,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并没有突破男性叙事

的传统,他不熟悉农村和农村的广大女性,不了解下

层劳动妇女的生存体验和心理体验,也没有充分反

思新文化革命以来依然照旧的男权压迫和男权文化

统治的事实。《子夜》明确的创作目的决定了它的主

要内容,资产阶级女性们及其人生与情爱,比起主角

吴荪甫、赵伯韬及其代表的两种资本的斗争,并不是

完整的、丰满的。我们看到作家把女性描绘得个个貌

美,她们似乎是从遥远的天国中走来,带上了理想的

玫瑰色。这就使得她们虽然有客观的真实性,也有一

定的虚幻性。刘焕林在《封闭与开放——茅盾小说艺

术论》一书中,明确地指出茅盾塑造的时代女性们所

体现的北欧神话的影响。茅盾在《子夜》里的这种对

现实的取舍与艺术的变形并非是对女性的物化,形

象之中寄予了他对自己熟悉的一类女性的欣赏,或

是对女性美的一种理想。我们不能苛求所有的作家

都能以女性为重心来构建文本写出所有的真实,重

读《子夜》,只能是在不歪曲作家和文本真实的前提

下,作出个人化的再阐释。

5、茅盾的子夜的主要内容及简介!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尽管民生凋敝、战乱不止,在都市化的上海却是另一番景象。这里,有纸醉金迷的生活,有明争暗斗的算计,有趋炎附势的各色人物。

开丝厂的吴荪甫带乡下的父亲吴老太爷避战乱来到上海,扑朔迷离的都市景观使这个足不出户的老朽——吴老太爷深受刺激而猝死。吴府办丧事,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都来吊唁。他们聚集在客厅,打听战况、谈生意、搞社交。

善于投机的买办资本家赵伯韬找到吴荪甫和他的姐夫杜竹斋,拉拢他们联合资金结成公债大户“多头”,想要在股票交易中贱买贵卖,从中牟取暴利。杜竹斋心下犹疑,赵伯韬遂向他透露了用金钱操纵战局的计划。吴、杜决定跟着赵伯韬干一次。这次合作,小有波澜而最终告捷。

因为金融公债上混乱、投机的情形妨碍了工业的发展,实业界同仁孙吉人、王和甫推举吴荪甫联合各方面有实力的人,办一个银行,做自己的金融流通机关,并且希望将来能用大部分的资本来经营交通、矿山等几项企业。

这正合吴荪甫的心意。他的野心很大,又富于冒险精神。他喜欢和同他一样有远见的人共事,而对那些半死不活的资本家却毫无怜悯地施以手段。很快地,益中信托公司就成立起来了。

这时,吴荪甫的家乡双桥镇发生变故,农民起来反抗,使他在乡下的一些产业蒙受损失。工厂里的工潮此起彼伏,也使他坐立不安。为对付工人罢工,吴荪甫起用了一个有胆量、有心计的青年职员屠维岳。

他先是暗中收买领头的女工姚金凤,瓦解了工潮的组织;当事发之后,姚金凤被工人看作资本家的走狗,而工潮复起的时候,他使吴荪甫假令开除姚而提升那个把事情捅出去的女工。这样一来,姚的威信恢复,工人反而不肯接受对她的处置。接着,作为让步,吴收回成命,不开除姚,并安抚女工给予放假一天。吴荪甫依计而行,果然平息了罢工。

交易所的斗争也日渐激烈。原先吴荪甫与赵伯韬的联合转为对垒和厮拼的局面。益中信托公司,作为与赵相抗衡的力量,形成以赵伯韬为“多头”和益中公司为“空头”之间的角斗。赵伯韬盯上吴荪甫这块肥肉,想乘吴资金短缺之时吞掉他的产业。

几个回合较量下来,益中亏损八万元栽了跟头而停下来。此时吴荪甫的资金日益吃紧,他开始盘剥工人的劳动和克扣工钱。新一轮的罢工到来,受到牵制的屠维岳分化瓦解工人组织的伎俩被识破,吴荪甫陷入内外交迫的困境。

赵伯韬欲向吴荪甫的银行投资控股。吴决心拼一把,他甚至把自己的丝厂和公馆都抵押出去作公债,以背水一战。他终于知道在中国发展民族工业是何等困难。个人利害的顾虑,使他身不由己地卷入到了买空卖空的投机市场来。

公债的情势危急,赵伯韬操纵交易所的管理机构为难卖空方吴荪甫。几近绝望的吴荪甫把仅存的希望放在杜竹斋身上。千钧一发之际,杜竹斋倒戈转向赵伯韬一边。吴荪甫彻底破产了。

(5)徐曼丽是哪个小说扩展资料:

主人公吴荪甫是一位颇有野心和手腕的民族资本家,然而他建立民族工业王国的种种执着努力终无奈地在三十年代中国风雨飘摇的大环境下走向颓败。

伴随着故事中农民暴动和工人罢工大潮,作者无非是要最终证明中国要摆脱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中挣扎的困境,迫切需要一次强有力的彻底的革新,显然这股破旧布新的力量就是新生的共产主义。这也就奠定了此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背景。

叶圣陶曾评价茅盾为“具有社会科学家气质的小说家”,《子夜》的完成为这个说法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眼光对30年代中国社会各领域各阶层做了全方位的剖析,用扎实的笔力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社会全景图,足见作家的创作功力。

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固然为小说营造了磅礴的气势,但面面俱到的想法却因力有不逮而使作品对社会和人性的探索不够深入,虽然避免了概念化的对政治理论的图解,却也无法上升到超越阶级和时代的高度,这也是大部分中国现代作家尤其是左翼作家的通病。

小说中的一系列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带有过于明显的时代印记,人物的性格显得缺乏感染力和鲜明个性,甚至读罢掩卷回想里面的人物,那些阶级身份相同的人物形象,如范博文,吴芝生,杜新箨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互相之间竟会混淆起来,这一方面是我读得不认真的缘故,另方面也是由于人物个性的缺失罢。

叙事风格上按部就班的平铺直叙也限制了这部小说的艺术个性,我们在阅读一些优秀的小说作品时,经常也会看到一些叙事上的留白,情节上的交错和时间的静止和跳跃,用以增添小说艺术上的美感。

然而茅盾就像是一位授课态度极其认真的老教师,为读者细心的讲解每一个解题步骤,清晰而完整地刻画出了故事情节发展的脉络,却压缩了读者想象的空间。小说时间轴上的刻度都是细密而平均,却少见一些仿佛在时间静止状态下出现的美妙意境。也许这不算是什么缺陷,只是我个人的审美倾向罢了。

私以为《子夜》中最失水准的地方是对几个罢工场面及前后的描写,我们可以注意到这部分描述中感叹句明显增多了,偏离了一贯客观和冷静的描摹与讽刺。

“她们的全心神都沉浸在另一种雷,另一种风暴里!”

“被压迫者的雷声发动了!”

“闸北的大小丝厂总罢工下来了!“

茅盾在这些描述中表现出了一种难以掩抑的兴奋和激动,显然是投放了对无产阶级运动的深厚感情。但是作品中也对运动中的盲目左倾进行了揭露,算是缓和了一些感情上的失控。

然而茅盾到底是一位创作态度严肃的资深作家和左翼文学的领军人物,在这一时期与创造社的一些只识打标语喊口号的跳梁小丑还是有着本质区别,所以政治立场对他小说艺术的戕害也是有限度的。《子夜》中也有一些可圈可点的小人物的刻画和场景的描绘。

如吴荪甫的舅父老乡绅曾沧海,他先是对一本《三民主义》像神一样的跪拜,后来又对闯进家里的暴动农民说最恨国民党,真是构成了对人物性格的绝妙讽刺。

还有吴荪甫扶植的手下屠维岳,作者很着重对他的神态进行描写,并在对其言行举止的叙述中将一个冷静、精明、狡诈的人物形象生动地勾勒出来了。

作品中的几个“堕落”女性妖媚迷人的形象也都描画的较为丰满,如交际花徐曼丽,“双重商业间谍”刘玉英等。她们自然也是在这个艰难的时事下挣扎着寻求出路的小人物,但因其身份和手段的特殊给人留下颇为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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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讲述的是30年代上海,电影摄影师沈君初深爱着自己的女友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徐曼丽,但因为性格内向无法开口向女友求婚。曼丽在懊丧中播出了一个自己编写的广播剧。在广播剧中,摄影师君初因为错过了曼丽的结婚请求而懊悔不已,他买了戒指约曼丽见面的时候曼丽被车撞死。君初日后一直生活在对曼丽的思念中。之后出现了另一个女人三三,三三是君初的母亲为平复儿子对曼丽的痛苦怀念给君初娶的媳妇。但君初整日徘徊在阁楼上,并不理会三三对他的关心。而三三虽然深爱着君初,却也无法让他快乐起来。直到有一天,三三看到了徘徊无法离去的曼丽……

7、《茶馆》、《子夜》(急死了!!!高高额悬赏!!!)

赚点分,帮下同学。

我们学中文的学生们读了很多文学作品。但是,我觉得老舍的《茶馆》是很特别的,读者可以把《茶馆》作为历史材料,就能更深的了解从清朝到国民党时代人民生活上的问题。虽然这个时代不算长,只是一个人的一辈子。这段期间中国经过了好多的改变,这时候,中国是灾难深重的。

从《茶馆》里,读者不但了解到那时候的政治,而且也可以看到人民生活的方式。老舍先生的话剧包括了各种各样的中国人,从有权有势的庞太监到最可怜的康六。我想每一个读者一定会找到一个你同情的人物。

因为我在大学上了中国历史课,所以我觉得《茶馆》特别有意思。我们大学生念了好多政治家的书,但是我们很少有机会学中国历史,尤其是从老百姓的观点。为了彻底地了解中国历史,我们应该学文学作品,虽然我念了好多历史书,但是没有一本象《茶馆》那样,给我那么深的印象。我以前念了一些有关中国政府贪污的情形。但是到我看王掌柜被压迫,我才明白政府的贪污到那么厉害的程度。

美国人不容易承认共产主义有好处,现代的中国跟旧时代的中国无可比拟,在老舍先生的《旧时代的画卷》里,挨饿的人很普遍;卖女儿的人多,虽然我没有看见过很富有的现代中国人,但是我也没看到很贫穷的中国人。我觉得现在的中国是值得赞许的。

除了学中国立时以外,我也享受了学老舍的文学作品,他写得太好了,而且真有地道的北京味儿。我真羡慕他的写作技巧和才能。他能包括那么多人物在一个短话剧里。每一个人的性格分别的很清楚,他们说的话也明显地表示他的社会地位。

因为我是个女人,我特别对女性人物有兴趣。我最喜欢的人物是康顺子,所以我很高兴地演那个角色。从康顺子的性格,读者可以看出中国女人的能力,他受了一辈子的苦,但是他的精神还很坚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快乐。旧时代的女人在社会上没有地位,但是《茶馆》的故事也暗示这个情况会慢慢儿地改善。小花代表下一代人;虽然她是个女孩,她的父亲,爷爷,和康婆婆都鼓励她要好好念书,我看了这些女人的情况之后,我庆幸自己的好运气。有一次,一个人问我:“如果你可以见到任何一个人,你想选谁?”我回答说,“我的曾祖母。”因为我很想了解我家的历史,我不知道《茶馆》里哪一个女性人物象我的曾祖母。

《茶馆》里有些语言我特别喜欢。大傻杨的话是一个非常巧妙的开幕办法。我从来没听过数来宝。(我也觉得木坤演得非常好!)观众一看大傻杨的样子就马上知道当时人民的情况,在第一幕时,他说得很活泼,但是到第三幕,他的样子是“半死半活”的。我发觉了中国人跟美国人说话的法子很不一样,差别相当大!中国人是比较含蓄;他们常用客气话和婉转的话,这是中文最难学的地方!在《茶馆》我们学了地道的中国人的说法,最好笑的是在第二幕,两个拜把子兄弟想娶一个太太,但是不好意思告诉刘麻子他们的奇怪要求,他们当然不直说出来,反而他们说,“这两个人穿一条裤子的交情……没人笑话俺们的交情。”刘麻子同意,“没人耻笑。”他们又说,“那你说这三个人的交情也没人耻笑吧?”我也很喜欢刘麻子的反应。“平常都说这小两口儿,小两口儿,谁听说过小三口儿的呢?”中文里真有微妙的意义!

从王掌柜的台词里,我学了一些客气话,他专门说客气话;他自己说:“我……当了一辈子的顺民见着谁我都鞠躬,请安,作揖,”所以,我现在知道一些话;比方“我的脸上有光”或者“那儿的话”,我听到新加坡人用这两句话,所以我学到的东西真有用!

老舍先生写的对白也包括了面誉背毁的话,比方秦二爷跟庞太监似乎彼此标榜,但是秦二爷一走后,庞太监马上很凶地说他的坏话,显示他看不起秦二爷。还有一些说法我以前没听过的,比方说人人常称呼“某某人的妈”,当然这也表现出大家对女人的看法:中国女人最重要的任务是生孩子!我想如果人叫我妈妈“禾火王利的妈”她一定会生气。我们现代的中国女人坚持我们有自己的名字!

《茶馆》对我来说还有另外的意义,我发现了中国人佩服“洋人”,我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中国人想象洋人?为什么中国人会想洋人比他们好?在《茶馆》里的第一幕可以看得到洋人的地位越来越高。在第一幕,马五爷是“吃洋饭的,信洋教,说洋话。”茶客也说刘麻子的洋服,洋玩艺儿很巧妙,在第二幕跟第三幕,洋人的习惯慢慢地变成中国人的习惯,连他们的通货也叫“现大洋”,人听得音乐有洋味儿不想再听传统的评书。小刘麻子最受洋人的影响。他说洋人的话很吃香。甚至有洋味的话比普通说的话有力量。小刘麻子说“你看人家不说‘好’人家说‘蒿hāo’”,连王掌柜也会说外国话的“Alright!”!中国人越来越脱离中国人含蓄的习惯。小丁宝干脆说小刘麻子他的计划用“缺德公司”最好,我觉得太爱洋人的东西是不对的。我看这种态度的时候觉得不舒服,可能我是特别敏感的,因为我有一些华裔美国人的朋友有这个态度。

我最同意秦二爷,我相信他的心是好,他的志愿好,不管他本来那么骄傲,我也想做社会服务的工作。我听了秦二爷最后的几句话我自己问“我会不会象他那样后悔呢?”我们年轻人应该不应该听他的劝告“吃喝嫖赌”?我的父母亲常告诉我,我的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秦二爷说的是实话吗?我并不相信!“茶馆”不但是好的文学教材,《茶馆》也帮助了我了解中国的历史,我家的历史和我自己的理想。并且,《茶馆》给我们机会发挥我们的演戏才能。我上了三年的中文课,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过学生们对教材有那么大的兴趣。我唯一遗憾的是别的同学不全听懂我们的表演,《茶馆》真留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

《子夜》读后感

茅盾的女性形象从《蚀》三部曲开始,到《子夜》时发生了重大变化。前者是以风云变幻的大时代为背景,写几位女性角色的命运浮沉和拼搏奋斗,她们是和整个民族、时代联在了一起,参与完成了男性化的主流叙事;后来的《子夜》展现了中国都市的现代环境中的女性。这些女性形象,并非作家和作品叙述的重心,较少地渗透了作家主观因素,作为国家民族

话语大叙事行程中的陪衬,她们和现实女性的非主流、非主体的地位更相适应。《子夜》中众女性所生活的环境吴公馆,酷似《红楼梦》里的大观园,是一个乱世风云中的人间仙地,是容纳一群游离于时代潮流之外的边缘人物的一个乐园。《子夜》里的资产阶级青年男女都是有着作者本人的生活体验做前提的。作者无意中把一些女性们进行了美化,仿佛北欧神话中的女神降临到现代的吴公馆。丝厂的女工们却是在地狱中挣扎的廉价劳力,丝毫没有女性的温柔美。这种对照或许可以说明,林佩瑶姐妹、张素素等人更凝结了作家的生活体验和审美感受,更符合作家心中理想的女性模式。本文试图就这一类女性形象,进行一次个人化的重新解读。

一、林佩瑶和她的乌托邦“爱情”

《子夜》里最丰满、最有悲剧性的女性形象是林佩瑶。这位温文尔雅、风姿绰约的少奶奶身上散着仙气,在喧嚣的人群背后,她却拾起了灵与肉分裂的痛苦,做吴少奶奶的“现实的真味”是那么苦涩,使她更怀念自己作为青春少女的那个时代。林佩瑶渴望着古典的贵族的浪漫,被动地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骨子里却默默地进行着反抗。她所憧憬的是“伟大”的爱情,把心灵寄托在乌托邦的爱情幻想上,而不关心什么股票、公债、工厂、乡镇企业之类的东西。身为妻子的林佩瑶似乎命中注定要承受人格的分裂,她的诗意的爱情和浪漫的想象都在丈夫和家庭之外。吴荪甫却对此全然不知,在他的经验世界里,从来不存在类似的意识分裂。对照吴荪甫的汲汲于功利的资本家的特性,她的性格似乎更有魅力。美国哲学家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指出,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给人们创造了高度的物质财富,也

使非人化生存状态日趋严重,人被工业生产和消费控制变成了“单向度的人”。于是,他推崇艺术可以和日常习惯决裂,带来新感性,可以逍遥一个新的生存维度以抗拒人的异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女性的林佩瑶的精神痛苦不仅体现了男性与女性在爱情婚姻体验中的巨大差异,而且具有了一种人性的普遍性。林少奶奶的悲剧,似乎是一种不成悲剧的悲剧,一种优越生活表层下的更悲哀的悲剧。法国女权主义者波伏娃在《第二性》里引用拜伦的话说:“男人的爱情是男人生命的一部分,是女人整个的存在。”〔1〕(P431)爱情,在林佩瑶那里,已

经成为生命的全部。她把爱情的贞洁给了情人雷鸣,把肉体的贞洁给了丈夫吴荪甫,情爱与性道德都是她珍视的。可惜,这些却都不是男性们所珍视的。吴荪甫把全部心神都献给了“伟大”的事业,没有给妻子必要的关怀,寂寞的林佩瑶与初恋的情人雷鸣重叙旧情,多年来受压抑的爱又燃起了火花。然而,爱情却绝不是雷鸣生命的全部,这浪漫的精神恋爱在两个人之间并不对等。他在小说中出场时就和徐曼丽混在一块,在对林佩瑶的一番爱情表白后的表现更令人费解。可怜的林佩瑶和雷鸣那动情的一吻,使她背上了对丈夫的负罪感,而吴荪甫在心境极其恶劣的时候,可以在女佣和交际花那里发泄,他的婚外性行为被当作了理所当然,可以不受指责。林佩瑶却自动自觉地把她对丈夫和家庭疏远看作是背叛,是一种不道德。

二、患了精神迫害狂的四小姐蕙芳

《子夜》里最能体现乡村封建文明与都市现代文明对立冲突的女性形象是四小姐蕙芳。她激烈的精神矛盾是封建社会的集体无意识和开放的现代观念相对抗的表现。她在父亲主宰一切的家庭里受到严格的管教,“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男女授受不亲”等等封建道德阴魂不散,无形中遥控着四小姐的思想和行动。她就仿佛是一根草,被连根拔起,抛进了物欲横流、光怪陆离的上海,旧有的价值观遭到冲击,又不能和周围人们一样去挥霍、享乐。吴家四小姐的显赫地位使她避免了有形的伤害,可是她和都市人有着必然的隔阂。两种文明的夹缝中的四小姐忍耐着悲哀与孤独。四小姐蕙芳的心灵痛苦打上了精神迫害狂的烙印。她被父亲吴老太爷关在封建囚室里太久,都市生活让她不适应。一方面是看着与自己同龄的林佩珊小鸟一样在恋爱中逍遥,少女内心萌发了情爱和性爱的渴望,另一方面内心受到多年的禁欲主义习性的牵制。身为女性的被动与软弱,使她没有勇气主动追求爱情,便学着已故的老太爷的样子,捧起了《太上感应篇》,烧香念经潜心修行。蕙芳的“不端”是由于情爱与性爱的渴望触犯了性的禁忌(女性是不应有情欲和性欲的),也是由于触犯了父亲的教义和威严(“在家从父”历来都是做女儿应遵从的伦理之一,婚姻由父母主宰也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传统)。她的被

迫自杀,也是一种臆想,正如《狂人日记》里的疯子,用疑心的眼光,去猜想周围的人都曾吃过人,都算计着要迫害他。四小姐蕙芳的苦修以失败告终,作家给了她一个比较光明的、不算结局的最后结局:“革命家”张素素率蕙芳逃出趋于堕落而又分崩离析的吴公馆,去寻找新的自由。

三、高级妓女与畸形的现代

《子夜》里有三个出卖肉体的青年女性:交际花徐曼丽、寡妇刘玉英、少女冯眉卿。她们都在都市的大泥淖里被淹没了。虽然没有草棚里工人那样的生存之苦,却也不代表女性的自由幸福和文明的现代。徐曼丽是一位典型的高级妓女。她靠出卖性服务给上流社会的男性们带来消遣娱乐,以此谋求物质的“快乐幸福”。她周旋于众多男人中间并习以为常,其卖笑生活看起来似乎是很逍遥自在的:吴公馆的大客厅里她撒娇邀宠,左右逢源;弹子房里有她赤裸裸的“死的跳舞”;黄埔江上也有她狂乐的身影,然而在徐曼丽身上,还有一点典雅浪漫,在黄埔江夜游时,玩到荒唐处,尚有一番屈辱的滋味在心头。徐曼丽还有传统名妓的那份气质,对待爱情与性还有残存的自尊和自欺欺人的幻想。刘玉英是完全被资本主义金钱腐化和男性社会所驯服的一个。她坦然地把情爱和性分离,用身体做本钱,巧妙地周旋在吴与赵两个大亨之间,谋求一个个发财的玄机。她是一个女人,她知道女人生财之道,和男子不同;男子利用身外的本钱,而女子则利用身上的本钱。”这是茅盾对她所作的透彻分析和精确论断。冯眉卿心甘情愿地做了廉价商品,无非就是因为她的主顾是在商界与政界呼风唤雨的赵大款。从两性关系的角度分析,刘玉英体现了女性对资本本身的不择手段的追逐,冯眉卿体现了女性对男权和金钱势力的渴望。从钱与权控制女性,支配女性欲望的本质上看,资本主义制度和男权利益是一致的。徐曼丽等人的浪漫、解放、现代等特征都是以资本主义的不完全发展为前提的。30年代上海的畸形发达已在社会学界成为定论,它是个危机四伏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城市,买办资本主义日益发达,民族的现代化、工业化只能是吴荪甫的雄心壮志的梦想。封建社会固有的传统和东西搀杂的殖民地文化不能给女性提供一个自主的空间,倒是制造了靠色相谋生的徐曼丽、刘玉英、冯眉卿一类的特殊人物。她们引领时代潮流的表象的特征缺乏确实的经济条件和文化环境作基础,和当时畸形的商业一样的浮躁虚幻。周作人在评价上海时曾经直截了当地说“上海气”的基调是中国固有的“恶化”,上海只有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压根没有一点理性与风致,而在“上海气”的人们看来,女人是娱乐的器具。〔2〕

徐曼丽、刘玉英、冯眉卿一类女性虽然摆脱了封建传统妇德和女性贤淑标准的束缚,拥有空前的性解放、性自由,但是,她们的“现代”以出卖肉体和灵魂为代价,这与女性作为人的自由幸福是背道而驰的。人们在物质与金钱之外,理应有健康的精神追求,在解放人性人欲的同时,必然应有道德的自律。当女性具备了经济能力和思想的自主性从而不再充当工具或商品时,一个社会才有真正的文明。在吴公馆内外还活跃着的两位青年女性张素素和林佩珊,也是柔情款款、流光溢彩的被神化了的形象。她们悠哉游哉地打发日子,无忧无虑地东游西

逛,“五四”以来刚刚被肯定的自由爱情也不再神圣庄严。张素素热情开朗,颇有个人的思想。那个林佩珊简直是个一无所知的洋娃娃。这两个女性形象比较单薄,就不赘述其详了。我们从纯文学的角度来评判,就不得不指出一个缺憾,茅盾在他的创作中倾注了过多的理性,显示了男性写作的宏大叙事的传统及其局限。茅盾严密的理性构思使得很多形象缺乏人性的丰厚,其文学审美价值大打折扣。按照茅盾原来的构思〔3〕(P481),小说中还有舞场中的一位老汉,寻找被杀的革命党的女儿,还有女工朱桂英的恋爱,赵伯韬、徐曼丽、吴荪甫之间关系复杂,张素素也是个大有文章可作的人物。而在最后的文本中,张素素的爱情故事和革命故事呈线性发展,一个资产阶级小姐缘何向往革命,怎样在感性的驱使下追求革命,其社会时代背景缺乏必要的交代,人物的心理发展过程几乎为零,女性形象被无意中忽视,普通人的悲剧被省略掉,可以说,经济斗争以外的日常生活和下层工人形象是宏大主题中的拙劣的陪衬。茅盾是带着妇女解放、男女两性平等的先在观念来理解并塑造城市知识女性或是资产阶级女性形象的。但是,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并没有突破男性叙事的传统,他不熟悉农村和农村的广大女性,不了解下层劳动妇女的生存体验和心理体验,也没有充分反思新文化革命以来依然照旧的男权压迫和男权文化统治的事实。《子夜》明确的创作目的决定了它的主要内容,资产阶级女性们及其人生与情爱,比起主角吴荪甫、赵伯韬及其代表的两种资本的斗争,并不是完整的、丰满的。我们看到作家把女性描绘得个个貌美,她们似乎是从遥远的天国中走来,带上了理想的玫瑰色。这就使得她们虽然有客观的真实性,也有一定的虚幻性。刘焕林在《封闭与开放——茅盾小说艺术论》一书中,明确地指出茅盾塑造的时代女性们所体现的北欧神话的影响。茅盾在《子夜》里的这种对现实的取舍与艺术的变形并非是对女性的物化,形象之中寄予了他对自己熟悉的一类女性的欣赏,或是对女性美的一种理想。我们不能苛求所有的作家都能以女性为重心来构建文本写出所有的真实,重读《子夜》,只能是在不歪曲作家和文本真实的前提下,作出个人化的再阐释。

8、《子夜》有哪些人物介绍?

《子夜》-人物介绍《子夜》《子夜》是“五四”以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中最早出现的一部长篇小说。作者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站在时代铁高度,运用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历史地、具体地、深刻地反应了20年代到30年代初期旧中国广阔的社会生活成功地塑造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形象。《子夜》的问世,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长篇创作方面的发展起了开辟道路的作用,同时也表明了作者的创作已进入了成熟时期。

小说以1930年5、6月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上海为背景,以民族资本家吴荪甫为中心,描写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和斗争。

吴荪甫是长篇小说《子夜》的主人公,是三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典型。作者用了许多笔墨,把他放到三十年代中国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关系中,放在典型环境中塑造了“这一个”民族资本家的典型。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因此,一方面他们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所以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具有软弱性,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决定了他们在大敌当前的时候,他们要联合工农对敌,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在工农觉悟起来的时候,他们以要联合敌人反对工农,具有作为反革命助手的反动。吴荪甫就是这种既有榨取工人血汗仇视农民运动的一面,又有抵抗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发展民族工业愿望的一面,具有二重性的复杂人物形象。

吴荪甫性格的二重性有他进步的一面也他反动的一面。

就其进步方面讲,首先表现在他敢于反抗帝国主义的控制,敢于同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帝国主义的掮客赵伯韬相对垒。他在唐云山的支持下,联合太平洋公司经理孙吉人和大兴煤矿公司经理王和甫组织了“益中信托公司”,经营银行信托业务,决心与赵伯韬抗衡。在与赵伯韬的斗争中,他发起过进攻,迎接过挑战,遭受过挫折,进行过挣扎,最后倾家荡产,背水一战。吴荪甫的这些行动,说明了他同帝国主义、金融买办资产阶级是具有直接的矛盾的,对帝国主义企图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的野心是有反抗精神的,他不仅“仇恨”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同时吴荪甫与反动政府之间的统治也是有矛盾的,他说:“只要国家像个国家,政府像个政府,中国工业一定有希望。”这就透露他对当时的连年军阀混战、政府黑暗的不满情绪。其次,吴荪甫是要竭尽全力发展和振兴中国民族工业的。他不仅在农村兴办了企业,还在上海开办了裕华丝厂,成立益中信托公司,随着资本的增加,经营范围的扩大,除了丝织工业外,他还有灯泡、热水瓶、阳伞、肥皂、橡胶鞋等。他想振兴中国民族工业的理想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虽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从当时的中国特殊的中情和特定的历史环境来看,却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情。再次,吴荪甫与封建势力的联系较少,希望自己能建立起一个美妙的资产阶级王国。他是一个游历过欧美,具有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知识的工业资本家。为了发展民族工业,他在家乡双桥镇农村开设了电厂、米厂、油坊、钱庄、当铺,这种举动,在客观上来说,是对当时农村封建主义进行资本主义改造的一种努力和尝试,有着一定的进步意义。

吴荪甫性格的反动性又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表现在他对待工农群众的态度上。吴荪甫有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一面,又有残酷地压榨剥削工人、农民和仇视工农革命运动的一面。他在企业经营上所受到的损失,在公债投机中所遭的失败,都要从工人农民身上寻求补偿。当他拼命延长工时、压缩工人、削减工资,引起工人为争取自己的生存、生活的权利而进行罢工时,他的“脸色突然变了”,“脸上的紫疱一个一个都冒出热气来”,于是,他大骂工人,凶恶地声言要给“那些穷得只剩下一张要吃饱的嘴”的工人们一点颜色看。为了镇压工人运动,他不仅收买“忠实而能干的部下”和蒋汪两派的黄色工会,在工人中安插工贼,拉拢、分化工人队伍,而且还勾结反动势力,动用大批军警特务,进行血腥的镇压,甚至他还亲自出马,坐镇指挥。当他乘坐的汽车被愤怒的群众包围时,他“铁青着脸”,竟然置周围女工的生命于不顾,凶相毕露地命令司机:“开车,开足了马力冲!”当双桥镇农民起来暴动,割断了他伸向农村的吸血管时,他一面恶毒诬蔑暴动农民是“农匪”,起义农民攻占双桥镇是“匪祸”;一面打电报请求省政府火速调动保安队去镇压。当双桥镇的国民党守军被农民革命军击败时,他怨恨国民党军队对革命人民镇压不力,便破口大骂:“我恨极了,那班混蛋东西!他们干什么了?有一营人呢,两架机关枪!他们都不开杀戒吗?”直到彻底破产后,吴荪甫的反动性也丝毫未改变。当他听说自己要去避暑的地方有共产党在那时活动时,竟咬牙切齿说:“我正想去看看那红军是怎样的三头六臂的了不起!光景也不过是匪!一向是大家不注意,纵容了出来的!”这些都揭示了吴荪甫作为三十年代的民族工业资本家敌视工农革命的反动本性。其次,吴荪甫还具有投机取巧、损人得己、唯利是图的阶级本性。他出于“个人利害的筹虑”,不仅吃掉了朱吟秋的丝厂和陈君宜的绸厂,还乘人之危,运用阴谋诡计,一口气吞了八个日用品中小工厂。他的所谓发展民族工业,实际上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扩大自己的经济实力。他反对金融投机,决心与买办势力较量一番,然而,为了谋取暴利,却又与赵伯韬勾结,钻进疯狂的公债投机活动里。在公债市场上,他虽然手段多端,但终究不是由美国财团势力支持的赵伯韬的对手,很快便惨败在赵伯韬的手下,最后以破产告终。吴荪甫的悲剧,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历史法则。

赵伯韬是一个骄横奸诈、凶狠残酷、荒淫腐朽的买办资本家的典型形象。他凭借美国金融资本和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力量,操纵了交易市场。他施展种种狡诈、毒辣的手段对民族工业进行排斥、打击和控制,迫使民族资产阶级投降帝国主义,走向买办化,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变为殖民地经济。他仗势后台强硬,表现出目空一切、不可一世的气势。富有胆略和财力的民族资本家吴荪甫在他眼里,不过是一个谈笑部就可以打垮的对手。为了实现金融资本支配民族工业的阴谋,他处处给吴荪甫过不去,常常施展小计,使吴荪甫陷入困境后将其打败。他在金融界兴风作浪,为所欲为,在生活上也极端荒淫腐朽。他自己恬不知耻地说能“扒进各式各样的女人”,不论是聪明无知、年仅十七的冯眉卿,也不论是风骚能干的年轻寡刘玉英,还是轻佻放荡的交际花徐曼丽,都是他的玩物,都是他空虚的精神生活的寄托。他道德上的堕落和性格上的骄横奸险构成了统一体,充分暴露了买办资产阶级政治上的反动性、经济上的掠夺性和道德上的腐朽性。

屠维岳是吴荪甫在工厂里的得力走狗。他精明能干,一出场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吴荪甫面前他侃侃而谈,毫无畏葸的态度。他很惯于使用软的手段收买工人。他在工人群众的罢工怒潮面前,用尽花言巧语,妄图蒙蔽工人群众,骗取信任。倔强、阴沉、胆子忒大是他性格的主要特点,但在强大的工人力量面前,他是不能不慑惮、畏惧。他采用开除走狗姚金凤、提升薛宝珠为稽查的卑劣伎俩,来迷惑工人群众的视线,抵制工人运动。当他的“平乱”愿望未达到的时候,他的凶恶的面貌暴露无遗。在屠维岳的身上,有着吴荪甫的影子,可以说屠维岳的形象,无论是他的刚强、机智、胆量这一方面,还是他的阴险、毒辣这一方面,都是对吴荪甫形象起到一种补充和衬托作用。

作者对吴荪甫形象刻划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作者把他置于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极力刻画了他性格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吴荪甫同赵伯韬的矛盾,是贯串全书的中心线索。吴荪甫同赵伯韬的斗争反映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及其主子帝国主义的矛盾。作者通过吴、赵斗争过程的具体描写,既刻画了吴荪甫刚愎而虚弱的个性特征,又提示了中国民族资本家必然失败的悲剧根源。在吴、赵斗争中,吴虽然处在被动地位,但是他还是同赵斗争到底,这又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爱国心和民族感。

吴荪甫与工农的矛盾,表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动性。吴很有对付工人的手腕,这显示了他的狡猾、阴险、凶残。当工人挑起罢工高潮时,他施以种种诱骗、镇压工人的卑劣手段;但当他的汽车被工人包围时,他却吓得“卜卜地心跳”,回到家后,他那颗心还“兀自摇摆不定”。这说明他的凶残、阴险又常常和怯懦、恐惧结合在一起的。

吴荪甫与一般的民族资本家的矛盾,突出表现了他刚愎自信,富有魄力,深谋远虑的性格特点。但因吴后面有赵伯韬的钳制,所以他再大的才能也无法施展出来。

第二,作者不仅写了吴荪甫在矛盾冲突中的性格的复杂性,而且写了他性格的发展过程。吴荪甫刚出场时,颐指气十足。吴到戴生昌轮船码头的情景,活脱脱地烘托他处处受人尊敬。吴老太爷断气时,众人慌乱不堪,唯吴荪甫镇定沉着。可到了后半部,处境危难的吴荪甫回到家时,则表现出另一种精神状态,不禁发出了“公馆不象个公馆”的哀叹!作品的前半部,当吴荪甫在事业上兴旺时,他指挥一切,君临一切,派头十足。后半部,事业不景气时,他举旗不定,垂头丧气。这是从发展中刻画吴荪甫的形象,表现了吴荪甫性格的基本特征:外强中干,色厉内茬。

第三为了丰富吴荪甫的性格,作者还通过他与周围人物和种种关系,采用对比、衬托的手法,以突出吴荪甫的性格特征。

比如。吴荪甫同朱吟秋等,是同行关系。作者通过吴的种种要挟手段的描写,提示了他贪婪、心狠。

他与吴老太爷是父子关系。他俩的思想性格十分不同,但吴荪甫对农民暴动咬牙切齿的仇恨,在家庭生活中报表现的专制、暴虐,说明他与封建势力有着血缘关系和天然的联系。

他和杜竹斋是“至亲”关系。吴把杜看作可信赖的“知己”,对其推心置腹轻信不疑,但是杜却多疑贪利,狡猾心毒。在吴碰到困难时,不惜落井下石。无疑,杜的行动对遭到彻底覆灭起了很重要的衬托作用。

他和屠维岳等是“附庸”关系。屠维岳是一只阴险、狡猾的鹰犬,惯于使用软手段,收买工人。屠既是性格鲜明的资本家走狗形象,又起着对吴形象的补充和丰富作用。吴很重用屠,说明吴一伙在镇压工人运动,剥削工人阶级上的本性是一致的,从而表现吴的反动性。

另外,作者还通过吴荪甫在家庭内部的诸关系中,比如夫妻关系、兄弟关系、兄妹关系,提示了他的专制、冷酷和无情等性格特征。

吴荪甫不光是一个普通的“在商言商”的民族资本家,他经常是用了“一只眼望着政治的”民族资本家。这不仅他性格中混合着某些反动政客的奸诈,而且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

总的来说,吴荪甫是一个既有自己的复杂性格,同时又概括了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特点,并打上了时代烙印的三十年代的民族资本家的典型。它形象化地说明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代,在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新军阀的统治下,独立自主振兴民族工业只不过是一个梦想;字形象地回答了托派,中国并没有走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

《子夜》还以逼真的笔法描写了人物的生活细节,并且常常寓深刻的思想于平凡的生活细节描写之中。这些细节描写的特点既是实在的,又是具有象征性的。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作品的生活细节描写得不是实在的,便是象征性的很少象茅盾这样做到兼而有之。作者反复描写吴老太爷虔诚信奉所谓劝善惩恶的《太上感应篇》的细节,这个细节是实在的,然而又象征着他的老朽,顽固的地主阶级的思想性格;又如雷参谋赠送林佩瑶《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书和一朵枯萎的白玫瑰,这是事实,然而也是象征着他们秘恋和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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