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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九章 乾隆六十年(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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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六十年的正月,与过往并无不同,无非就是些宴会、祭礼之事。乾隆眼看自己登基已经整整六十年,也连下诏旨,蠲免了不少钱粮漕赋。眼看正月也无大事,之前但凡设宴、行礼均需参与的皇子、皇孙们,也有了不少清闲时间。 这一日南三所中,永琰所居偏殿也难得的添了一顿火锅,永琰居于正中,他的两位王妃,一位嫡福晋,一位侧福晋分居两侧,永琰对面的是自己十四岁的儿子绵宁。这一年来,永琰和永瑆都有不少公务,是以这样一顿家宴,却也难得。 眼看锅中蒸汽渐浓,一家人却也和乐。忽然,一位太监轻轻敲了敲门,呼道:“嘉亲王!”永琰刚刚起身,却被嫡福晋按下,嫡福晋喜塔腊氏走得出去,问了几句,便回来道:“也没什么大事,皇上那边当值的呼公公到了,又送了一个箱子。按你之前的吩咐,若是他带来的箱子,便只收着,拆也不拆的放好就是了。” “如此甚好。”永琰神情自若,若无其事的从锅中挑了些青菜羊肉出来。 “只是我却不明白。”喜塔腊氏道:“这呼公公以前与我们联系也不多,却怎的从去年夏天开始,一连给我们送了这么多次礼物?加上这次新年的,都四次了。哼,说是元日贺礼,呼公公在宫里当差我看十多年了,这还是第一次送元日礼呢。” 当然,呼什图的背后是什么人,一家人都清楚,喜塔腊氏这样说,其实问的就是和珅。 “姐姐且莫着恼。”一旁的侧福晋道,与喜塔腊氏略显满人英武之气相比,这位侧福晋钮祜禄氏这年年方二十,面庞圆润,声音也自柔顺得多。“姐姐且先想想,今年皇上早已定了一件大事,便是要决定太子人选,来年新君就要即位了。想来呼公公也好,宫外的人也好,总是有些人得了风声,想着提前准备些什么吧?” “那你说……他们觉得永琰是未来的太子?”喜塔腊氏虽然想到自己丈夫,却有些不相信,道:“永琰,我倒是想着,咱们做个亲王,等着明年出宫分府,那样多好。你说你平日沉默寡言的,却怎么去做太子,做皇上?再说了,不说别人,就朝中那些旗人世家,我看更喜欢的也是你哥哥。前几日娘家人进宫来看我,没想到就连他们,手里也有你哥哥的诗集。也不是我说你,眼下就是京里这些旗人,不说肚子里有多少墨水,附庸风雅的总是不少,你平日连诗作我都没见过,却怎么和他们做君臣?想来这呼公公也是糊涂了,送了这些礼,只浪费他家银子。” “做个亲王,出宫分府,我看也不错,其实我和皇兄早就商量过了,谁做这个皇帝,都是一样。”永琰似乎对此毫不在意。 “永琰,我说让你出宫分府,是我实在觉得皇阿玛不会把皇位传给你了。你却如何?自己一个劲想着往后退?你就不能想想办法,和你哥哥比个高下出来?你们都是一个阿玛,那额娘呢?你额娘原也是汉人,二十年前我嫁你时,人家都说你额娘最得宠呢。他额娘却是谁?怎么你眼下赋诗作文,竟还不如他了?” 喜塔腊氏虽也是旗人,却并非旗人世家,家中父祖官品都不高。正因如此,她性子比较直率,常常直言不讳,永琰也知道她脾气,向来优容不问。她与永琰感情也深,只是有时想着永琰处世太过随和,也不免唠叨几句。她所言永琰与永瑆生母都是满洲旗人,可永琰生母魏佳氏是由汉军旗抬入满洲旗,永瑆生母淑嘉贵妃金氏却是朝鲜人后裔。而且金氏比魏佳氏早去世二十年,按理说也是永琰的母亲魏佳氏更受乾隆宠信。所以喜塔腊氏说到兄弟二人过往,不免为永琰抱不平,觉得他不争气。 永琰依然不太在意,笑道:“爱妃,阿玛十七个儿子,活到如今的,也就我们四个了。我若再和他相争,又伤了和气,阿玛那里,我也过意不去不是?”一边说着,一边轻轻按住了喜塔腊氏的左手,暗示她无需着恼,喜塔腊氏也深知丈夫脾性,回以一笑,以示方才只是一时气话。永琰看着绵宁,也道:“绵宁,最近上书房课业如何?《论语》可讲过了?阿玛来问问你,答上来了,阿玛多给你些肉吃。” “阿玛,《论语》已经念完了,过几日上书房要讲《孟子》了。”十四岁的绵宁答道。 “那好,阿玛问问你,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老师是怎么讲的?”永琰道。 “嗯……记得老师说,人大多都有争斗之心,之所以有,是因为道德和气度不够,若是有了道德和气度,就不会与人相争了。如果外人一定要君子去争什么,那就去行射礼。射礼有胜负,胜者揖,负者饮,即便败了,也有颜面……” “嗯,说得不错,圣祖皇帝《日讲》,便是这番道理,自当代代相传了。来,你那边的肉,自己挑吧。”永琰对这一番话自然满意。 “王爷,我没听过日讲,只听家里人说过这句话,当时我就觉得,这话不对。这射艺比试,怎么就不是争了?射艺必有胜负,为了争胜,便要潜心修炼射艺。这修炼射艺,难道就不是争了?只不过,是在和自己争,可你和谁争,不还是逃不出这个字吗?倒不如活的痛快些,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喜塔腊氏道。 “爱妃若是非要这样理解,那也由你。”永琰依然带着微笑。 “姐姐,妹妹这里却有两首诗,不知姐姐可否听闻过。”钮祜禄氏笑道:“福海御园东,瑶台峙水中。三山连阁回,万顷漾波融。映日晖珠阕,凌霞接阆风。玉京欣可到,灵境一舟通。” “还有这首:‘乍转青阳明庶风,溪边御柳入春融。叶凝嫩碧舒烟里,丝袅轻黄蘸水中。摇曳韶光铺上苑,纷敷丽景遍皇宫。莺梭燕翦非虚掷,又起三眠识旧丛。怎么样,姐姐可知,这两首诗出自何人之手?” “这……”喜塔腊氏也不禁一阵犹疑,道:“我看过他哥哥的诗,只觉风格并不一样。这诗运笔细,意境也美,只是我却看不出是谁所做。难道是绵恩?咱们和他往来不多啊?妹妹却又是如何得到这两首诗的?” 说到这里,永琰和钮祜禄氏都不禁笑了出来。 “好啦,今日就不谈这些诗文词句了,一家人聚在一起,也不容易,还是快些吃饭吧。再这样下去,肉和菜都煮烂了。”永琰笑道。 喜塔腊氏看着永琰,却觉得他脸颊之上,竟然有一丝淡淡的红色,也不知是火锅太热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总之一家人一起吃饭的日子,也很滋润,太子新君之事,埋头空想也毫无用处。 而这个正月,阮元也需要完成最后的主试工作,如无意外,这年八月,阮元这一任学政就将到期,到时候或归京任职,或继续到别省做学政,都有可能。但无论如何,最后一部分主试事宜也要先办妥才是。眼看鲁南、鲁东、鲁西以前都有涉足,这一次他们要去的即是鲁西北的东昌、临清、武定几座州府。 这次主试,有钱大昕和武亿在侧相助,各地的生员取录,倒是比之前快了许多。武亿深感阮元相聘之恩,也将自己所知金石之学倾囊相授,那《山左金石志》的编定,也渐有眉目,只是山东金石文物甚多,即便武亿精于此道,一一校理,也只说一年半载方能成书。阮元自也不在意这些,平日有了闲暇,也自己参与整理编辑,便是许多州县当差办事的典故,也顺带听武亿讲了不少。 这一日东昌府的主试之事,终于完毕,杨吉日前已在运河之畔探察过了,得知运河已经解冻,一行人便商议着去雇船,沿着运河到张秋镇折而回济南。可谁知到了雇船这日,各人来到码头,却只见运河之上,舟楫敝天,可运河畔的数处码头,只有寥寥数只摆渡船,竟一艘可用的客船都没有。 阮元等人见了,也都疑惑不解,杨吉看着,更是心急,便走到码头之上,正好这里还有数个船夫闲来无事,坐着看守码头。杨吉便找来一个船夫问道:“这位大哥,前日我来这里时,你们的人说运河已经解冻了,即日便可放船,这今日我们来了,却怎的见不到一艘渡船了?” “这位兄弟,运河上那些是什么船,你却不知道的?”船夫问道。杨吉来时也没听说河上还有其他船只,便摇摇头。 “那些是南面来的漕船。”另一位船夫道:“今年也不知为何,漕船这个时候就到了,往年要再等好几个月呢。这漕船过来的时候,又说其中有几艘船,因在中途搁浅,动弹不得了,只好让我们出了些船,说帮他们先运到临清,他们换了船再送回来。所以啊,这边大概四五天里,都不会有去济南府的船了。” 杨吉无奈,只好回到岸边,将事情告诉了阮元,阮元听了,也想不出好办法,道:“若是这样,再等三五天却也无妨。换了陆路,多花是时间还是要多一些,只是……”忽然,阮元想起一事,向武亿问道:“武先生,在下记得去年朝廷有诏谕,皇上今年登基满六十年,因此普免今年一年的漕赋。若是这样,今年当不会再有漕船入京了,却不知为什么,这漕船在下看来,一点不少。而且还要赶在二月中旬往京城走呢?这再往北去,只怕有些河道还未能完全化冻啊?” 武亿想想,叹道:“伯元,你毕竟为官日浅,漕务、州县之事,知之不多。这十余年间,庶政日渐困顿,苛捐杂税与日俱增,更何况做官的人又……老夫年轻时所见那个盛世,早就是过去了。普免钱粮,在老夫年轻那个时候,也曾有过,当时百姓是真的不用再多交粮了。可眼下,很多事都大不相同了。” “这些漕船上的人,究竟怎么想,我不知道。但这番场景,我也见得多了。无非三种人,其一,乾隆五十九年,漕粮上便有了亏空,此番漕粮虽然普免,可还需补去年的缺,于是多征了这些。其二,今年漕粮虽然不用交了,可嘴里却说,万一来年荒歉,征收不及时,却又如何?却也不管明年荒歉与否,只先把这漕粮征了……唉,吏部那边,还得给这些人一个勤于任事的评语呢。还有,便是为了邀功,含糊其辞之辈了……” 阮元不解,问道:“这邀功先生前面说了,含糊其辞,却是怎么回事?” 武亿道:“这漕粮征收,历来有加耗一说,收一石漕粮,往往加征定例便是二三斗,有些地方推称雇船使人不易,还要再行加征。你看正赋是一石,或许有些地方,加耗也快到这个数了。这诏旨只说普免漕粮,又没说免的是正项还是加耗,有些地方便只免了正项,这加耗却照收不误……当然了,普免漕粮,本身总是个好事,总是少征了些粮,比一成不变好。” 杨吉也问道:“这些个混蛋,为了自己的顶子,百姓的命都只当作柴草吗?可为什么却是现在来运粮,现在北方只怕,有些河道还走不通呢。” 武亿不答,默默数着河上的漕船。钱大昕却道:“官场之上,欺瞒之弊早已有之,他们对下面是百般找理由搜刮,对上面,也有理由。眼下北上,有个最好的理由,便是去年漕粮,征收时多有耽搁,直到这一两个月,方才完数。也可以说,漕运河道,多有淤塞,是故晚行了几个月。总之理由是从来不会缺的,朝廷那边,却又能怎么办?智虑忠纯?竭诚为公?不辞辛劳?也只有这样回答了吧?” 武亿数完漕船,又道:“想来这一批漕船,总数却也不算多,若是明日后日,不再过船了,那说明百姓今年日子还能好些。若是越来越多,那这有漕赋的七省……唉……” 一行人想着,心里都不是滋味。所幸第二、三日,过来的漕船都不算多,看来还不是最糟糕的局面。 五日之后,聊城终于又有了去济南的客船。只是这日夜里,阮元却心思重重,他们一行住在聊城府学,府学里有个小院,阮元便在院子里找了把椅子,想着坐下看看夜空。 忽然,一个熟悉的声音道:“伯元,睡不着啊?老夫看啊,你这才三十二,有些把持不定,也是常事。可是你以后呢?若是因为动情,伤了元气,只恐损了寿数。哈哈,伯元,你可还没有亲生孩子呢,你不希望儿子们还没长大,就没了爹爹吧?要说朝廷里的弊政,其实可不止一件两件呢。切记,着急不得,元气充足之时,安心思考一番便好,功夫在平时,不在一日两日。”阮元回头看时,却是钱大昕到了。 看钱大昕手上,还有个折椅,阮元连忙起身,向钱大昕拜道:“辛楣先生,不知先生大驾光临,却是我疏忽了。”说着,便要把自己的躺椅让给钱大昕。 钱大昕看着阮元,也不禁笑道:“伯元,我知道我若是不坐这个躺椅,你必然会更谦虚。好吧,今日我也不客气了,后面说正事要紧。”说罢,便坐上了躺椅,也不躺着,只是坐在其上,让阮元坐了折椅。 阮元看着钱大昕这般诙谐,知道不能再出谦辞,便坐在了钱大昕带来那折椅上,问道:“辛楣先生所言正事,却不知是什么了,还望先生赐教才是。” 钱大昕望着夜空,也不禁叹道:“伯元,眼下弊政确实不少,可若是想解决这些,却只得抽丝剥茧,从头开始才是。你说,若是这主政之人,都不愿意兴利除弊,你却又待如何?你心忧百姓,眼下这许多地方督抚藩臬,和你一样想法的,又有多少?” 阮元想想,也道:“先生所言甚是,只是这天下,八总督十六巡抚,这许多人,想一时调整过来,却哪有那么容易啊?” 钱大昕道:“伯元,眼下大清之疾,不在四肢躯干,而在腹心。你且想想,若是一个人,手足受了伤不能动弹,这样是否便救治不得了?不是,可若是一个人心中,全无自救之意,那再小的伤口,只怕也会化脓、溃烂,若是伤口原本就不小,那便会危及性命了。” 阮元也能猜出钱大昕所指,当是和珅,是故点头不言。 果然钱大昕续道:“想着你我进京那年,和珅升了大学士,到今年,正好十年了。十年的时间,多少敢言直谏之士,报国无门。多少逢迎贿赂之人,得迁高位。也就是这一两年来,天下暂无大事,若是有了大事,这些逢迎谄媚之人,却又能有什么作为啊?” 可接下来钱大昕的话,却让阮元不禁动容:“若只是那些德薄无行之人,贿赂公行,倒也罢了。其实老夫最不愿看到的,是你我一般的读书治学之人,竟也开始,渐渐对和珅有所进献了。若是老夫不认识的人,老夫装作看不见就是,可这其中一人……唉,就是当今的山东巡抚,毕秋帆啊!其实当日他请老夫与他一道参修通鉴,老夫便存了这个疑虑,一时未往。后来想着修史之事,不能因小失大,又想着你也在山东,才如此过来。可不想今年一过年,他竟也给和珅备了那许多礼物……那一日,老夫也是第一次,和秋帆他争辩了半日……”毕沅字秋帆,钱大昕这里是以字称之。 阮元之前对毕沅向和珅送礼之事,也有耳闻,可这日听钱大昕说了,才知道这是千真万确,也不禁安慰他道:“先生,我与毕大人也见过面的,看毕大人神情爽朗,不觉得他是虚伪之人。或许……其中另有隐情,也说不定呢。” 钱大昕道:“或许是吧……当日我也曾和他激辩,他说他给和珅送礼,只是为了让和珅放松警惕,不再为难自己。老夫便质问他,若是做官都要似你这番反复捉摸,那这官你不做了,辞官回乡最好!也省得在和珅面前,受这许多气。可他却说……却说这《续资治通鉴》,他已致力其中二十年之久,宋辽金元史事原本芜杂繁多,他督抚任上又有俗务,却是如何编修至此?便是因督抚一任,有万两以上的养廉银,他自己将不急之务裁抑一些,便有了银子,遍请名士参与其中。若是没了这笔进项,他又哪有财力编定这二百余卷的巨著去?还说……俯仰平生任侠名,峥嵘身世剑孤横。渊深峻岳空今古,二十年前心已平……老夫想来,他也是万不得已,才不得不如此吧……或许,这天下为官士人,风气败坏至此,或许老夫也有过错。” 钱大昕当日与毕沅激辩之事,他虽说了这些给阮元听,却没有告诉他,那日毕沅以续修通鉴之事相辩,后面还有几句话: “辛楣,你我都清楚,司马温公《通鉴》修成之后,整整七百年,再无上等的《通鉴》续作了!宋辽金元四史,原本繁杂不易修订取舍,若是拿不出二十年心血,寻得一批精于史事的士人详加修订,这书是修不出的!辛楣,我知你治史一生,一个最大心愿便是重修《元史》,可你一个人辛苦修了这大半辈子,到了现在,也只完成了一半。我若没有这许多人力财力可用,又怎么修出这部《续资治通鉴》来?若是这书最后得以修成,使治史的士人免了终日研读四史之苦,这难道不是大功一件吗?辛楣,我想,这也是你的心愿吧?” 钱大昕一生治史,一向有两个心愿,一是重修《元史》,二是续修《资治通鉴》。可他学问繁杂,用于修史上的时间其实有限,终其一生,《元史》一事也只完成了一些补充的表志和部分列传,这个心愿终是未能达成。直到民国时学者柯劭忞修订《新元史》,有清二百余年学人续修之愿,方才圆满。可时过境迁,随着近代史学的发展,初始史料的价值开始得到加倍重视,旧有那部被清代学者看不起的《元史》,反倒成了不可或缺的基础史料,重修元史一事,反倒显得不再重要了。 但不管日后发展如何,至少这个时候,钱大昕一直以《元史》未成为憾。反倒是自己时常不满,逢迎于和珅的毕沅,完成了自己另一个心愿。而且毕沅续修的《续资治通鉴》,他已然全部看过,这书于史料裁剪取舍之间,颇为精当,语言也算精炼,不失为一部优秀的通鉴续作。想到这里,他也不忍心再批评毕沅,只是叹了叹气,便即离去。想来自己与武亿不同,是个心有拘执之人,面对少年时立下的这番志愿,自己竟是有些抬不起头来。 想到这里,也只好和阮元说:“伯元,秋帆那个人,你在学术上与他多加探讨,必有进益。至于其他,就不要效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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