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益》篇里也讲到“中行”这一原则。“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益》篇中出现了两次“中行”，前段的内容是：“收益是用在收成不好的年景，没有过失。体恤百姓，并居中行事，告诉诸公，用圭举行隆重的仪式，把这种美德昭示于天下”。后一段的内容是：“居中行事，告诉诸公，顺从有利于效法先例，做迁徙国都的大事”。这里的“中行”行为显然是告诫君主的。《益》篇里是讲增益的道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讲经济发展问题 ，国家的经济发展了，经济实力增强了，而对“君子”来说，遵循了“中行”这一行为准则，才能办举国上下的迁都大事。

《夬》篇里也讲到“中行”。“苋陆夬夬，中行无咎”（“苋”即苋属作物，一年生草本植物）。这句话的意思是觅草生长在道路上，会被很快地除去（这是“隐喻”），应中正行事，则没有过失。

《周易》里有一篇文章，其名为“中孚”，“孚”本是《周易》里建构的另一个政治理念，即“民本”思想的实质内涵。“中孚”就是中正不偏的去爱民行政。

《周易》为“君子”设定的“中行”行为准则，类同于后儒的“中庸之道”。但如何把握中行呢？这就在于君子自我把握，总之是别偏，别倚，不上不下的行为。

6、好遁。 《周易》里还为“君子”设定了一个道德范畴里的东西——“好遁”。“好遁”应是个道德层面上的东西，因为“君子”好遁与不好遁在乎“君子”的个人意志行为了，而不是政治法律上的强制行为所调整的内容。

《周易》“遁”篇就是为“君子”讲述了属道德上的一个行为准则。“好遁，君子吉，小人否”。这里的“遁”意指隐退，从位置上隐退下来，或隐去之意。

所以隐退对“君子”（在位的统治者）来说是好事情，而对劳动人民（“小人”）则没有必要。“否”指行不通的事情，当然隐退不是“小人”的事。劳动者是处于最底层，是被统治的对象，统治者是“君子”，“君子”是在位者。在位者做好及早的隐退，就会带来好的结果，这确实是王制里的经验之谈。所以《遁》篇里讲的“遁尾，厉，勿用有攸往”。意思是“隐退在后面，有危险，不可再继续下去，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所以应该遵循的是“嘉遁，贞吉，肥遁，无不利”。即“美好的时候隐退下去，前景吉祥，功成名退，没有不合算的”。《遁》篇从正反两个方面为“君子”讲述“隐退”的利害关系。“隐退”应属个人的行为道德范畴，而这里是让“君子”应遵循的一个行为原则。因“隐退”与否，却关乎到“君子”政治生涯上的利害关系。

7、反观自省。《周易》还为君子讲述了一个应遵循的道德性原则，即要时刻反观回顾自己的行为，而不断的修正自我，《艮》篇讲述了这一道理。

《周易》“艮”篇全文是“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艮其趾，无咎，利永贞。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艮其限，列其夤，厉，薰心。艮其身，无咎。艮其辅，言有序，悔亡。敦艮，吉。”《艮》文用现在的话说是“回顾走过的背后，没有留下自身的错误。行走在朝廷上不显露自己，没有过失。回顾自己走过的脚步，不会失误，利于永远的坚守正道。回顾注意自己的腿脚，而不可

随心走动，其心情虽不愉快。可回顾注意其行走的界限，看行列位次其远近，鞭策，近朱者赤，而就心念正道。回顾反思其自身，没有过失。回顾反思，其辅佐的行为，说话言论有分寸，自然没有悔恨。敦促不断的自我回顾反思，自然带来的是吉祥如意”。

不断的回顾反思纠走自己的行为，也是“君子”应遵循的一项行为准则。

《周易》里还从“节制”与“安逸”的行为上，让“君子”去端正自己的行为。

8、节制。 《周易》“节”篇里讲述了节制的问题。“君子”不但生活行为上注意节制，而且还应节制自己的行为不能越过规范。“安节，亨。甘节，吉，往有尚”。即“心安理得的节俭克制，亨通。甘心乐意的节俭克制，吉祥，这种行为必受到人们的崇尚”。

《周易》“豫”篇论述了如何对待“安逸”这一问题的辩证关系。若过度的追求安逸就会对“君子”造成过失与悔恨。历史经验告诉“君子”因安逸而丧志，是无益于“建候与出师”。“君子”要节制自己，而应反对安逸，这也是君子应遵循的一个行为准则。

《周易》为“君子”设定了种种“道德性”建设，“君子”之道德性之目的，成为关乎政治上成败的关键。

9、忧患意识。《周易》一书还充满着忧患意识，这是让“君子”时刻心存忧患意识。而忧患意识不但体现在“君子”的政治生涯，而且还体现在“君子”的人生命运上。因为“君子”是在位者，“君子”的人生命运与政治生涯相伴而行。

《周易》既是一部政治哲学，又是一部人生哲学，是其体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

东方人的忧患意识特强，这与东方地域文化有关。因地缘文化逐步形成的政治文化更强化了这种观念。忧患意识又是一种对人生无常的意识反映。东方哲人把政治险恶与生命无常转化成忧患意识，以缓解其苦难与焦虑。而西方哲人则把生命无常与苦难人生转化为宗教意识，人们皈依到宗教的怀抱，以缓解人生的苦难与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