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由《艮》画变《随》画，即所谓的“变卦”，就得有五个“变”画出现。如：
（因无法打出卦画符号，此图略去）
若由《艮》卦变《随》卦，就得出现五个变繇(后称五个爻变)，即起卦时，出现了五个“变数”(或“六”或“九”)，由《艮》变出《随》，这《随》不是《艮》卦里的繇题，那么这“艮之随”就是一个“变卦”说法了。可又为何出现“八”说，若“八”说是个不变卦的称法，即后人所认为是个没有爻变的卦，才称“八”，这岂不是矛盾的说法么？笔者认为《左传》里记载的有十一筮例是以春秋《周易》文本占筮的筮例。而十一筮例中有十例是“变繇”筮法。所谓“变繇”筮法，即在用揲蓍起卦时，先得出六个蓍数，这六个筮数只能是从“六、七、八、九”中所产生。若又规定“六”与“九”是“变数”，即起卦时揲蓍出“六”或“九”时，就知道是变数，目的是在得出某一卦时，就又跟着得出某一卦里的第几繇(后称“爻”)是个变繇，也就得出某一卦里某繇辞，以此做为占问事项的占辞之用。
这“变繇”筮法是与春秋《周易》文本作为卜筮之用有关，是以六十四卦里的六个卦名称(含卦画)做为每卦里繇辞的繇题排序形式结构所决定的。
我们所看到《左传》里记载的以《周易》筮之的十一筮例，除此例外，其它十个筮例都是“变繇”筮法，可得到“某之某曰”的那种称法，即得到某一筮例里的某一繇辞。但人们会说，难道这十个筮例在起卦时都出现的是一繇变吗？当然不会，只是在于人为的规定。假如规定起卦时，见有“六”或“九”数是“变数”，就知道在“数”转换成卦画符号时，也就知道一卦中某繇辞就是“变繇”，以变繇辞做为断卦的占辞运用。那么在起出一卦，即通过“三”、“六”十八变得出个揲蓍之数时，如出现是二个以上的“变数”，即假定出现了三个变数，那么就得出这一卦里的三个变繇，是否要以三个繇辞来推断所问事情的吉凶吗？而《左传》里的十个筮例，却是以一卦中的一个繇辞来断吉凶，都是称“某之某”(如“观之否”曰、“屯之比”)。这就在于若出现了二个以上的“变繇”时，并规定以最先得出的一个变繇，或是最后的一个变繇，做为断卦的占辞，就把一卦中出现二个以上的变繇这一问题给解决了。而不会在起出一卦时，出现四个变繇，而说：“遇观之益，观之涣，观之渐，观之否曰”。若在起卦时得出是《观》卦中多个变繇，而按筮法规定只取一繇辞为占断辞，就得出是“观之否”，那么就会说：“遇观之否曰：是“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所以以春秋《周易》文本筮卜，若想得出某卦里的某繇辞，就只能是“变繇”筮法。
如占出《乾》，若是第四繇、第六繇是“变繇”，即《乾》变《需》，若说《乾》之《需》，这只能是“变卦”称法，即有《乾》卦符号变出《需》卦符号。而《需》不是《乾》里的“繇题”，即春秋《周易》文本里《乾》中是没有以《需》作繇题的。这就是说若出现两个以上的“变”画时，所变出的另一个“六联体”的符号（当然也就知道这个“六联体”的符号是六十四卦里的某某卦）就超出了春秋《周易》文本的每一卦以六个卦名称做繇题的范围，只有取一个“变”画时，才不超出春秋《周易》文本里的每一卦六个卦名称做繇题的范围，也就能得出春秋《周易》文本里某一卦里的某一繇辞来。正是春秋《周易》文本作为卜筮起卦的局限性，才有卦名称为繇题的“繇式《周易》”再一次改造成以“六、九”为爻题的“卦爻式《周易》文本”。即今本《周易》就解决了起卦时出现两个以上的变爻问题。
若以春秋《周易》文本来卜筮，若起卦时出现两个以上的“变”画，就得规定二个以上的“变繇”出现后，只看最初或最后的“变画”确定为“变繇”，也就得出某一“繇卦”来断人事吉凶。假如筮出《乾》时，看最初的“变”画是第四画，而《乾》里排第四的繇题是以《小畜》称之。那么就得出《乾》里的第四繇辞是本此占筮所得的占辞了，那么，就会说：筮之遇“《乾》之《小畜》曰：‘或跃、在渊、无咎’”。若按规定以筮出最后的“变画”(由筮出的变数即九或六来看第几画是变画)对应的繇辞来断吉凶的依据，那么就是 《夬》，也就会说：“筮之遇乾之夬曰：亢龙有悔”。若起筮时是个没有变数的卦，如起筮得《乾》而无变数，就按《乾》的画符号的八卦取象或结合其“卦辞”来断吉凶，也就会说“筮之遇乾之八”，表明筮出了一个无变的卦。那么，这一筮例中出现的“八”说，是不是代表没有“变”的卦呢？
这一筮例里的“八”，既是指筮出一卦是个无“变”之卦代称，也不能当数字“八”理解。这一筮例里的“八”，既是代表筮出一卦里不变之画的称法，又是指那个不变之画的写法。
对于这一筮例中出现“八”的说法，已在另着《周易》哲学解读一书中的“《周易》文本说”里有详细的解说，故此处就不再做详细的解释了。
这一筮例若按“变卦”筮法，在起卦时，由“本卦”变出“变卦”，那么这一“变卦”会在六十四卦里得出某一卦来，这就会超出春秋《周易》文本以六个卦名做为繇题的范围，若想得出本卦里的某一繇辞，即“变卦”的名称而超出了本卦里的繇题卦名称，似乎就难以得出所起出一卦里的繇辞来。所以“变繇”筮法，只会在起出某一卦里的六卦画中看变画，就得规定出只取一“变”画，也就超不出春秋《周易》文本里的每卦里的六繇题之名称，也就得出所起出一卦里的某一繇辞了，即某之某曰的定式。以春秋《周易》文本占筮，以所谓“变卦”筮法就超出某卦中六个以卦名称做繇题的范围，但以“六·九”爻题的《周易》文本，就可以用“变卦”筮法，并通过老阴，老阳为变爻，由“本卦”变“变卦”，就不局限于一卦里做繇题的六个卦名称了，相对就方便的多了。不过以春秋《周易》文本卜筮时，若起出一卦时，出现有两个以上的“变”画，但只看所“变”之画的繇辞是何，而不“变”出“变卦”，以所起出的卦象和所“变”的繇辞相结合而联想、比附所问人事的吉凶一样是行得通的，这是一种方法。即使起卦时出现两个以上的变画，而变出的所谓的“变卦”，一样以所谓的“本卦”里的所变之画的繇辞以及结合所谓的“变卦”的卦象来联想、比附所问的人事吉凶，这又是一种方法。正如这一筮例的记载，太史就是以由《艮》变《随》，以所谓的“变卦”《随》之字义来比附吉凶的。而穆姜也是通过所谓的变卦《随》里的“卦辞”，即“元亨利贞，无咎”（这也似乎表明“变卦”筮法，得不到“繇辞”，因这一筮例虽得到《艮》卦，可不见以《艮》卦里的某一“繇辞”来断吉凶，反而用变卦《随》之字义及《随》卦里的卦辞来解释所问事项的吉凶）来解释自己的行为结果的。这就叫“筮无定法”，本来卜筮问吉凶是一种巫术迷信，没有任何科学的道理。
而这一卦例出现的“艮之八”，“是谓艮之随”的说法，就是一个“变卦”筮法。“艮之八”里的“八”并不是现代“易学”上所认为的是指一个不变卦的说法，若“八”代表的是一个无变的卦，那么这里就不能说是“是谓艮之随”。因由《艮》到《随》，是有《艮》卦画符号出现“变”化才能“变”称《随》卦画符号的。即所谓的有“本卦”的“爻变”所变出“变卦”。我们看《艮》卦画变《随》卦画：
《艮》卦画
一×
八×
八×
一×
八o
八×
(注:X记为“变”画，O记为“不变”画)
《艮》卦画通过“变”画变出《随》卦画
八
一
一
八
八
一
这《艮》变《随》，是要由《艮》卦的第一、三、四、五、六基础画符号的变化，即出现了五个变划，才由本卦变出变卦《随》。那么此卦例说的“艮之八”，跟着太史说“是谓艮之随”。这“八”说被认为是无变卦的称法，可跟着说的“艮之随”，又是个“变卦”，这岂不矛盾么？笔者意为此卦例的“艮之八”里的“八”说即不是代表“不变的卦”说法。而是指卦画符号里的一个基础符号而言。那时卦画符号里的两个基础符号的写法是“一”与“八”（或“∧”）。其一的符号写法像数字“八”，卜史可能当数字“八”来理解了。如上《艮》卦在起卦时得出“六联体”的卦画符号时，其中有五个要“变”之画和一个不“变”之画，那个不“变”之画就象“八”字，这就“艮之八”说法的来历。
这一卦画符号唯第二画是个不变的画，筮者说：“艮之八”，这是筮者看到的是《艮》卦画的第二个基础画不是“变”画，就随口说出“艮之八”，而太史解此卦时，一看起筮的排演过程，六个划道有五画是“变”画，也就随口说出“是谓艮之随”，太史是把六十四卦画及名称熟记于心，一看起出的《艮》卦画里记有五个“变”画的记号，就立刻想到五个变画变后就成了《随》卦符号。也就脱口而出说：“这是《艮》卦变《随》卦”，这样此卦例中的说法，也就解释得通了。卜史也正是通过《随》字义来解卦了，而穆姜则是通过《随》卦辞义来解释她认为的道理。并且《国语》里有三个卦例，其中有两卦例中就出现了“八”说，但那些卦例中的“八”说，则另有说法。
《左传》里的筮法，是筮无定法，在筮法上肯定是制定不出一个什么标准的。史巫是看哪有利，就按哪种筮法和说法来为主子解卦。这是从《左传》里的卦例所看到的。
此卦例的解卦上，太史只是按变卦《随》的字义来解释所占问事项的吉凶。认为“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反而穆姜，却能以《周易·随》中所谓的卦辞“元、亨、利贞、无咎”字义上做出一凡义理解释，并真对自己的行为对照，认为自己应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宁愿死在东宫，是自己应得的结果。穆姜不是从“卦”上看出自己的吉凶，而是从《随》文中文句的含义对照自己的行为做出的分析，这倒比史巫的行为理性多了。
而对于这一筮例，虽是一个“变卦”筮法，与春秋《周易》文本并无矛盾，即不是由此一个“变卦”筮例，就否定有春秋《周易》文本的存在，卜筮本是个筮无定法，换言之，算卦上本没有什么一定之规。以春秋《周易》文本一样能适应所谓的“变卦”筮法，只是适应所谓“变卦”筮法时(以两卦符号八卦取象式字意附会吉凶)，而得不出“繇辞”去比类附会的筮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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