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之最者，合知情意之韵，亦通史学三长也。诗以言情，文可言事，情韵相生、文理兼备，纵不为至品，亦乃一时绝好之文章。文之所知，乃眼界豁然之识，亦史学之识也。情者，文之蕴神处，交融而感意，明作人触我之心，此文情也。文何以贵？其意也。意通义也。经典之所以传世，皆备此三才也。知文章之条理，而不敢乱其文法，读古今之书，而不敢轻薄其文章，亦不轻议其文家者也。此文知亦文德也。情蕴文章之中，深思方以晓味，或以生悲，或以乐，通文笔墨之遥寄，故以情也。意即文境之触，知人生之处也。然今文学，究是先天不足，又加以文学二字，多倍身价。古之所以贱小说，一曰简，二乃乱人心智，明清之所以小说家名讳不详，皆以如此。通诗文者，贱词也。词者，贱戏曲及小说也。秦汉多以散文，情理兼备，汉赋多以张扬、好癖古字，不离刻雕，未有自然之色也。观其文字，多为富丽，好似铺张，六代骈体，四六遥对，含韵重其雕饰也。惟文盛乃宋之散文，为千古之绝。其诗者，情韵也。读诗可以怡情志，读文而知情理，文章之所分，皆韵文也。小说，即文字繁多之弊，又是以商业之所与兴，若以传世，诗与小说，诗必传之後世，小说弗与。小说虽具知情意，然文字与诗相较，弗如远甚，故可言诗乃文学之最。文学之所分者，即境界也。雅之未可见俗，俗之未敢道雅，今以俗称雅，真无识也。

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实之，词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检之。此经、史所兼而有之者也。虽然，经以道、法胜，史以事、词胜。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经非一代之实录，史非万世之常法，体不相沿，而用实相资焉。”切论於所言之，实相资用，合乎文者，协性於共一，而其万古而用也。文体所变，意传千秋万世，此代代人之所继也，或乎所论者，史之事义，非经也。起讫上古三代以来，经者，王官之学也，诸子裂道所分之，後世以儒为经，而尊千古，此经术乱其道心也。史之所道者，乃贯千古之变，衡人善恶，若以论经史，则兼齐之，经即义也。然注疏之学，一注解题，再注之而注，妄论夫子家门之说，此经学之所以贱。经疏之学，实有贻害千古之嫌。夫观乎词章之学，以楚汉为体，骚赋荡乎情，而文体似始定也。察诸子之文，或以诗文，诗多为四言，文则不拘其形式，为自然，读之美矣甚哉。自秦皇定宇，楚汉相争，骚之流变而赋也。赋者，富荡而摇丽也。子如、杨雄之所赋者，多以僻字铺张而开，文气甚弱。凡于作文者，中上者，必有文势一贯而下，此文气也。五言、七言之所始，似东汉之时，其考所者，为李陵、文帝之词，然必出乎於前，而绝非此二人所始也。其李陵诗或乃後人伪造，而文帝之诗，尚有父风，无怪乎诗品所道：“曹公之诗，甚有悲凉之气，丕，睿亦三祖也。”余曾观启功之书，论其诗稿一节，言诗所变或出於乎骚体，其去兮也，六言、八言且如此耳。或因致此说，然诗体之流变，尚无定论可言也。魏晋多作骈体，乃文早熟之象。历时越久，越精采雅致。然观其所文，刻意过甚，韵兼备之，且多带典，故多失其文势也。六代隋唐之文变，修史多乎於此，乃时文之盛也。而骈文之不易作，散文又不拘流变，以气起伏，故後世多以散文为宗也。时之待後，文辞多变，观上古秦汉之文，多为单字繁意，自魏晋以来，双字一意之词多矣。宋元以後，为骈文者，少之又少，此一因也。其二，观唐宋之文，唐之以前，多含古意，且句式未如今也。宋後至今，一贯乘之，凡受教育者，从宋及今其文者，多明其意也。综而言之，骈文偏作，散文贵气，此皆文体之证现也。

就的而言；经史子集者，乃一体之变，皆文字蕴其意也。何以经史由贵？子集非乎？史即事也。经即理也。子乃智也。文乃情也。夫以四者，实一江之水而分诸也。史未尝不能说理，言之智也，蕴之情也，明於道也。夫此外三者，何所不能也。盖天下学术之流变，皆简而繁，繁而多纷，得以攘攘而涌也。此文事资用，体循而变，非古非今也。其体之所流，而情意非之随变也。意者，所以传千古济後世。文学之所道者，文意也。从古由今，文意未可与绝，文道焉可绝乎？今及後世，必有为其文道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