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史人者，有二途可寻，一曰专精，二曰会通。精之一门，未知全貌，博之一途，知全貌而不察精微所处，是谓专精之於会通，其术易得也。夫会通之道，合百家之术以归一，汇百川而归海，以一人之力，廓括古今，辩之情理，考其名实，以史通之，实不易矣。史以疏通知远、明事问道为之心，为史学之义。夫史者，千古绝途而难闻矣。自夫子以下，史迁继之，而百代之下，未不知何人也。刘子玄析前人之书，诋其史法之过，甚至夫子，以罪其史法也。自汉儒而下，诋儒者少之，然子玄攻之，独知其道也。实斎不以子玄为尊，别开一家，独贵史意。史法为器，史意为道，是以道器合一，明之於器则道闻也。
昔刘子玄道：“史家俱学才识之三才，遂可信也。”诚语如是，马迁之做史记，情理兼备，然考人物事蹟，多误後人。魏收作魏书，千载之下犹称秽史，是以史识之能，乃史智也。学时稍长，即识天地人之理，然史才独善之也。史才者，非文采也。史文之于文采，乃求真求确，非文采之摇荡，偏乎情理之外，史文重质非情也。唐书所载：“恪，隋炀帝女所生也。”一言明乎褒也。然之情至此而止，不可再也。史文之质如此也。夫史者，具学才识，审其理，断之其人，明乎古今之变，天地於我共一，抱史志合乎心，而一以贯之，则情理犹明。夫子作春秋，明乎褒恶，以讽君王，正世风也，然夫子之能如此。而史迁括天人之道，而撰史记一书，乃纪人情，观天地作书，是以本记、列传、世家、书、图之并举，乃体大思精之作。史迁之于夫子，史识之智过也。郑渔仲其二十略，独善之，其开前人未有之境。章实斎，以六经皆史也，而探古今，是故史学之识，乃因时而长，後之胜古，乃常事也。子玄所论三才，实斎以史德相举，乃史学之基，亦乃史道也。德，国之重器也，国若无德，则国不可久，昔司马氏之乱天下，晋帝而曰：“晋室得国如此，晋祚安久？”一语如是，自魏晋以来，六代以下，论之司马一朝，无人不诋也。夫赵宋一朝，文化犹胜，而武功不振，故多以陋宋为其名也。太祖夺周天下，以欺孤儿寡母，然宋终之时，亦复此耳！左传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终。”其言不诬也。为德之有天下，而正也。其德之不正，纵天下之於我手，後世必以耻也。夫国德如是，人德亦如，君子之求财，乃取而有道，非小人之智而独愚也。然世以小人之行径为行法，君子之德弗为，是以社会越举贤人，而仁义之道越不存矣。
史之於德，乃云史事之真，後学而考其事也，若无史德，焉得流传，魏收所作之魏书，真乃秽史耶！非也，魏收做史之时，世族林立，帝王以言难收，常言做史乃为後世所书，方可无有曲笔。收因时势，史文潜於字义之中，故千载後收书亦为传世。左传曰：“郑伯克段于鄢。”其一克字而义出矣，郑伯弗兄之德，段不悌也。又以史文之质，不简焉见史识。刘知几所言做史者，具学才识之三才，章学诚以史德相举，余则言之史情，会通五才者，做史方确，真性情也。何云史情也？人之无情，未所闻也。凡为人之父母，为之子女亲朋，未不免有好恶之言，凡举文者，蕴情乃为至文，然史学亦为人之创，何况乎治史者，绝情观书，尚有何义。史之于情，乃於人也。史事即人情，人之所误，事则误矣。案刘知几谓史学三长，曰史学，无非学史之时而得之所物，史识即直笔也。才乃做书之能。夫此三才者，千古所载，何乎云得史学之法也。章学诚即以史德相抵，言史学之人，先具史德。
然余何以史情以相举也？
人之记事，案之记言或以记事，史之所载，盈天地之间，无所不包，马端临所论史，不过治乱兴变，典章礼仪，二者也。动静相合，史之所变也。然人之时间，之於空间，之于人生，何不发感慨而之书也。马迁之史记，流乎于情，方以动人，所谓无韵之离骚，本乎於情也。史家之见於义，辩之人物，观其事蹟，若不生情耶！书此人物，何不生情耶！即文字之於义，情理相合方为至文。然史情之史文，流落片刻即也。观史记之书，深情之语比比如是，与汉书之谨严，失之甚矣。史情虽具史文之精妙，然史事求实，不可云乎情，史情之所为历代史家之所弃也。史家载之人事，幽深处发以情即也。史情乃为史之义也，亦为书之人所发情也，或遥寄百代之後世，或思当下之是非，观天地之阔、江海之竭、风雨之荡、人事之变。上寻百代之故事，考百家之典籍，案以文字，一一记之，页页书声，黑白之间，孤情作书，点点灯火，字字泣血。观人物之生死，发乎情也。载古今之变，发乎情也。盖以自序书史之旨要，後世何人观此书也。皆史情也。史书之于史家，即义也。作书别於本纪、列传，典章礼制，染情而书之，文字虽以平易，皆乃史家孤语也。凡大史家者，即一人之力而撰书者，应具此史家五才，乃能做史。及史书之成例，曰通史，曰断代史，曰编年。其通史之作，乃最艰之事，断代史因表一代之兴亡，亦为难事，编年乃纲目记事所作，少载典志，成书稍易也。宋作资治通鉴，以三晋分家为纲别之，然典章何在？马端临以通考补之，遂为一体之备也。以一书括古今天人地理之事，其史法莫不而循也。史之於法，乃人事、典志二略相袭，千古以来，史书成系未见全备而明目者。前人所书者，惟资治通鉴、文献通考较善，然非一书之成系，亦憾也。纪传体分割各篇，虽明之於书志，然人事难考甚矣。自李唐前，惟左传为善，自後史事专确，不为前人之怪诞也。
史迁之书、班固之志，六代因循而下，杜佑会编一体，专事典志，其又别之以统系，名人之于後，而不敢乱法也。然人欲之不足，而致天下之欲盛，是夫天下之兴亡，会於之一体，而所亡也。史所别故事，乃因史而鉴之人事，古今不一，人性未变，何不所鉴也。天下之事理，乃因循前人之故，非虚空而生，史家之言，非乃当世之书，乃为後世而作。史迁继父之业，因别前人，观世本而成一子之书。固采迁之体系，易书改志，以断代为记，别为汉书。盖以两书相抵，迁以本纪、世家、传为表人物事，书则以记天人，固因循而法，徒改书为志也，其学术之源流又取於他人，又怪乎郑渔仲所诋：“班固毫无学术，专事剽书。”然史法之由前人，後人因时而致异，战国史乘不啻百家，少见通史之例，而司马氏而作之，班氏见无一朝之断代，因列汉书。刘知几见无人考史书之源流，辩学术之旨要，因而作史通，郑樵因列通志二十略，而独善之，故又开一层面也。故前人之不及者，後人常以别之，而成一家之述也。自魏晋以下，世重断代，少为通史之论，赵宋以後，偏重通史。今别史书之备，不出前人规模，然今史籍之繁，以一人而撰通史，乃为绝线之机，非大史家所不敢为也。惜哉！今之史家者，无一人可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