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作三书，而改易者三，今日之由确也。其两书《江渝记事》、《江渝笔记》，为我文心之根本，不可弃之，现将《江渝笔记》改成《刘诚书文稿》，以专作诗文，有所得之、有所记之，即与书焉！此文稿乃我学诗学文之根本，此稿我一生所记也。

夫诗文者，为文之大也哉！余知此，何不为乎？今由确两书之书名，後不再改，而皆以功用矣。其时，余非贱白话而专尊文言，但今白话之发展，实难以与目，又我国文化之精粹者，皆在诗文，若余不以诗文为志，其白话之於我何哉！况今人之白话，大多洗染西人之文病，文既不能以文，白亦不可与白，而强弄之别体，若此作书，非余所能为也。

近来因困於经济，故此一二日便去职也。虽我之不喜於贱职，然今无能於它职，况社会之逼人而难自保，若不自强可为何哉！且夫今世之虽无饿死之患，然若无钱利，则寸步难行，其喝水、吃饭、行走等皆要钱，若无之於职，何人养乎？犹以当今，房贷之欠二十余万之多，其又父母之逼我婚姻，金钱之流毒，其害甚矣。且夫当今以金钱为作人之第一要物，诚不知此念从何而起，若人无道德，纵钱利积之於如山，其何然？不过得无衣食之患？而精神之失可谓甚矣。今之所以多乱淫，而人皆乏累尽所不堪，皆因钱字所病矣。若余能解钱利之弊，何至於学文作书，行而不行，此皆缺钱之病也。若今再为之，当不可以失矣。日所恒也。希冀余之所思，能得其果，若不然，终身为世低下，而文学一途与我绝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