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皇帝，李嗣源能把这么小的小事放在心里，说明他是惦念着老百姓的，能为这些苦哈哈们做一点好事就做一点。

能作小事，肯定更能做大事。

这些大事都是硬货，也很具体，可以称之为操作细则。

各地军队就近补给，节省远途运粮消耗；

免除百姓夏、秋两季的赋税；

节度使、防御使一年之中只能在元旦、冬至、端午、皇帝生日四个节日接受贡奉，但不得聚敛百姓，违者严查；

刺史以下不得接受贡奉；

选人用人文书不得涂改，遇有涂改情况，着重审查，有违规者严肃处理；

…………

类似的规矩还有很多，除了这些之外，李嗣源把之前大唐的典章制度去粗存精，延续了下来，制定了一整套行政制度。

制度制定好了就要选人用人，选人用人的最高境界就是把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位子上去。

这次被重用的人是郑珏、任圜。

郑珏有文才，任圜是干才，两个人都被任命为宰相。

而任圜更进一步，专判三司，主管国家财政。

这是一个繁忙的工作岗位，容易让人呕心沥血，需要有大责任心的人来担当。

任圜正是这样的人。他上任以后忧公如家，简拔贤俊，杜绝侥幸，一年之间就使国家府库充实，军民安定，朝纲粗立。

牛人啊！国之干城是也！

然后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问题。

我们知道李嗣源是个文盲，文盲就文盲呗，之前是战场冲杀的猛将，目不识丁也就算了。

现在做了皇帝，你要看诏书、决事情啊，不认识字怎么办？

这是个问题。

李嗣源想了个办法，自己不是不认字吗，让认字的人来读！

但这个人不能是一般人，必须是自己最亲近的人，一来涉及军国大事，不能不慎重；二来自己身为皇帝，还真丢不起那个人。

他又不能去亲信宦官和伶人，后宫干政的路子也被他给封死了，选来选去只剩下朝中大臣。

而大臣之中最受宠信的就是安重诲。

没得选，就他了！

于是乎，安重诲平日里又多了一项工作——为皇帝读奏疏。

时间没过多久，问题出来了。

安重诲在学识方面虽然比李嗣源强点儿，但也强不到哪里去，如果说皇帝是文盲，他也就是个小学文化水平，奏疏里那些之乎者也的文字他也认不全。

这可咋办，皇帝和头号大臣都是这种水平，真是千古奇闻了。

这里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多年乱世，士大夫阶层已经被消耗得差不多了，读书人现在是稀缺物种。

没办法了，皇帝不识字，安重诲老是识白字，那就只能再找别人了。

安重诲向李嗣源进谏：

“老臣我以忠实之心侍奉陛下，得掌机要，到如今也只是粗略地通晓事务罢了（先为自己文化水平低开脱）。像那些古今惯例、文字事务，都不是臣下能应付得来的。为今之计，应该效仿前朝侍讲、侍读，近代的崇政院、枢密院故事，遴选文学之臣来以备应对。”

说白了就是甩包袱，这事儿我老安做不来，你赶快选那些肚子里有墨水的人来干！

于是乎后唐明宗时期设置了端明殿学士职位，首次入选的就是翰林院学士冯道、赵凤。

这就有点后世内阁大学士的雏形了，不过现在的端明殿学士职权并不重，跟明朝的内阁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这些人还是可以给皇帝提提意见，指导一下治国理政方针的。

特别是那个冯道，作为唯一一位能够贯穿五代的朝廷重臣，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侍奉过从庄宗李存勖开始到后周世宗柴荣之间的十位皇帝，期间一直位列三公、三师之位，简直就是典型的官场不倒翁。

古中国的人臣推崇“从一而终”，这跟对女子的贞洁要求是相通的，在守节这一方面，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是有洁癖的。

这个洁癖还是群体性症状。

你看看人家张宪、元行钦，李存勖一死，人家跟着就死了，这就叫从一而终，人臣典范呐。

再看看你冯道，死皮赖脸地侍奉了十位皇帝，你那厚脸皮是怎么磨炼出来的？

后世文臣对冯道基本上都是众口一词的谩骂之声。

欧阳修骂他“不知廉耻”，司马光更厉害，斥责其为“奸臣之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