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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章 墨家复兴(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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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应星、毕懋康听到胡子睿引用了墨子的原话,不禁惊出一声冷汗,原来在春秋战国时期“威名赫赫”的墨家学派,在汉武帝“废除百家、独尊儒术”的统冶政策影响下,逐渐衰落了下来,此后一千多年的时光过去了,墨家再也没有向春秋战国时期那样兴起。他们心中不禁泛起一个强烈的疑惑,难道沉寂千年的墨家,真的会在胡子睿的大力提倡下复兴么?

宋应星、毕懋康都自认是孔孟门徒,可是胡子睿居然让他们去读墨子的书,要知道这可是可大可小的事情。

墨家作为完全可以颠覆儒家的大学派,有很多学说,其中主要的有“尚贤”、“节用”、“重视民生”、“工匠精神”,这些学说。

儒家学说讲究家族宗法、尊卑等级,在用人上讲究的是血缘、姻亲关系;墨家学说则提出要“任人唯贤“,墨家学说针对宗法制度下“任人唯亲”的现象,提出要选拔官员要以德才兼备为标准,而不是以出生、权势、血缘、姻亲关系等等为标准,讲的是德才兼备者上、无才无德者下,这样才能达到公开、公平、公正,否则就会给“别有用心”的人以投机的机会,造成一个人做了官,和他有关系的人也都跟着得势的不正之风,魏阉之所以能形成遍布朝野的阉党,正是这种不正之风的体现。

鲁班是墨子的同乡,又和墨子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是墨家精神的杰出代表。鲁班为了让人们能方便地打扬谷物,加工粮食提供了便利,发明了滚、碓、碾、磨等工具;为了让人们改善居住条件,制造了斧、锯等等器械;为了让人们出行更方便,鲁班打造了车、舟等这些交通工具,以上种种都充分体现出鲁班重视改善民生、不断创新服务社会的精神;

儒家学说的代表人物之一孟子虽然也讲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在实际操作中,因为儒家森严的尊卑等级制度,往往流于形式、空谈。

墨家学说不光是发明创造,还重视器物的质量和使用效果;墨家学说特别重视规矩,强调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墨家所说的规矩具有普及性,正所谓“王子犯法,与民同罪!”

儒家学说的代表人孔子在《论语·子路篇》中记载了一个小故事,孔子有一次出游到了叶邑,叶公家离孔子住的地方很近,家养的羊被孔子的第子曾点做成了烤全羊给吃掉了,叶公明明看到自己的羊在孔子住的地方出没,怎么会突然不见了呢,于是叶公找到孔子的第子曾参询问,这个曾参就是曾点的儿子,他也吃了羊肉,现在叶公找上门来,他不知道该怎么答复,于是便去找孔子询问。孔子却说什么,你是曾点的儿子,你应该帮他隐瞒,不应该去揭发他,要把真相放在心里就可以了。这个小故事代表了儒家学说在这个问题上与墨家学说“截然不同”的态度,

孔子的这种做法并不是偶然的,儒家学说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亚圣--孟子在《孟子·尽心上》篇,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孟子的弟子桃应曾经当面询问过孟子一个问题,当年虞舜执政的时侯,虞舜的父亲瞽瞍(相传是个瞎子)误杀了人,这件事被当时的法官皋陶知道,皋陶一向以严格冶法而闻名天下,马上派人把瞽瞍给捉了起来。

桃应请问孟子,说假设你代入到虞舜的角色里,你会怎么办,孟子说我会选择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偷偷地潜入关押瞽瞍的监狱里,把他救出来,然后再找到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从此就和瞽瞍一起隐居下来,再也不理国家大事。

纵观孔子,孟子的做法,就是把所谓的孝道凌驾于公义之上,为什么儒家学说会如此看重孝道呢,因为孝为儒家学说赖以生存的宗族礼法制度根本,而墨家学说所提倡的则是法冶社会的公正、公正、平等观念,儒家学说、墨家学说两家选择的道路完全相反,决定了中国历史的不同走向。

一个只重视亲情、宗族、礼法而突视了社会公正的社会,固然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兴盛,但很难延续和发展下来。纵观儒家掌握统冶地位后的中国历史,虽然也出现过一些所谓的盛世,然而往往而被无休止的家族内斗给终结,这就是儒家学说的局限性;

墨家学说也注重理论的总结和提高,重视科学技术的传播,以上的这些对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国君和民众来说,都有着足够的吸引力,所以,在那个时代,墨家学说是足可和儒家学说相抗衡的。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当时比较流行的学说“林林总总”,但有代表性的是以儒、法、墨、黄老四家为主。

墨家学说、儒家学说上面说过很多了,不再复述,以下重点说下法家和黄老家:

法家和儒家是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法家提倡势、权、法三者结合,来实行富国强兵之目的。指的是帝王通过独掌军政大权,稳固政权,推行法令。在中国古代,“外儒内法”,“儒皮法骨”是每个儒生都心知肚明的事,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通过在秦国变法,使原本在七国中实力最弱的秦国,一跃而成为最强大的国家,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秦朝灭亡后,汉朝全面继承了秦的法律制度,汉宣帝就曾经对汉元帝刘奭,教授过冶国之道:“汉朝皇帝有自己的冶国理念,应该把法家的思想和儒家的思想一起运用,怎么能够只有道德来教化呢!”

汉宣帝实在是个明白人,一言道出来儒家的局限性,就是用道理来绑架社会,又喜欢“厚古薄今”,“高谈宽论”;以大历史观来解析中国历史的专家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里也指出,大明王朝存在的致命问题就是没有技术手段来实行数字化管理,光靠一味的宣扬道德是无法管制好当时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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