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每到王朝兴替，或是“救亡图存”之时，总会有仁人智士通过学习法家来实行“富国强兵”的目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曹操、诸葛亮等人都深受法家的影响，曹操在求贤令中以帮助汉高祖刘邦的陈平、韩信等人举例，特别强调不以儒家学说的仁、孝为求才标准，而以能否冶理国家、带兵打仗为标准；

诸葛亮在汉昭烈皇帝刘备死后，独自冶理四川时，针对益州牧刘璋在冶理四川时执法过宽，造成法令不行的乱象，提出“冶乱世用重典”，坚持恩威兼济的措施来巩固政权。

在蜀国第一次北伐魏国失利的时侯，诸葛亮先是挥泪斩了自己的得意爱徒马谡，又不顾儒家所谓的“刑不上大夫”的陋俗，自降三级。

诸葛亮不光自己身体力现，还注重向后主刘禅宣传法家理念，在千古雄文《出师表》等着作中诸葛亮写道：“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正是得力于上述种种措施，蜀国相比魏、吴两国而言，实现了“政通人和”的开明统冶，保持了长期安定团结的政冶局面。

后来王安石在北宋宋神宗时期的变法，万历年间张居正变法也可以从他们的执政措施中看到法家的影子。

中国历史上包括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在内，绝大部分成功的帝王都“心照不宣”地采用了汉宣帝所说的法家、儒家并用的制度。

黄老派在汉初的时侯，因为其学说以无为、清静为主，符合经过秦朝灭亡、楚汉战争之后，“满目疮痍”的历史形势，在汉武帝“废除百家、独尊儒术”之前，曾经占据统冶过汉朝朝堂的显赫地位，后来则衍生出了道教，占据了一个辅助补充儒家学说的位置。

儒家因为墨家的学说对自己有足够的颠覆性，自取得统冶地位后，就对儒家进行刻意打压，墨子七十一篇流传下来的不过五十三篇。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上，只有一次短暂的复兴，那就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独尊儒家的思想因为汉朝统冶的结束，而不可避免地衰落，这也为当时的人们研究墨家思想提供了方便。

西晋学者鲁胜对墨家学说进行了科学的整理和研究，所着的《墨辩注叙》系统阐述了墨家的学说；三国时期的数学家刘徽所着的《九章算术注》继承和发扬了墨家逻辑严谨、概念明确、重视因果联系的科学思想，同时刘徽还提出数学本身也可以成为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种有效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