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侍郎征战颇多，对于列国的见识应是比祁然多，但将军只看到了表象，却没有仔细分析列国情况，祁然不才，愿意说出自己的总结。

我大燕周边之国林立，大者有南平、楚、波河、南越等，小者有高昌、新沂等，其他不足虑，唯南平、波河与楚可以与燕相提并论。

楚国三百年，疆域辽阔，物产丰饶，然全国自上而下形成贪腐之风，劳民伤财，耗尽国力，多年不战忘战，才不如我。若能雷霆整顿，以楚国底蕴深厚，根基之大，未必不如我；

波河草原之国，教化未开，人皆生有狼子之心，勇猛非常，然居无定所，随水草迁移，天灾又多，民不聚力齐心，才不如我，若波河不是处于此等地形，未必不如我；

而南平要强于我，且并没有我说的以上种种问题。南平人多地多，与我燕国虽有交战，却不恋战，次次不以攻城略地为目的，只为消耗我军的耐力与精力，甚是可怕。

刘侍郎不能以偏概全，只看到我国与他国共有的问题，而看不到他国强于我国的地方。看到长短，放在一处比较，取长补短，才是正途。”

刘季友闻言无所应对，只得坐下，晃晃无神。

一直观察着对话的吏部侍郎许埘坐不住了，接替刘季友发难。

“祁令所言，杞人忧天而已。我大燕自太祖太宗皇帝仗剑开国以来，一直奉行立国国策，几乎不曾更改，由此，我大燕得以享国长久，直至今日。若我大燕真是祁令口中那般不堪的样子，如何能延续至今？端生认为祁令想法过激，初心是好的。”

“许侍郎所言也是有一番道理，若我大燕政令不行，何以能到今天？可侍郎似乎将孝宗皇帝的新政抛了出去，视若无睹啊。祁然认为，我大燕能有今天，除了太祖太宗皇帝的丰功伟绩之外，便是孝宗皇帝二十年新政的功劳。

百年前，燕国并不强大，孝宗皇帝推行变法，才报住了风雨飘摇的江山社稷。孝宗皇帝新政是在原有国策的基础上加以补充，使之更强，后世所秉承的国策其实最终来源于孝宗皇帝。由此看来，治国治民不必非得遵从古道，利国利民即可。”祁然道。

“听祁公的意思，是要效仿孝宗皇帝一朝的新政，来修订本朝的新政？那便请祁公与我等说个明白，如何修订，几条几章。不需多做些无用的解释。”

祁然听到有人问了想说的问题，十分高兴，终于不用兜圈子了，满心欢喜地看向那人，不是别人，乃是门下侍中沈泉烨，在武宗一朝就已经身居高位的寒门之子，唯此一人而已，祁然对待比自己大些的沈侍中一直比较敬重，两人因为同出寒门，私交也不错。

祁然道：“燕国弊政大致如下——良田不足，民多饿死；兵役繁多，生民废业；国无存贮，民无私财，这样的燕国只会强盛一时，不会强盛永久。若要改变，须得几个变化，一整田开荒，使民饱腹，国有税收，二废除多余兵役徭役，使万民安业，燕国人口不在减少，三弃用天下各业承袭之制，使万民不再拘泥于祖业，只要合法，一切可为，四精简州县，并大存小，减少朝廷开支；五制定新法，引人向善；六开设科举，选贤任能。此六条同开，可使我大燕摈弃弊政，无覆亡之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