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一个大社会里，个体力量是渺小的，往往需要附着于一个小社群，才能在竞争中不被吞噬。

“宗族”就是华夏文明中，最基本的一个社群单位。

姓氏和血缘，成为了抱团取暖的凝聚点。

由此再上升一个层级，凝聚点则是基于地理位置及生存环境的共性，而形成的地域性共识。

比如晋商、徽商、温商等商帮的形成，就是典型的例子。

人人都知道两个人加在一起的力量肯定大于一个人。

但两个陌生人放在一起，得出的答案却未必是一，也可能是零。

一言以蔽之，任何社群的存在，都需要有个能帮助个体间达成共识的“地缘凝聚点”。

这个“地缘凝聚点”可以是共同祖先；可以是地域；可以是一段能引发共鸣的历史。

在成为“地缘凝聚点”这个问题上，宗教看起来比之其它点要更有优势。

一个宗族的扩张，需要数代甚至数十代人的努力。

但一个能满足时人某种心理需求的“宗教”，却有可能迅速传播，并形成规模效应。

比如每到一个古典王朝行将崩溃时，就会涌现于“农民起义”浪潮中的各种攀附佛教、道教和一神教的宗教组织。

又比如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帮人用“信仰”消灾解难、治病养生的各类地下教会，乃至邪教组织。

从技术上看，一神教的传播能力及凝聚力，又要高于其它宗教。

这其中尤以3.0版本的绿教为甚。

对于我们这个国家的少数派来说，无论其所保持的自身特点，是该归于民族特点，还是宗教特点，本质上就是为了凝聚自身所处的社群。

从这点来说，以宗教为标识和与宗族或者血源为标识，并没有区别。

然而，同样从技术上来考虑，对于客观上属于“少数派”的社群来说，到底保留多少成分的识别度又非常重要。

从少数派的角度来说，保有的识别度过小，将面临被多数派融合的风险。

过大甚至与大环境格格不入，那么实际在做的就是一种“自我种（民）族隔离”，并最终身受其害。

世界是多元的，多民族、多文化共存的问题并非只存在于中国。

实际上，中华文明本身的包容性，使得这一问题在中国并不算突出。

在认同自己“中国人”大身份前提下，只要不做到“自我民族隔离”的程度，民族矛盾并不会凸显。

只是“度”的掌握永远是个问题。

就从西海绿教的角度来说，为了不被周边民族吞噬，特别是多数民族。

以宗教属性来强调自身独立性的需求，将会一直存在。

问题在于，“中国认同”的基础其实是“文化认同”，这又与一神教本身的“排他性”有结构性矛盾。

这就需要彼此作出一定的妥协。

必须面对的现实是，不管此类问题出现在何地。

在多数派往往占据了政治及话语权的优势，这个压力更多是由少数派所承担的。

在欧洲一神教借大航海之势向中国传播之时起，类似问题也曾经出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