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意识作用下，学习并适应新环境，成为了中国人的一种本能。

一个群体在外谋生时，也往往会倾向于把领导权，交给群体中最有文化和学习能力的那部分人（“精英理政”理念）。

重视教育的文明基因，甚至使得儒家文化圈，东亚诸国家地区，成为这个星球上，有机会后发完成工业化的唯一区域。

最后一个原因则是地缘相近。

无论在地理还是人种、农业类型上，东南亚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都是最接近的地区。

换而言之，最起码东南沿海的中国人一定要去海外谋生的话，东南亚地区是最容易适应的。

地缘相近也使得在东南亚的华人群体，在人口上能够源源不断的得到来自中国的补充。

最终形成规模效应，沉淀出适应属地生活的社群。

然而一个社群能够在外取得成功，不仅与自身的素质有关，更与身处的环境有关。

换句话说，华人群体虽然不需要特别的政策扶植，就有机会东南亚经济生活中脱颖而出，但最起码也要有容得下他们生存发展的空间。

在17世纪的荷属东印度，这一空间是十分宽松的。

为了迅速打开局面，荷兰东印度公司不仅需要借助华人的人力。

更希望把前往爪哇各港口交易的中国商船，吸引到巴达维亚来进行交易。

应该说，荷兰人的政策是十分成功，并且是双赢的。

受荷兰东印度公司招募，进入巴达维亚的华商、华工，对荷兰东印度公司经济及城市的开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贡献了大部分的税收。

与此对应的，是华人群体，开始向介于荷兰人与土着马来族群之间的中间层发展。

除了经济以外，华人社群还需要一定的人口规模支撑，才有机会成为一个中间层。

荷兰爪哇初期，华人社群的规模效应还并不明显。

除了荷兰人在东印度群岛的开发工作，正处在起步阶段以外，还与清朝初期为封锁台湾岛，而严格推行的海禁政策有着一定关系。

1684年，随着台湾问题的解决，清王朝解除了禁海令，允许民间出海进行贸易。

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试图前往荷属殖民地谋生的华人数量，开始出现爆发式增长。

面对汹涌而来的中国人，让巴达维亚的荷兰人开始感到巨大的压力，以至开始用审批的手段限制华人入境。

通俗点讲，清王朝解除海禁之前，荷兰人对前往自己领地的中国人，持的是开放态度；现在的话，则要用“工作签证”的方式来进行限制了。

然而一如后世美国无法杜绝拉美移民的涌入一样，荷兰人同样也无法做到这点。

统治阶层的态度，对中间层能否存在起着决定性作用。

不过这点与中间层谋求的人口规模，却又存在一定矛盾。

简而言之，如果你的人口多到让统治阶层有尾大不掉的感觉，那么危机也就到来了。

在海禁解除之前，尽管对当地经济贡献巨大，但定居巴达维亚的华人不过3000人。

这一数量并不至于让荷兰统治者感到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