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将整个“契约华工”式的人口外流现象，视为一种变相的拐卖人口。

或者视为“黑奴”制度的变种并不客观。

大部分流入海外华工，还是抱着“淘金”的目的，自愿前往海外的。

“猪仔”一说，很大程度还是因为旅途、工作环境的恶劣，且需要用劳动偿还出海的费用，导致丧失一段时间的人身自由。

英国对华工的招募行为，始于19世纪末对开发马来半岛资源开发。

不过最早这样做的并不是英国而是荷兰。

161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决定将位于巽他海峡东侧的雅加达，定位为自己在东印度的政治、经济中心。

彼时的雅加达规模还很小，为了自己在东南亚的长期经营。

荷兰人不仅将马来语的“雅加达”更名为荷兰语的“巴达维亚”，二战时改回来了。

更开启了大规模的建设工作，“契约华工”群体也由此出现。

当地的马来人的劳动效率问题，是荷兰人决心引入华工的主要原因。

由于华人很早就开始在南洋各主要港口城市经商甚至定居。

精明的荷兰商人很快便做出最经济合理的决定：让中国人来帮助他们建设殖民地。

不过单纯将荷兰人的招募对象称为“华工”，倒也不是很准确。

因为大多数情况下，荷兰人并不是直接招募中国人做工。

而是把工程或者商业项目，比如种植园包给有实力的中国人做，由后者再进行招募工作。

荷兰人的这种承包式做法，使得“卖猪仔”一说，并没有提早到17世纪初。

换句话说，当时前往爪哇等地谋生的中国人，基本是没有强迫现象的。

整个过程，更像是一种基于各种“契约”而形成的战略合作关系。

比如在18世纪初，有80%以上的种植园主是华人。

这种合作关系，使得前往荷兰殖民地谋生的中国人，整体也获取了不小的经济利益。

并且在荷兰人与马来人之间，形成了一个中间阶层的趋势。

然而华人最终却并没有在荷属东印度形成一个中间阶层。

至于这一切是怎么造成的，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的。

事实上，在包括印尼在内的东南亚各地。

华人并不需要特别的扶植政策，最终都可以做到主导当地经济的程度。

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是勤奋和危机意识。

由于四季交替，高纬度地区一年当中总有一段缺乏食物来源，需要依靠储蓄来生存的日子。

同时，这种资源的相对匮乏，还会使得族群间的竞争更加激烈。

反观纬度的热带地区，则大都以物产丰沛而着称，缺干旱地区除外，几乎不用为食物来源问题感到困扰。

在自然、人文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更为勤奋及更有危机意识的温带民族，一般在竞争力上优势明显。

第二个原因是对教育的重视。

与世界其它温带地区不同的是，在华夏乃至整个东亚的文明基因中。

“知识改变命运”的观点已经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