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问题来了，前往南洋淘金的华人，是否仅用一句“大家都是中国人”。

就足以凝结为一个整体，共同应对马来人、达雅人，乃至西方列强的竞争呢？

答案并没有那么简单。

就像你不能单凭一句大家都是马来人或者JD徒的口号，就让印泥、马来合并，欧洲统一一样。

不过可以肯定的，走出国门之后，基于血源关系而凝结成的一个个基层宗社组织，是很难适应激烈的竞争环境了。

一定要坚持这样做，就将面临显而易见的人力短板。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是中国人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案。

洪门“兄弟会”式的组织关系，以及“反清复明”理念在意识形态上的优势，使得洪门的组织形式，成为了海外华人社群的普遍选择。

比如在20世纪初，旧金山据称就有90%的华人隶属于H门致公堂。

这促使身处海外的S中山在发现这一特点后，政治性的选择了加入“洪门”组织。

后者及海外华侨，在推翻清朝、建立共和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至于后世中国的政党序列中，还有“Z公党”一席之地。

说到这里，再顺便说一下，在推翻清朝之后，“恢复华夏”的口号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反过来，洪门“兄弟会”联盟式的组织理念，却一定程度使之在后来的历史中被边缘化。

在出身洪门的政治人物看来，联邦式的“联省共和”制，应该是我国政治体制重建的基础。

持这一观点的代表性人物，就是曾经与S中山政见不和，甚至炮轰中山舰的粤军将领C炯明。

后者在下野之后，在X港着手以洪门Z公堂为基础，转型成为了政党式的“中国Z公党”。

与洪门组织在推翻清朝后被边缘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在富庶且临海的S海县及J浙地区成为“M国”地缘中心后。

组织严密、执行力强的青帮组织，反而在政治舞台上获得了更多的露脸机会，虽然他们是工具。

以至于一直有传闻，常凯申曾经一度加入过青帮。

上述内容，不仅能够让我们从更高维度，看待20世纪初的那段历史。

亦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解，海外华人社团，为什么会倾向于以“洪门”思想和组织形式来凝结社群。

18世纪中后期的西加里曼丹地区，便是较早在海外开花结果的洪门式组织试验田。

也可以这样说，当时活跃于西加里曼丹的各个华人“公司”，在组织形式上几乎都可以被归类于“洪门”组织。

洪门“兄弟会”式的组织特点，同样为后世西方研究者所关注，其英文名称即为“中国兄弟会”。

之所以前面要标注“中国”二字，是因为比洪门思想在中国的兴起稍晚一点。

18世纪初，英国也诞生了一个“兄弟会”组织——G济会，并在随后的岁月里，在整个西方尤其是米国发展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