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荷兰人在条约中，提出郑方应交还“所有的公司职员、自由民、妇女、儿童、男奴、女奴”，荷方文本第9条。

但明郑方面修改过的条款中，只是言明“所有的荷兰人，男的、女的、孩童、黑人”。

以至于在最后受降时，荷兰人索要他们所有的奴隶时，奴隶并不止于黑人，被对方严辞拒绝了。这一细节，反过来证明了，在海洋贸易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郑氏家族，的确具备欧州人所尊崇的弃约精神。

最后的决战中，荷兰人能期待的唯一机会，是郑C功会在第一时间，进入乌特勒支堡验收他的胜利成果。

并且被守军所布设的延时炸药所炸死。

只是这个小伎俩，虽然在将城堡夷为平地的同时，消灭了最先进入城堡的数十名明郑士兵，却并没有带来更高层级的伤亡。

不过荷兰人其实应该为此感到庆幸。

如果郑C功真的因此丧命的话，荷兰人接下来不仅没有可能体面的撤出大员，更可能面临一场报复性屠杀。

至于明郑与清王朝隔海对峙的局面，倒是不会受影响。

郑C龙当年为整个海上集团，打下的坚实基础，以及明朝地缘遗产的存在，使得即使明郑即使失去了领导人，也不至于陷入混乱。

在后世的公司管理中，有一个着名的“坠机理论”。

评估一个企业内部运行机制是否健康，可以假设一下在面临突失领导人，比如坠机的危机时，是否还能正常运行。

事实上，仅仅在4个多月后，于1662年5月8日，郑C功便因病离世。

具体是什么病，当时并没有明确论断。

一种说法是，郑C功在攻台岛之时便已染病，入驻大员之后，病情加重。

另一种说法是，炎热气候所导致的中暑，夺去了这位明郑领导者的生命。

不管哪种说法成立，南大员的热带气候，都有可能是诱因之一。

在郑C功身故之后，他的两个继承人之间，发生了一场继承者战争。

驻守仙洲、鹭岛的郑C功之子郑J，很快战胜了，当时主政大员的郑C功之弟郑X，成为了明郑最高统治者，并迅速稳定了局面。

抛开惯常的权谋视角，我们更应关注的是，在强大外敌压力之下，明郑并没有因为这场内部战争，而被对手乘虚而入。

由此亦可看出，明郑在体系上已然是一个成熟Z治体了。

1662年2月17日，在战争中幸存的荷兰人，带上被允许带走的私人财产，离开了大员。

在这场战争中，荷兰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加上援军在内的2200余名士兵中，有半数再无机会回到荷兰了。

不过，这并不代表荷兰与大员的缘份，至此终结。

前面我们也提到过，荷兰东印度公司直到1668年，才真正放弃在北大员淡水的据点。

之所以会有这个时间差，是因为荷兰人对于重新夺回大员，还抱有一定幻想。

虽然在战争期间的“荷清联盟”胎死腹中，不过清廷主动抛出的橄榄枝，还是让巴达维亚的荷兰东印度公司高层，看到了一丝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