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罗毗荼人的空间，则进一步的被压缩，他们进入了高原地形为主的南印度。

在这个扩张进程中，原本还处在部落阶段的雅利安人，开始完成国家化进程，

并完善了以《吠陀经》为理论基础的，婆罗门J-种姓社会架构。

区别于达罗毗荼人所创造的“印度河文明”，可以将之称为“印度-雅利安文明”。

这些早期印度-雅利安国家，在公元前6世纪完成了进一步整合，使得北印度在与天朝的春秋战国，

几乎同期之时，也进入了一个，乱而有序的新时代——列国时代。

天朝的战国时代，有“战国七雄”之说。

印度的列国时代之始，在包括印度河、恒河流域在内的北印度，则存有十六个较大国家。

两个时代过后，天朝、印渡两国，都进入了统一的帝国时代。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两者在统治秩序的进化中，处于同一阶段。

天朝战国时代，与印度列国时代最大的区别，在于天朝在三代，即夏商周时，已经完成过Z治上的整合。

在大历史层面，战国时代更应该被看作，原本由周王朝强化的“列土封疆”体制，向中央集权的“帝国时代”过渡的阶段。

印度的列国时代，虽然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向“帝国时代”过渡的阶段，

但后来统一印度的几个“帝国”，统治结构却并非是“中央集权式”的。

从统治方式来看，印度列国时代，则是印度雅利安文明，从原始部落共和阶段，向君主制国家过渡的阶段。

换句话说，印度所将要完成的这一进程，其实中国在三代之时已经完成了。

客观的说，历史上大多数所谓“帝国”，都达不到中央集权的标准，或者说，从未真正进入过“中央集权”模式。

以至于用“封建”这一西方概念，来概括自秦开始，延续2000年的中央之国Z治体系，变得十分的可笑。

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因素，在于欧亚大陆的大多数地区，地缘结构开放且复杂，

很难象地处东亚的华夏文明那样，完成以血缘为纽带的全方面同化工作。

比如，奥斯曼帝国如果一定要求治下之地，全部都融入入突厥-绿教体系，

那么他们在巴尔干的统治，将几乎没有可能稳定。

印度的情况也是如此，种族上的巨大差异，使得雅利安人主观上，竭力避免与土着的达罗毗荼人融合。

由此而诞生的“种姓”制度，又反过来，进一步固化了自己内部。

以血缘为纽带而联系起来的细分统治秩序，并最终使得印度历史上那些，表面基本完成Z治统一的诸“帝国”。

包括大英帝国统治时期，内部不可避免的存在成百上千，拥有自己统治体系的邦国。

不可否认的是，纯粹从统治技术上来说，中央集权体系要更为先进，能更好的调动内部资源，降低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