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婆叫陈碧桥，我俩从小就认识，住一个村的，她在村头，我在村尾，我比她大八岁，我们那边挺穷的，是你想象不到的穷，一年到头连电都通不上，说停就停，我妈肺癌死的，就因为镇上医院设施不够，医生水平也不行，虽然说比村里的卫生院强，但和大城市的三甲医院根本比不了，我眼睁睁看着她咽气的，也许别人觉得我是个特别无情无义心狠手辣的男人，但我非常孝顺，我有什么吃的喝的都第一个想到我父母，我在村里孝顺爹妈无人不知，你们说，当我母亲是以这样方式离开我的，那一刻我多么无助你们知道吗？”

三哥捂着额头，他双肩在颤动，“后来没半年，我父亲查出肝脏硬化，后来转了肝癌，不到三个月就去世了，你们知道怎么去世的吗？是大城市医院里的大夫因为钱不够见死不救的！我记得那个大雨夜，我找村里挨家挨户央求借钱，还卖了家里的牛羊和猪，最后凑了五千块钱，我用平板车推着我父亲到了附近一座大城市，在中心医院，我连饭都不敢吃，我一分钱都没动，大夫说至少要两万块，还不算住院费，只是手术费和医药费，主刀大夫还要红包，不给就不好好给你做，伤口不缝好了，让你感几次染，铁打的也受不住，那时候我只知道生孩的产妇要给红包，沾沾喜气，没想到是个手术就要，那年我才十八岁，我就彻彻底底体验到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

我和陈皎自此对望一眼，心里特别不是滋味，三哥说的这年代，大约在八十年代末，那时候人们还没现在这么精明算计，坏的彻底，本身比较单纯，却也有太多狼心狗肺的人，大部分医生大夫都是白衣天使，这不假，可现在越来越多的白衣天使变成了黑心肝，病人手术看病递红包成了一种趋势，不给就对你不上心，谁愿意看病还留个后顾之忧呢？所以只好勒紧了裤腰带挤出来那点红包钱，少了大夫看不起，多了自己吃不消，这二三十年的发展，看病已经不只是贵了，还让人寒心。

一个才刚成年，大部分还在高中校园内上学在温室内成长的年纪，却已经眼睁睁因为社会的冷漠和人性的扭曲而失去了父母双亲，换做任何人，恐怕都无法做到不扭曲，不疯狂，不怨恨。

人之初，性本善。

我办案和辩护的原理，大多是在考虑这一点。

很多情况下，人没有好坏之分，好人不会完全从头到尾都好，但坏人也不是一辈子就没做过好事，许多在人民国家危难时期捐款的还有小偷和骗子，也有曾经前科累累洗心革面的人，但好人就一定会在这个关头出一份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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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和官员，还有老板和富二代，本质意义上，他们给人的面孔都是白的，是好的，是正面的，但他们的奢侈生活和本身对于这个社会的付出，根本不成正比。

许多人就是这样被逼急的。

当我们质疑别人人性的扭曲，却要在这时候权衡一下社会大背景，它是否给了人太多无情冷漠的一面，才将这性本善的造物主的产物变成了一个麻木的阴险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