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未说完，庞季同看到傅良涛好整以暇地看着自己，便略显尴尬地笑着住了嘴。庞季同会这么说，是因为他认为有关整容的那一个传闻，已经将犯人的身份指向了女性。既然这样，他们便可以将不相关的传闻排除掉，减轻调查的工作量。

「你不觉得这样的分析过于粗略和草率吗？」傅良涛问。不等庞季同回答，傅良涛便从桌下拿出了一台笔记本电脑，说：「之前我们从李周二人和徐宁之等人处取得的电子档案，正好现在可以派上用场。」

傅良涛将笔电放到庞季同跟前，说：「我们分工合作，逐一将二零一零年九月到二零一二年六月的电子档案都重新听一遍罢！」

庞季同想到犯人对透过手机对许静嘉进行监控，本以为这项工作安排工程浩大。不承想，却和他所想的有点不一样。

在二零一零年年末，第一个音讯档案出现之后，往往每三到四星期才有另一个音讯档案的出现，倒是图像档案较多。

直到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开始，音讯档案才有直线上升的趋势，及至到了二零一二年四月攀升到一个高锋。

傅良涛推测，这些电子档案的数量增长，除了证明犯人的行动随时间变本加厉以外，应当也与许静嘉的生活习惯有关。

最早有记录的音讯档案是许静嘉为了附庸风雅，一知半解地解说苏轼诗文的片段。李秉德收到的时间是二零一四年，而徐宁之等人同时收到的时间则是二零一零年年末。

傅良涛就是因为这一个音讯档案，较早前才推测犯人是许静嘉熟悉的人。因为在二零一零年年末的时候，智能手机在香港尚未完全普及，而电子档案的数量亦显示犯人当时只能对许静嘉进行有限度的监察。这一种局限正可能因为许静嘉当时所使用的并非智能手机。

这样一来，使用旧式手机的许静嘉便不能向对方传送语音讯息，从许静嘉所用的语境看来，录制这一段音讯的人，便应是当时正在与她面对面交谈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