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猛道：“皇帝有皇帝的考虑啊，李德裕太有能力了，可能也会威胁到皇权，为了保险起见，所以外贬。他一生历经唐朝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共六朝。一生仕途跌宕起伏，与‘牛李党争’纠缠不清，集清名与污名于一身的大唐名相李德裕。大诗人李商隐称他为‘万古良相’。”
独孤信道：“纵使他是万古良相，可私德不守，贻害无穷。范祖禹评价说：‘李德裕之相武宗……大中以后无能继之者。’范仲淹评价说：‘李遇武宗，独立不惧，经制四方，有相之功。’然而，李德裕虽恪守公德，誉满天下，却又因私德失守，招致谤满天下，污名留存。李德裕用权单凭好恶，这就很容易为自己招来非议。元和年间，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曾与时任翰林学士的吴武陵有过节。会昌五年，淮南节度使李绅弹劾吴武陵的侄子——江都令吴湘盗用征粮钱，并强娶所部百姓颜悦的女儿，而颜家的嫁妆其实是送给吴湘的贿赂。李绅认为吴湘所犯的罪状，依法应当处死。当时人们多认为吴湘是被冤枉的，谏官也呈请朝廷派大臣重审。然而，李德裕因与李绅交好，对吴湘有偏见，所以对此案‘以为无与夺’，既不复查，也不重审，就批准了李绅的奏章，处死了吴湘。可见，李德裕用权‘好徇爱憎’，有失公允。”
石猛道：“按说李德裕那样的脾气秉性，‘牛李党争’不应该是他一手策划与参与的。”
杨逍道：“这‘牛李党争’说来话长，它起于宪宗朝，当时，朝廷方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选拔人材，举子牛僧儒、皇甫湜、李宗闵三人在对策中痛斥政治腐败、贪官污吏的种种罪行，确实触及到当时的社会弊端。他们的策文被主考官杨於陵、韦贯之评为上等，要求朝廷优先录用。宰相李吉甫对此大为不满，认为三人的策文是危言惑众，诋毁朝政，向宪宗皇帝弹劾主考官杨於陵、韦贯之和复试官裴垍、王涯等四人评卷不公之罪。宪宗皇帝依宰相李吉甫之言，将杨、韦、裴、王四人贬出朝廷，举子牛僧儒等三人不予录用。朝野哗然，民情鼎沸，争为牛憎儒等鸣冤叫屈，谴责宰相李吉甫妒贤忌能，对朝廷构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压力。宪宗皇帝为了平息风波，于同年把宰相李吉甫贬为淮南节度使，把先前贬出的翰林学士裴垍召回担任宰相职务。经过这番黜升进退之后，朝臣之中自然形成了以‘直言极谏’考试为起因的对立派别，在此后的一切政治活动中均染上了对立两派的政治色彩。两派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活动，各有得失，历来论者均就事论事，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在元和年间，两派政治斗争的焦点是如何对待藩镇割据问题。李党主张平叛，牛党主张安抚。在这个问题上显然李党是而牛党非。由于宪宗和当权的宦官支持平叛，故此元和年间李党在朝得势。这一时期，李德裕、牛僧儒尚未进入朝廷供职，派系斗争色彩尚不浓郁，故元和年间还是所谓‘牛李党争’的初期阶段。后来，牛党人物礼部侍郎钱徽主持进士科考试，另一牛党人物右补阙杨汝土为主考官，录取进士一十四人。其中有牛党李宗闵的女婿苏巢、主考官之弟杨殷士、牛党宰相裴度之子裴撰等‘关系户’，他们均登甲第。前任宰相段文昌向穆宗检举此次进士录取不公正，有打通‘关节’的舞弊行为。当时李德裕及元稹、李绅均在朝担任翰林学士之职，穆宗询问李德裕有关‘关节’、‘舞弊’之说是否属实，李德裕表示肯定，元稹、李绅则异口同声地责其不公。穆宗又另派官员复试，结果原榜录取的一十四人之中，只有三人勉强合格。为此钱徽、李宗闵、杨汝士均遭贬逐。‘牛李党争’之始由进士考试而起，牛李二党结怨之深亦因进士考试而成。从此牛僧儒对李德裕怀恨甚深，牛李党争进入了斗争激烈阶段。”
石猛接着问道：“那出现这么大的误会，双方应该好好解释一下的，怎么后来牛李二党的斗争愈演愈烈呢？”杨逍道：“后来的事情我不太熟悉，还是让信儿哥哥讲给咱们听吧。”
独孤信笑着道：“李德裕体恤民情，关心百姓疾苦，在做地方官的时候，口碑甚好。长庆年间，任浙西观察使时，他废除境内规定祀典以外的寺庙一千零一十所、私邑山房一千四百六十间，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堵塞了朝廷赋税的漏洞，增加了国库收入。还上表敬宗废除了浙西进贡金银器皿及丝织品的诏命，受到百姓的热烈欢迎。他还主张强化朝廷权威，维护国家一统。唐文宗开成年间，他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第二年吐蕃将领悉怛谋将所统治的维州归附唐朝。德裕当即派兵接管，入驻维州。并向朝廷奏陈用兵制敌、巩固边防事宜。时任宰相的牛僧儒，认为唐与吐蕃已结盟好，不宜违约开衅，制造不和。唐文宗听从了牛僧儒的意见，诏命李德裕撤归驻维州之兵，并将降将悉怛送归吐蕃处置。唐与吐蕃虽然结盟，但大和四年吐蕃毁约攻唐，掠夺人畜，侵扰边境，唐朝单方面遵守和约，已经毫无意义了。牛僧儒对此事的处置，反映了牛党一贯的妥协退让策略。这件事大大激化牛李二人的矛盾。文宗驾崩的第二年，唐武宗李炎继位，建元会昌。牛党失势，李德裕自淮南节度使入朝为相，开始了李党独掌朝政的时期。李德裕深得唐武宗信任，唐武宗对他是言听计从。李德裕从政以来，从未有过这种‘风虎云龙’的际会时刻。是时回鹘在北方受挫，整个部落向南迁徙，过着艰难的徙荡生活。唐武宗采纳李德裕对该部落的怀柔之策，一方面给他们发粮赈济，拯救艰危；另一方面又明查暗察，防范有加。在处理唐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方面，这是一种正确的决策，当时受到好评。对于那些寇边抢掠，扰乱内地社会安定的部族，则采取极强硬的手段，予以坚决的回击。会昌三年，回鹘另一部族首领乌介克汗，率众大肆抢掠云边之北地区，李德裕立即命河东节度使刘沔与幽州节度使张仲武联合讨伐。刘沔部将石雄夜袭乌介克汗大本营，重创敌军，乌介夜遁，唐军取得重大胜利。唐武宗笃信道教，于会昌五年诏令废佛。李德裕从避免减损州县户口出发，积极支持武宗的废佛决定。当时毁庙驱僧，勒令返俗，从事农耕，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国家赋税的增长确有助益。李德裕这次入朝为相，虽然一派掌权，政由己出，毫无掣肘之虞，并且在平叛、破回鹘、废佛等方面做出巨大成绩，赞誉之声盛传朝野。但他在行使职权的时候，独断专行，排斥异己的作风，不仅为牛党所恨，也为宦官所不容。会昌六年，唐武宗病死，唐宣宗李忱即位，李德裕的厄运立即降临。唐宣宗一向讨厌李德裕飞扬跋扈的作风，即位之后即贬他为东都（洛阳）留守，并将李党从朝廷各级岗位上纷纷逐出，又将牛党的令狐绹、崔铉等人召入为相，牛党首领牛僧儒也返朝为官，真是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不久，李德裕由东都留守，又被贬为潮州司马，再被贬为崖州司户，大中三年十二月十日卒于贬所。长达四十余年的牛李党争，至此才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