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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章 曾是忠勇好儿郎(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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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这个桓温,平心而论,还真不可小觑,他比董卓不知道要强了多少倍。董卓的所作所为,当时的人和后世的人都是清清楚楚。他残暴的毫无人性,且被万千人唾骂和指责。

《晋书》中对北伐名将桓温有“挺雄豪之逸气,韫文武之奇才”的评价,让人心生敬佩。在波谲云诡、权力倾轧的官场中,桓温不仅能够脱颖而出,而且能够成为北伐名将,这与他非凡的胆识和过人的魄力是分不开的。

石猛道:“古往今来的很多读书人都对桓温非常的不齿,他们认为桓温是谋朝篡位的大奸臣,可是细想之下,这还真不一定。”

杨逍道:“我也说一说自己的想法,二位哥哥莫要见笑。桓温在历史上是个颇具争议性的人物。有争议,倒不是因为他的驸马身份,也不是他卓着的武功建树,而是他被后世指摘有篡逆之心。在我看来,其实这种说法很值得商榷,证据也不是很充分。因为这些言论都是来自皇宫内部,是东晋当朝的那些人的思想,老百姓才不管你这事呢。即便到了老百姓说三道四的地步,那也是从朝廷里传递出来的信息。换句话说,这是政治斗争的产物,自然有着不靠谱的一面。事实上,桓温在世时,并没有这方面的传言记载。只是当时的桓温威振内外,简文帝‘常惧废黜’(这都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明文记载的),简文帝一直害怕自己的皇位被桓温给废了。咱们要弄清楚:篡位是自己当皇上,桓温有野心,有专权之意,这个我不否认,但和篡逆还离得很远。因为简文帝本来就是桓温废掉司马奕后立的傀儡皇帝,即便是废了他,桓温也不一定会自己当这个皇帝。”

独孤信道:“杨逍说的还是有道理的。直接在公开场合说桓温想谋反的,是他的老对手,权臣司马道子,不过他也是在桓温死后才说的。一次宴席上,司马道子酒酣耳热之际,当着众人的面,对桓温的儿子桓玄说:‘桓温晚途欲作贼,云何?’意思是:‘你爹死前想作乱犯上,是这么回事吗?’这不过是一句醉话,并没有什么实际根据。况且这个命题本身就是一种假设。当时的长史谢重就反驳司马道子,说:‘纷纭之议,宜裁之听览。对那些猜疑的言论,您应该有所辨别。’司马道子连说:‘侬知侬知’,(此话皆记载于《晋书》)知道你还乱说!不知是何居心。’而司马道子说人家桓温要作乱,他的下场也没好到哪儿去。孝武帝司马曜在位时(桓温在司马曜继位的第二年就死了),司马道子与他‘酣歌为务’,并‘窃弄其权’。把人家皇帝司马曜给架空了,自己专擅朝政,干的也是桓温曾经干过的事,他怎么不说自己有谋篡之意呢?况且他‘官以贿迁,政刑谬乱’。搞得朝廷乌烟瘴气的,政绩比人家桓温差远了。如果说桓温有篡位之心,还有一个客观上的事实,就是后来桓温的儿子桓玄真的谋反了。然而,儿子反叛,不能算在当爹的头上。况且,那时桓温已经死了三十年了。桓温当年在路过王敦的坟前时,说‘可人,可人’!也被当做有篡逆之心的证据。其逻辑理论也很可笑:因为王敦曾经作乱,桓温夸王敦,那么桓温自己一定是想效法王敦。这不过是妄加揣测而已。事实上,桓温心里并瞧不起王敦。桓温有自己的偶像,就是当年的名将刘琨,和祖逖一起‘闻鸡起舞’的那位,后来做到并州刺史,在北方对抗匈奴大单于刘渊。但有人偏偏将桓温比作王敦。按说王敦在身份上可比刘琨显贵多了,他是琅琊王氏中的佼佼者,东晋开国大司马王导的从兄,东晋皇帝封他为汉安侯,掌管长江中上游的全部兵马,当时权倾朝野,无人能出其右。然而桓温对这种类比却‘意甚不平’,他的心里那是非常不高兴。因为他所欣赏的是刘琨那样的真英雄。有个例子很能说明这一点。桓温北伐时,遇到一个曾跟随过刘琨的歌伎,她对桓温说:‘公甚似刘司空’。你长得非常像我们那刘琨老爷。桓温听后感觉很是受用、舒坦。于是进屋好好收拾了一下自己的装束,在镜子前看了又看。回头再让那歌伎看,准备等着那歌伎好一顿的夸他。不想那歌伎却并没有像桓温预想的那么说:‘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须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声甚似,恨雌”。合着哪哪都长的都不像。桓温这一下子很受刺激,帽子一甩,衣服一扔,‘褫冠解带’,昏然而睡。‘不怡者数日’。唯一最有力的证据,是桓温自己说过的一句后世传为经典的话,那就是‘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成为桓温想篡位的佐证。然而,单凭这句话,就说桓温蓄意谋反,也太过武断了。不知道桓温说的这句话惹着谁了,这不过是桓温对自己人生的一种规划而已。虽说话说得有些偏激,表现的大起大落,那也只不过是太想出人头地的一种锋芒毕露。与曹操那句以讹传讹的‘宁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相比差远了。况且他说这话也没有对不起谁,只是在和自己较劲而已。就像现在一些立志博取功名的读书人,临走前对父母说,混不出个人样,俺就不会来了。成色上差不了很多。况且桓温此话的重点,应该是在‘流芳百世’上,而不是人们所注意的‘遗臭万年’。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能‘流芳百世’,桓温绝不会选择‘遗臭万年’。也就是说,后者是为了强调前者的,并不是桓温要实现的终极目标。即便‘遗臭万年’是侧重点,是不是就说明桓温想篡位呢?也很难说。真想篡位的人,谁会把那些对自己不利,容易落人口实的话挂在嘴边呢?刘裕倒是没说过这样的话,结果最后代晋建宋。两相对比,此话只能说明桓温有很重的功利之心,说明不了别的。功利心谁没有呢?最起码当时东晋朝中的大臣们谁都有,否则为什么他们不像陶渊明那样,去‘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呢?最重要的,是桓温毕竟没有形成篡位的事实。退一万步讲,他最多也只能叫有篡位嫌疑的人。桓温那句话不但不能成为其篡逆的证据,反而让我们看到其可敬的一面:那种豪气干云的血性。其实,桓温也的确是一个性情中人,他‘豪爽有风概’,感性多于理性。桓温自小便血气方刚,是个有仇必报的人。苏俊作乱时,桓温的父亲桓彝被叛军杀害,桓温‘枕戈泣血,志在复仇’,最后终于手刃仇人之子。那时他刚刚十八岁。桓温的血性,还充分体现在他的感性上。桓温是个很重感情的人,而且非常重孝道。桓温的母亲病死,他‘上疏解职,欲送葬宛陵’。在那个时候,请求辞职给母亲送葬,是典型的孝子行为。桓温主动申请辞职,也充分说明他的权力欲望并不是很强。桓温第一次北伐,走到自己做琅琊太守时的故地,看到以前亲手种的柳树‘皆已十围’,不禁感慨顿生,说‘木犹如此,人何以’!于是折下树枝把玩,‘泫然流涕’。其性情可见一斑。桓温不但孝,而且忠。打败姚襄,进入金墉城后,桓温‘谒先帝诸陵,陵被侵毁者皆缮复之’。其对晋室的衷心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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