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世领命征剿张迪乱寇，包括威胜军在内的五个军州皆出兵辅佐。

但汾阳、昭德、晋宁、盖州皆为匪寇所占，各路厢军溃散，逃兵四下乱窜无法收拢，惟威胜军两营厢军可使，除却留守兵力，大抵只有三千余军士可以参加剿匪。

作为通判的冯过，虽无明令要求其协同作战，却也是有此职责的，终究还是参与了进来。

对于此起彼伏的“起义”，他是发自内心的反感乃至于厌恶。虽说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这些所谓的“揭竿而起”固然有反抗统治阶级的腐败、昏政等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为了一己私欲，并非真的是想带领苦难民众翻身做主、摆脱噩运。

就拿最为轰轰烈烈的方腊摩尼教起义来说，真的是为了正义？

方腊为人豪爽，深得人心，又有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又是贫苦出身，于是有许多生活困苦的农民追随他。方腊起义利用了摩尼教，他自号“圣公”，与朝廷分庭抗礼。

尽管方腊之乱只持续了一年多，但是祸延六州五十二县，戕害百姓二百多万，他败亡后所掠妇人自他的巢穴中逃出，全身赤裸，自缢于林中的，相望百多里。

一方面，方腊“起义”是一场反压迫的阶级斗争，崇宁帝只知贪图享乐，把江山社稷全都放在乱臣贼子手中，以蔡京为首的官员把持朝政，加速了大定朝廷的腐败。

另一方面，方腊以摩尼教的名义招揽起义群众，所以在很短时间内，方腊就召集了大批起义主力军。然而方腊所信仰的摩尼教和中国传统信仰的儒释道不同，导致了方腊占领这些地方后对不信摩尼教普通百姓的迫害。随着起义发展，方腊集团的上层人物也开始腐化，上面所讲的“所掠妇人，全身赤裸”应该是供他们享乐。

所以，所谓方腊起义只是一场动乱。

历史上的大动乱都会导致大量人口死亡。

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农民大起义，重要战区的户口数大都减少了百分之八十以上，冯翊、西河、上郡、北地、朔方、定襄五郡的户口数则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以上。

东汉桓帝在位的时候，中国的人口是五千六百多万，但是经过随后的黄巾军起义以及董卓之乱，中原群雄的相互内战，到了赤壁之战结束的时候，中国的人口下降，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中国人口只剩下了一百四十万。

昌末农民大起义和改朝换代混战持续了十八年。十八年间，三分之二的人民死于非命，人口从四千六百万锐减到一千六百万。在混战激烈的地区如中原、关中一带，人民幸存的不到十分之一。

中国的正统文化当然包含了全部专制制度的意图和基因，然而它与底层文化的区别在于，它以王道和大同为面目，包装得比较得体，而底层文化却是对专制赤裸裸的欢呼和肯定。其实，农民从来不是专制统治的异己因素。

他们比其他阶层的人更具皇权意识，更崇拜权威。他们甚至比上层社会的成员更认同专制体制。或者说，农民们的专制性格往往比统治者还要鲜明和强烈。他们最豪迈的宣言不过是“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当如是也”。他们的家长制作风、权威主义倾向，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比统治阶级更甚，而他们的统治技术，更为粗犷。这就决定了，一旦他们掌握了权力，他们对阶级兄弟往往更为残忍，他们的统治手法往往更为暴虐残酷，他们的政权自私性更强。

那些为历朝历史研究者所乐道的“均田”“均富”等平均主义要求，和摧富益贫的口号，追其源头，这些思想观念最初却是由儒家的创始人首先提出来的，而不是由造反的农民发明的。所有的农民起义口号，都没有超出封建宗法制度的范畴。

中国历史上数千百次惨烈的农民起义，并没有带来基本制度上的突破和创新，没有为中国历史冲破循环状态提供任何可能。农民起义的目的，不在于摧垮不合理的制度，而是进行调整和维护那样的制度。它是一次大修，是一次保养，是一次升级，而不是一次革命和创新。农民起义只是专制主义释放矛盾的一种调节机制。农民起义如同越狱，而每一次越狱之后新建起来的牢狱，就设计得更为科学合理，抗爆性更强。农民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比以前更严密的控制，是更坚固的监狱，是更好的驯化，是国民性格上的进一步退化。

农民是最为安分的一个群体，他们知识较少，生活安定而少变化。因此，不到万不得已之时，他们是不会起来反叛的。何为万不得已之时？是为其生存都保障不了之时。因此，农民起义中的大部分人，是为了生存而战。这也就决定了，他们的补给方式是掠夺，他们的作战方式是流窜，他们很容易被招抚。他们缺乏知识，亦缺乏儒家之类可作为政治蓝图的东西，于是往往没有一个坚定的政治纲领和指导战略。这些局限性使他们难以真正发展壮大，即便壮大起来，仍然可能如无头苍蝇，难觅方向。他们携带着农民的习性，重视实利，而非长远利益，亦难有高尚情怀，难免充满自私自利的气息。这一切都阻止了他们的发展壮大，使其难以走向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