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起义势力在治理地方乃至治理天下中也处于劣势。刘邦当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他善用人才，处理的相对比较好。而其他的农民起义领袖，则多不善于此。

而且，农民起义的破坏性巨大，对文明的进步往往有阻滞作用。在打天下过程中，农民起义破坏性大，这缘于他们的动机——求生存，求财富。特别在起义初期，他们为生存不择手段，掠夺是常事，肆意杀戮也不罕见。这些都对社会经济与文化造成巨大破坏。而当其得到领地建立政权乃至统一天下之后，往往仍不能引领文明的进步。为何呢？其领导阶层多出于平民阶层，甚至是最为穷苦的民众，由于客观原因，他们往往缺乏知识，并且对士大夫阶层多持仇视轻蔑态度。而千年中华文明的主要传承者和引领者正是士大夫阶层。农民起义者执政后，往往不能真正尊重士大夫，对经济文化的发展多有禁锢举措。

这些都是那个时空的后人所总结的，大致反应了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成败得失，可谓是一语中的。

说到底还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如方腊、宋江、张迪之流，打着“均贫富”、“替天行道”之幌子，实则只为牟取个人利益，比之腐败朝廷、贪官污吏更为可恶。

尤其是那张迪，“河北田虎”，果然是人如其名，何止是劣迹斑斑，简直是为祸一方、作恶多端的霸王，平素鱼肉乡里、作威作福，勾连权贵坏事做尽。一旦东窗事发，主子们如烫手山芋般甩锅尚嫌不及，又怎会不识时务的再包庇？他倒是个狠人，那就干脆一拍两散，落草为寇尤觉不够，索性占城为王。

虽然所谓的“晋王”号称麾下有十万大军，但其中大部分是被裹挟的贫苦百姓，根本就无即战力可言。

在冯过看来，招安于对张迪此獠无异于放虎归山，就当一棒子打死，以免再成祸害。

坏事做尽，一个招安投降就能洗白脱罪，甚至摇身一变成了有官身的公人，这岂非太荒谬了，但偏偏就不止一次的发生了。这样的大定，真的是够颠覆三观的。

在剿匪一事上，宗泽与冯过态度一致，同样主张绝不可轻易放过张迪等罪魁祸首，否则会让民乱之势愈演愈烈。

关于如何征剿，三人讨论了一番。

张光世认为难点在于，张迪侵占四州数十县并分派心腹信任之人守城，而朝迁征伐兵力只有一万，自是不能分兵出击，但若集中一点，又恐贼寇据城待援，又或趁乱遁入莾莾大山，再想擒获则难矣。

见二人并无良计，冯过咳了声，说了四个字：“示敌以弱。”

宗、刘齐齐望向冯过，等着冯过往下说。

冯过组织了一下措辞，慢慢的说了他的建议。

张迪起事以来，所到之处官兵一碰即溃，到后面更是望风而逃，导致数十县落入其手，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如此一来，官兵给张迪造成的认知是不堪一击的。（冯过没有明言的是，所谓的“晋王”横扫各地厢军，说到底只是菜鸟互啄，只是厢军更怕死而已。）是以，实不必担心张迪会弃城逃窜。而乱匪占据数十县，只集中力量攻汾阳一点即可，只要擒获张迪，余者自会溃散。至于说担心张迪会据城死守待援，只要速度够快即可。具体之计，可以厢军佯攻汾阳之外各处，一万禁军挑选精锐攻汾阳，余者扼住逃向群山的关口。张迪盗贼始终是乌合之众，攻城时可佯装失败而邀击他们，届时敌势必然混乱，再以骑兵破阵，可以攻取也。

听罢冯过之计，刘光世沉吟片刻，笑道：“改之真乃文武全才也。”

宗泽也是面露嘉许，频频颔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