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素履”，即坦荡的入仕胸怀与心态。 《周易》“履”篇讲述的是“仕途”。用“履虎尾”来比喻“武人为大君”的险恶政治环境。君子只有“素履，往无咎”。意指“心地纯朴，品行端正的进入仕途，没有灾祸”。“君子”有了心底的纯朴品行端正的胸怀与心态，就“履虎尾”不被老虎伤害。比喻在仕途上就没有危险。《周易》显然又把“道德”变成了“君子谋略”的决胜法宝。即以“道德性”去克服政治上的险恶，去应付政治上的险恶。才能使“君子”在政治上保证立于不败之地。讲“君子”的道德性实与政治性相关联，这与那个时代所决定，即分封下的王权体制所造成“君子”（统治者集团成员）面临着的政治风险。先儒想以“道德性”克服政治风险，才有如此的“君子”应具有“道德性”的建设内容。把“君子”的“道德性”看成是立国、治国及战胜政治险恶的不而法宝。所以“素履”也是君子应遵循的一种行为准则。
4、“谦谦君子”，即“君子”应保持谦虚又谦虚的品质精神。《周易》“谦”篇是专谈“君子”的“谦虚”品质问题。《谦》篇的全文是：“谦，亨，君子有终。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鸣谦，贞吉。劳谦，君子有终，吉。无不利，伪谦。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谦虚”是“君子”应有的“道德”内容。君子有了谦虚的道德上的名声，才有利于“行师征邑国”。这是一语道破“君子”具备道德的天机。“君子”道德性的目的是“王天下”。这是《周易》作者十分明确的意图。“君子”的道德性建设，是在于政治的目的。“谦，亨，君子有终”(谦虚，才通达顺利，这是君子应始终保持的)。“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谦虚又谦虚的君子，由此能在大地上建功立业，吉祥）。“鸣谦，贞吉”（有了谦虚的名声，前途吉祥）。“劳谦，君子有终，吉。”（勤劳又谦虚，君子应始终保持这种行为准则，吉祥）。“无不利，伪谦”（无所不利，这正是君子努力发挥谦虚行为准则的结果）。“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有了谦虚的声，有利于兴师征伐采邑与侯国）。
谦逊本是人的一种品质修养内涵，谦逊与不谦逊只是一个人的涵养问题。谦逊属于道德范畴，并不属于政治内容，即不可与政治挂钩。 “君子”表面谦逊但内心并不谦逊，也实在难以分断。《周易》作者把“君子”的谦逊与政治挂起钩来，在作者看来“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即有了一种好名声，就有了资本与资格，就可以兴师去攻城略地建立大业了。“内圣”的目的是“外王”。“君子”的道德性目的是取得名声才有了实现政治资本。“君子”的道德性目的不在于是完善自己的人格品质及修身养性，达到精神境界上的精神自由与精神享受。而道德的目的变成了政治阴谋，犹如权利不是来自于武力，而是来自于谎言的说法。总之，“君子”具有道德性的目的是“治国平天下”。
《周易》里建构的“君子”是个政治角色，“君子”的道德性之目的是通向政治舞台。故《谦》中表述的“君子”谦逊性，是为了实现政治目的。这是先儒把道德与政治视为一体的治国理念，对后儒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5、“中行”：不偏不倚的行为准则，即后儒中庸之道的先声。《周易》里的“中行”同样是为君子讲述的道德准则。《周易》“泰”篇：“包荒，用冯河，不遐遣，朋亡，得尚于中行”。中：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叫中。行：指行为。中行：指不偏不倚的行为。正是后儒提出的中庸含义与《周易》里的“中行”含义是一脉相承的。“得尚于中行”是指崇尚于不偏不倚的原则去行为。这是告诫“君子”为政不结私朋党，不偏不依无过不及的原则去行为，那就像渡河有了护在身上的葫芦做保障就不至于沉于河里的道理那样来比喻。显然把“道德性”看成为政治行为的维护与保障。《泰》是讲述事物由小发展到大的道理。君子“得尚于中行”，事物的发展就会由小到大的发展到好结果。“君子”遵循了“中行”的行为准则，才是“泰，小往大来吉亨”的结果。在《周易》作者看来政治结果的好与坏是以“君子”（统治者）道德行为分不开，这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普遍的认识观。
《复》中讲“中行独复”，意思是持中行正，归服正道。《复》篇是通过道路来比喻按成熟的经验办事。《复》里的“中行”就是不能偏离正道，保持不偏不倚。“中行独复”是君子行政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若“迷复”（迷途难返）就是凶的结果。“君子”行为与行政有着极大的关系。但如何“中行”，即保持不偏不倚的行为原则，在君子行政中，是很难操作的。道德性不是法律性，无法形成条文去操作。“君子”以道德治国，无非是建立在对被统治者的“小人”给于体恤与关爱。“君子”之道德的体现所面对的对象是“小人”，这本身是在一种不平等的主体之间要达成所希望的和谐。思想家提供的思想是为君子提出的“道德性”建设，则是通向与“小人”和谐的桥梁。“道德”是实现治国安邦的纽带，“君子”与“小人”本是一个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即不平等的主体。如何让两者（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达到和谐，即共享‘天下’太平。先儒建构了“君子”之治，而后儒建立了“王”行仁政思想。这是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核心，这就不可能产生出平等主体的思想来，也不可能产生出像古希腊智者派提出的“契约论”思想。古代思想家只能针对统治者主体，反复阐述道德理念，认为只要统治者有了道德性，对百姓仁爱，‘天下’就会太平。这就是中国古代哲人建构的道德政治乌托邦。只有主体者实现了平等，才能真正彰显道德的魅力，否则“道德”治国论，只能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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