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出校之後，屡为受难，至今犹为之初，甚或不及当时也。出校二十二，今二十六，年齿之犹长，而功业未建，与父母言说，甚觉我之无能也。昨夜难睡，又故熬夜一晚，由下午五点许乃起，年年岁岁以如此，安得成功？念当时之际遇及後之诸事，发见所不能者，尽皆于我也。盖自少时懒读书，未能知生活之艰辛，以致於专科，校中两岁，皆未能一一如是心也。专三出世渝北，又六月折返领毕业证，至此读书之时已终，而心神尽皆於职业求财之中。邀想当时，慾以网文作为玩乐之别章，恰逢以时遇，故签约一书，其後懒懒又见识过少，十余万字即完结。後之时日，不再拟作，纵作无非写几开头，便然而弃，此终不能入网文之门径者也。虽然网文不甚为意，而生活之困顿仍得於此，故二年之间，先则以渝北，又行於璧山，又或与巴南，与友几人闲闲逛逛，此终不能为事耳！璧山之後，又与萧往曾家就职事一月有余，便然而出，余思量不可如旧，慾求之以网文寻一出路，然数月之间尽作数万，又不愿如此辛累，故一再相退至今日也。自去年事後，便然决定今年寻事予职，作一安稳，以主业，而网文视若副业，但数月之间，因思扰心，而识力确然低微，不能为他人用，故今仍坐困於此。
念去年姑侄及姑爷来，父母为之愁苦，其之所愁苦者乃金钱也。一两月之间，去一万有余，实非一家之所能承受也。後走，余始寻职於九龙、渝中一带，奈何非人所望，而予无能惟之所寻此般之业也。即今之况，而一再花钱而所无进取，此乃坐而待困，非行世之法也。但若寻职一去，亦非我之心愿。我深知我今年岁之长，而事事所不能成，若一再如此，有缺便去，无缺便闲，纵我一生绝无多大成就。父母之一生，已然行半，其少时务农，因困务工，至今仍居工地之上，父母之不愿我走旧路，慾使我能得一轻松养薪之业，然余有负父母之重托，有负之父母之厚恩，我真真无能矣。时年二十六岁，未能娶妻生子，亦不能使父母颐养天年，至今仍劳作不止，而我却坐困家中，惶惶难以终日，此何为乎？此自我之犯贱，乃然使父母愁苦於此也。
夫以为人者，当自强自立，我几时行过此言？每当振作精神慾事，两三日泄之气，如此如此，焉可成事。今不当以为，日後何如？我自幼愚钝，浑然不知世事，其人情世故者，不及予弟，而勤劳致本又不如父母。我为父母之长子，弟之兄长，慾日日夜夜以此，怎能为父母之长子？怎可为胞弟之长兄？父母为我之烦忧，弟亦为之忧也。父母、胞弟之忧我之职事、婚姻，职事今不能以安稳，而婚恋之事，又觉余乃古人一般，不肯如俗人之娶妻，苟活一生而已。余行年无能，其贤良淑静之女儿，绝非我能识见，若识也亦非视我为嫁，故余今绝婚恋之慾。我实不愿实不能苟活一世而拖累妻儿，妻儿受我之累，怎能为夫？怎可为父？若此一生之寂寞，又何尝不是妙事，我终未害一好女儿，不使之幽怨，亦不使其二受累也。
今世狡诈，余不堪其烦，所尔处世，各生异心，使得其语之甜蜜，暗藏腹剑之慾心，纵得一时之荣贵，纵立之最极端，有何益乎？举世不能解我之忧患，举世而不能知我之心，何谈人之独在？何谈为人之自由？其天理之犹如此，人世岂能将违？世人之问天，天所不应，问之於人者，人所不语，其一人之思不能扰一人之动，一天不能动一人之思，天犹是天，人犹是人，天处人之上，人处天之下，天之见人可谓久矣。人之所见天者可为稀矣。天能见人之小，人不知天之大，是夫天知人之无耻，而人不知天地之视世也。此予之第一病，乃过分看重於己，而不能见天不能见人。其第二病者，乃乎空思，为人之空思者，其先思无非其是其非，实在其行於否？思若可以行，行或转以思，思行之间实为人之要事，余常思常想，然多不行，若思了便做，做了不行便然又换，何有今日之困苦？何有今时之忧患是也。其三乃在其行，思了所行两三日，便弃之无物，而又徒闲闲使人又复思复行，此终非成事之法也。考量当今之情况，必以寻有一职，暂积金钱，其所欠款一一清空，此眼下最为重要之一事。但此绝非长久之计也。今天下何则如此困苦？余真真所不能解？观诸世局之变换，而察人之行为，或寄之於文，发之於思，而非我一穷人所能知也。
明日，父母归，必又将责我，此予之必受也。若能以此责我，能宽慰父母之心，十倍百倍之辱亦何不可，况我出生及今，若非仰望父母之德，安有今日？事之犹此，若年年此般，有何用乎？逐为向上，乃可为父母解愁也。为人子者，不察父母之艰辛而反使其受累者，莫过於我也。余枉求圣人之说，而违圣人之门风，此我之罪也。子不孝者有三，全然皆违，余罪孽深矣。此後之时光，当赎罪，当革新换面，当重立为人，才可以解父母之忧虑，使家境能富足，而有佳言笑语，此为我之所想，应奋力以此而行，若非，则一生受穷苦之厄，终生为生计而苦，此绝非我之所愿也。今父母归，余想见又惧见，若富贵我何至於此，相反贫贱，而终使不相容矣。宋之问怯乡诗，乃余当前之心境也。明日应於何言？我亏欠父母过多，不知如何才能偿还，或今生所不能为也。
论当今之境况，与古人何如？夫子布衣，十五而志於学，弱冠後举国闻名，虽困之仕途而不顺，而教之三千弟子，有贤人七十二，晚年修作《春秋》，传道于今，可谓至圣！秦王政少即位，窥宫禁之阴斗，後，十年一并天下，其功盖三皇，功过五帝，为亘古之未见，其始皇之名传迄於今，可谓大哉！太史公迁承父命，身遭大刑，列宦官之行在，其心志何等之坚韧，而《太史公书》终可能见，以百家之言成一家之书，可谓史也。此三人皆传百世之名，余不及也。余乡间之一草民，仰赖父母之幸，由致於今日，若不然，则世安有我之存在？何谈今日所书之烦忧也。今嚣嚣之世，哲人生其间，必绝其思，泯其想，其哲人之道至此绝矣。斯文之道，至此亡矣。文化之所能大哉！乃为人之精神之超然者也。然今天下困厄於天下之经济，而为人之精神荡然无存，故君子之风越发难之，而淑女之道越受贱焉！其来种种，非我之能所思量也。除天下之事外，而思我之内外，外之丑陋，内无之以精神，能有今之下景，实咎由自取，此亡己存身之道，而失为人之根本者也。
今何以为？子曰：“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今二十六，其三十不远矣。其立业之道於何？三十不曾於立，四十以何？五十将为？一生至此而去矣。人皆有寿，寿尽必终，此天理而已，非人力所能强哉！是莫以我，其不知我何谈知天乎！曹孟德诗曰：“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我之所言，怎如孟德之胸怀，何及刘梦得之雄风哉！刘梦得诗曰：“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以此诗之风气，洗我之卑屈，除我之懦弱，自此自警，以言行为之一也。如此，父母与幸！家社幸焉！